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世界观生态的现代变迁与基督教诗歌

西方“三分天下”的世界观生态

在古代，由于地理的分隔及交通的不便，各个地方的人们形成了相对稳定和独特的文化（其中宗教占了主导的地位）。希腊、印度、中东、中国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体系。在每个文明体系内部，都有一个或几个占主流的世界观，它们之间有一种生态平衡般的张力，如中国有儒、释、道之间的平衡，西方则有基督教、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的平衡，它们相克又相生，成为一个整体。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东渐，其所固有的世界观也在近代民族主义语境中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世界观发生冲突、激荡和磨合，导致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西方思想渊源可说是“三分天下”：（注19）一，由希腊自然主义演变而成的科学主义，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一切自然及社会、人文事物。随着现代科学的巨大进展，尤其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宇宙学、天文学的最新进展，使宇宙的来龙去脉获得了以往神话、神学、哲学无法获得的一些答案，使它们都变成一种“玄想”。自然科学有其适用范围，但科学“主义”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张到人文社会领域，就多有不合理之处，如社会生物学以“自私的基因”解释一些社会生物的“利他行为”就是南辕北辙。二，人文主义，由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经笛卡尔“我思”和康德“哥白尼革命”确定人类主体价值，到尼采以个体我来观看世界，推翻基督教“上帝”而以个我重估一切价值，并自我摧毁了启蒙主义对于“人”的宏扬，导致现代虚无主义。实践上，法俄大革命堪称启蒙主义的现实化，而当代后现代之无价值标准是其结果之一。三，基督教，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世界万物在神的计划里各有其位置，人的行为、伦理与社会实践，在神圣的创造中自有其意义。为迎接近代科学的挑战，适应现代文化，基督教神学在近代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出现了基要派、福音派和自由派三种倾向。

宗教改革运动消除了教会中心主义，个人获得解释经典的权力，知识界逐渐转向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其后思想界逐渐偏离传统的三一论而发展出独一神论（monotheism）（牛顿）、自然神论（启蒙主义者）、泛神论（斯宾诺莎）、不可知论（休谟）、无神论（费尔巴哈、马克思），最终是要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虚无主义（尼采的本义是要反他认为遮蔽了人的真实存在的柏拉图及其基督教版的“虚无主义”，但他本身又引发了更深广的虚无主义），威胁到包括基督教和近代形而上学哲学本身的一切价值体系。但基督教即便在今日也依据政教分离原则，在西方民间占有支配地位（美国尤其明显）。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尚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三分天下，有一个平衡的思想生态，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三方彼此辩难，促使对方深刻反思自己，同时提高了公众对自然和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兴趣。如当代英美基督教哲学的代表人物普兰丁格就呼吁基督教哲学家力挺基督教价值在文化中的地位，并全面地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如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提出反驳，为基督教辩护。（注20）

普兰丁格曾数次来华，今年（2009）6月刚来北大参加过“科学•哲学•信仰”的会议，发表论文“科学与宗教：冲突究竟何在？”，一步步论证当代进化论不仅与有神论信仰并非不相容，反倒自然主义（不信有神，但自然主义本身已起到准宗教的作用）与进化不相容。该次会议亦邀请了哈佛、剑桥等英美最优秀的物理、天文学家等方面的科学家来畅谈其宗教信仰与其科学研究为何不且不排斥而且是兼容的。（注21）按照我们长期接受的沿自法国启蒙主义和苏俄唯物主义教育，宗教与科学是冲突的，科学的发展必然导致宗教的消亡。但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是可以遽下结论的。否则科学最先进的欧美早就应该是无神论世界了，但欧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神论者（欧洲体制教会的衰落不代表有神论信仰的衰落），据1997年的调查，美国科学家中39%的人仍相信位格神的存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是当今西方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1990年代出现的相关文献是1950年代的三倍，达到每年200多本著作。这可能是因为科学与宗教之间还有一种互相促进、互相激发和支持的关系，它们和人文主义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良性的思想生态。（注22）不仅基督教与另两方发生对话和辩驳，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也有冲突与对话，在孔德眼里，哲学跟神学一样也是一种过时了的东西，而柏格森则高举自由意志的大旗，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反击。斯诺《两种文化》所说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隔阂加深，这种分裂恐怕到了今天尤甚。人人持守着自己那个专业领域，以为最高真理，贵己而贱它，此是而彼非，画地为牢。但他们之间的对话、辩驳和交锋，倒也维护并磨尖了理性，使西方思想界始终保持了一种张力中的活力。相形之下，借助政治化意识形态打压被视为“落后迷信”的宗教及其他思想异端，只能导致心灵的闭塞与理性的荒漠化，出现精神生活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