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生态大变局
如果将中西思想生态史作一个对比,用城市发展来打比方,则西方在五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新思潮和新思想范式是以“新街区”、“新城区”的方式衔接、镶嵌在老城区中间和周围的,各种思想都基本能和平相处,得到保留,而中国在一百六十年“压缩式的”“被现代化”中,则出现了“拆除老城建新城”,“不破不立”的现象。各种思想都倾向于以“原教旨”的“革命”面目出现,不能容纳也不能见容于其他思想。思想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明清天主教由于“礼仪之争”(涉及皇权与教权之争)而丧失在华发展的黄金期。晚清时,基督教骑在炮弹上飞来,被人们视为洋教,发展缓慢。就知识阶层的反基督教运动来说,晚清主要是从维护儒教正统出发的,其理据是儒教义理,甲午战争尤其义和团事件后,大规模留学运动兴起,新知识分子或在欧美或经日本(注23)接触到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其眼界已与晚清康有为一辈经过传教士之手接触“西学”(注24)不同,其反基督教的理据逐渐转为“科学”。(注25)1905年废除科举和1911年清帝逊位,标志着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家道统政统学统的断绝。与上一辈知识结构大为不同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五四”正是这一代世界观在历史情境中的爆发。(注26)非宗教思想、无神论由欧美传来,新知识分子视西方基督教和本土宗教为迷信,这在“非基”运动和“科玄论战”中表现明显。(注27)新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思想时只重现代思潮,以“科学”主义这把双刃剑既切除了基督教,也切除了自家传统(打倒孔家店,非基,非宗教),他们虽然自身没有多少科学素养(当时反而教会大学及其学者科学素养深),但在激越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中,“唯科学主义”占据了话语霸权,导致随后几十年思想双重的生态失衡。(注28)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失去了天敌的环境中生存,有些反常地发展,变成了一种信仰,而不容反思和批评,这与生物界的生态失衡相似。在许多事情上本来儒释道是可以与基督教互相支援的,比如它们都注重人和自然的超越价值,不会受唯科学主义的裹挟而肆意妄为。尽管如此,四九年前在普通民众层面,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基督教仍然相生相克,尚维护着一个宗教生态的平衡。
四九年后,作为信仰和教条的唯物论和作为反科学的“唯科学主义”通过国民教育成为中国人压倒性的世界观。三十年的法俄式无神论教育和反传统教育,不仅基督教,所有其他宗教和世界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代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个思想和教育背景,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何今天中国呈现出如此的精神风貌,而诗歌写作竟然是后现代、肉体主义横行,这即使在后现代的发源地西方,也没有如此兴盛。因为在西方,始终这种新兴的小思潮要受到其他思想的制约和制衡,不会急遽地一下子就放大成为很多人的思想和生活实践。
新时期基督教的发展
当代诗人归入基督教的原因,有宗教上的一般原因,也有基督教的特别原因。
宗教上的一般原因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总会有多元的宗教上的、灵性上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社会渐趋于正常,无神论教育虽在继续,但政党信仰基本破灭,社会陷入信仰真空,于是各种宗教的信徒都在增多,诗人们自不例外,因此出现有佛教的、道教的、基督教倾向的诗人,这都只不过是在恢复社会平常的状态而已。
基督教的特别原因则有很多。如果与晚明和晚清的传教环境相比,当代基督教已没有了以前最大的几个传教障碍:儒教作为制度早已彻底消失了,士大夫为卫道而攻击基督教的行动没有了;释道和民间宗教被当作封建迷信扫除了;引起“礼仪之争”的传统礼仪普遍不被遵守了(而且基督教对此已作了调整),因此本土宗教的制衡淡化或消失了;同时,国家独立后,基督教早已“三自”,洗掉了洋教色彩,成了国人自己的一个宗教(吊诡的是,一些人信教反而是冲着洋味去的);国家早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着大国崛起,谈不上有什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威胁(反倒是西方兴起了中国威胁论,视孔子学院为文化渗透了)。同时,与晚清民初儒教消亡给思想自由和混乱留下了极大空间一样,改革开放结束了文革极左的意识形态,扫除了儒释道的源于启蒙主义的政党信仰破灭了,因为人们认识到,无神论在文革中反而造就了对人民大救星的狂热崇拜。
面对同样的环境,各个宗教反应的模式不同,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的发展得快,消极被动的就发展得慢。在外部环境上,中国这三十年赶上了“全球化”,其时各大宗教都在利用交通、交流和资讯的空前便利加速传播,如佛教、伊斯兰教在欧美也传播得很快。基督教本来就是世界最大宗教,目前在第三世界的信徒人数业已超过欧美,已摆脱“西方宗教”的绰号,而成为一个“南方宗教”。(注29)其在中国传播得快也是自然的,尤其新教。这跟它在传统的建制之外,以小群、熟人间方式传播的灵活性有关。
新时期以来的基督教文化热里,一些“文化基督徒”和基督教研究者(注30)侧重于介绍和翻译基督教文化经典,可以说是在补课,是在做正常社会本应该做的事,以便于我们平衡地、宏观地了解西方的思想源流。“第三次鸦片战争”(指八十年代关于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不同解释)、韦伯热、基督教热,使人们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动因。基督徒诗人们应当从此中得益良多,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基督教文化热的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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