新诗的产生与价值虚无

中国新诗出现的前后有几件事值得注意，与其品质有密切关系。一是1905年废除科举和1911年帝制形式上瓦解，儒家经典不再成为中国文化的“经”，道政学三统俱灭，（注33）此后知识界竞相引入川流不息的西方近现代思潮，而对其学术之源泉缺乏深入了解，在对中国传统的解释上，亦重构出先秦诸子，思想进入空前自由、多元的时代。二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世俗文学中早已出现白话文或近似白话文，如《红楼梦》，新教传教士从西方人的传教经验及现代民族语言观出发，以白话文（官话）翻译中文《圣经》，（注34）它们或间接或直接地会影响到白话文运动。三是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也正是传统的怀疑者和推翻者，如胡适（注35）、陈独秀（注36）、鲁迅（注37）等人，他们出生于旧时代，熟悉经学但反经学，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学习新西学但反旧西学（学的都是当时西方流行的叔本华、尼采（注38）、实证主义那一套，它们本身都是反对基督教的），导致新诗一开始便与反中西传统价值相连。（注39）

所以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反经”和“无经”之运动，而跟明清之际基督教东来时融合儒耶经典、以科学辅传教完全不同。五四的“失经”是双重的：胡适、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学到的是现代西方思潮（启蒙主义以来的），它本身已是反对基督教之经的产物，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持现代主义的态度；他们既已从现代西方思潮受到了一副怀疑传统的眼光，则用来针对自己的传统时，便是疑古、反古，对儒释道持批判的态度。于是由西学学统中的古今之变，经留学运动而产生“以西解中”、“汉话胡说”，从而导致中国学统中的古今之变。说中西问题为古今问题，既对也不对。因为就西方来说，确有古今之变，但就中国来说，则既有中西之争，又有双重的古今之变，是一个“奇难杂症”。相形之下，西方单有古今之变，其变化要单纯得多。

作为从旧学中反叛出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集中表现，新诗从一开始就最能体现其内容上的“解放”和形式上的“白话文”化，其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是内在的：内容上，以自然情感（注40）和新来的西学（注41）（西学也是现代主义的西学，不是旧西学）反叛旧礼教，反叛孔孟及其他旧传统，抛弃以往之“经”和“道”，斥之为虚妄；形式上，以下里巴人的白话文反叛千百年来的文言文、诗词曲。《女神》和《蕙的风》能风靡一时，正因其与新文化运动精神合拍。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反叛传统的产物。但能否在“破”的基础上“立”出一代“新人”，则尚是个疑问。

既已失经，则从胡适开始，新诗的精神气质便多是儒家之外的、转译的现代思潮，浪漫主义（郭沫若、汪静之、徐志摩）、象征主义（李金发）、唯美主义（邵洵美）、现实主义（艾青），现代诗人几乎都成了外国诗人或诗潮在中国的代理（如冯至、卞之琳、穆旦背后都有里尔克、歌德、艾略特、奥登等人的影子），每一个潮流都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价值观漂移不定，随政治环境而转变（这从四九前后几乎所有诗人诗风转变就可看到）。（注42）

在语言上，传统诗律既已抛弃，对国外诗律又学习不够（如波德莱尔等现代派的诗诗律严谨），新格律虽有新月派作过一些尝试，但从总体看，汉语新诗是自由体的世界。这导致在形式上，新诗总体上与散文趋同，而于新律不太关心。许多诗去掉了分行便与散文无异。

胡适一代尚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他们本人的旧学根底深厚，又大多在西方留学过，因此对于中西古今传统尚有亲身的理解，但数代之后，尤其四九年后，经过国家教育持续而全面的革命，至七十年代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全然“不中不西”，既没有传承中国传统，也没有学到西方传统，只有一个革命传统。（注43）这导致了在文革中年轻人（如“今天”诗群）只要能读到几本转译的内参书，写几首仿作，就足以傲视同辈，高出同侪，那一两代诗人实为百年间我国学术功底、思想视野最贫乏的一代，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会“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出现了“狂热”的“文化热”，因为那时实在是太贫乏了，也可以理解为何一时出现了与“五四”后相似的思想盛况：（注44）旧经既毁，新经难定。信仰真空，诸神出场。百家齐鸣，思想多元。轮番上阵，各领风骚。精神虚无，在所免难。普世宗教，适应社会。偶像粉丝，小众团体。

反映在新诗上，诚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就是新时期新诗出现了在思想与形式上跟五四后新诗演变的“对应性特征”。（注45）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国门敞开，视野大开，原定于一尊的写作套式被突破，出现了探索不同写法的空间。这主要与两次思想运动的历史情境、诗歌写作的环境相似有关。新时期诗人在学习西方古今写法的同时，也能够探索民国诗史，重温白话诗运动以来前辈们已有的成就以资借鉴。

但如上所说，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五四一代吸收西方现代思潮时，尚有旧学底子，（注46）但新时期诗人则几乎是对“家学”一无所知或隔膜很深的情况下（部分是受了五四以来批古疑古的影响），跟全球化汹涌而来的西方世俗文化“接轨”的。古典教养在西方业已衰残，但尚在宗教生活和大学建制中得以部分保留，在中国则可以说奄奄一息了。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大部分当代中国诗人与现代中国诗人相比，虽在技法上有所长进（因为这是容易学的），但在精神气质上难得超越。剥掉词语游戏和一些小感觉外几乎剩不下什么。（当然，这不排除个别诗人达到了相当高的综合水平而超越了前辈，这有赖于个体的努力。）

诗人归入基督教的思想上的可能原因

作为一个亚文化“小众”，诗人对于各种思潮、价值观、倾向有着先天的敏感，实验形形色色生活方式的都有。一些诗人有感于时下诗坛的混乱，而寻找信仰并找到基督教，在动荡不安的怀疑、虚无之海里找到方向和舵盘。其内在的原因可能是：

一，基督教为其个人生活提供了指针和意义，为其行为提供了伦理支撑，为其心灵带来了喜乐和平安，为其社会生活带来了健康的交往形式，为其对于公义和爱的诉求带来了力量和倚靠，而这是别的世界观系统难以为他们提供的。（注47）

二，与此相关，基督教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意义，为他们的写作行为本身赋予了意义，为他们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完整性提供了基础，从而避免了碎片化的无意义写作和无厘头的意义稀薄写作。西方基督教诗人的杰作，无论在结构的复杂，气度的宏伟，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深邃，还是在技法的熟练上，无疑都为他们提供了典范和标准，而不为当前零碎化的诗潮所迷惑。

第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观看世界的角度应当具有独特性，而基督教在汉语诗歌中恰恰能够提供以往中国诗歌欠缺的超越的角度，从而在普通的词与物之上加添了一层光辉，这使得其诗具有了区别于普通诗人的特质。如果说普通诗人的观物角度是二维的，那么宗教诗人则是三维的，基督教尤其如此。无论在对社会、个人还对心灵、事物的看法上，基督教信仰都使诗人获得了一种距离，一种立场，一种“观点”，而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存在的侧面。我想也许对于一些诗人来说，是这点使他们对基督教着了迷。

当然，在实际的生活和写作中，诗人都是难以被一种世界观归类的。他们虽然多因性格的原因（性之之近）而在思想上倾向于某一种宗教，但生活的实际总会使他们有超出观念之处。比如陶渊明、杜甫就很难说是纯粹的道家诗人或纯粹的儒家诗人，而是各种因素都有，这只能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人性高于教性，生活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注48）他们通过突破教条而丰富了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