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共活了66岁，他的生平经历很丰富，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介绍他的生平，我只介绍他一点。他66岁的生命历程，当他走到2/3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44岁那年，也就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那年7月29日的晚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苏东坡还不叫苏东坡，他仅仅叫苏轼，字子瞻，东坡是两年以后才起的号。

那么，这个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我的家乡江苏无锡的太湖上，他在一艘船上，他此时的身份是朝廷的钦犯。前一天（7月28日）朝廷派钦差到浙江的湖州，当时他是湖州的地方长官，宋朝知州是地方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作为一个政治犯把他逮捕了。本来连夜要送到汴京，但是因为船舵坏了，当天晚上停在太湖修舵，停了一晚上。古代用夏历来计时，那个月是小月，7月29日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没有月亮的，但是当天的天气晴朗、繁星满天。而北宋时候的太湖里面是没有蓝藻的，湖水非常清澈。所以，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良夜，但是这位当时还不叫苏东坡的东坡，他在船上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这次被朝廷千里追捕，罪名非常重。有人说他不单是批评朝廷的政治，而且诽谤皇帝，对皇帝有大不敬的言语，这个罪名就非常重。他觉得抓到京城去可能后果很严重，而且说不定会受到种种的侮辱，还会牵连到他的亲朋好友。所以，他看着船舱外面的太湖水，他突然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就想假如我此刻纵身一跃，跳入太湖，那么，以后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生命就没有了。

 我们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那天晚上苏东坡没有跳下去，一个是当时的官兵对他防守得很严，因为他是朝廷的重犯，必须严厉的看管。第二，他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他很快就回心转意了，决心不自杀了。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假设公元1079年7月29日的夜晚这位苏轼在太湖的船上跳湖了，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个事情对于他本人来说，生命砍掉了1/3，少活22年。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它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给朋友们开一份清单出来，假如他那天跳了：在我们的古文宝库中间，包括《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内的1500多篇古文就没有了，在我们的诗歌宝库中间，包括《荔枝叹》在内的1600多首诗就没有了。在我们词的宝库中间，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内的200首词就没有了。在我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要失掉一幅书法精品，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这是2年以后写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他还是一个画家，在日本某一个诗人收藏室里有一幅《枯木怪石图》也就要消失了。在一本叫做《苏沈良方》的中医药书里大概有450个药方就要消失了。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些格言，比如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要没有了，在杭州的西湖上那一条像长龙卧波一样的美丽的苏堤就要没有了。然后在遍布全球的中菜馆里要失掉一道名菜，它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东坡肉”就没有了，因为是他2年以后到黄州才发明的，还有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把这个人的生命砍掉1/3，如果他少活了后面这22年，那我们一个民族的一部文化史要损失掉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反过来说，这个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民族的贡献就非常大。所以，这个人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一生，他的行为，对我们当代他还有什么启发意义？

一、作为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首先，苏东坡是大政治家。北宋后期的政坛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要推行新法，要改革，要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主张要保守，要持旧，维护旧的。两边斗得非常厉害，天翻地覆，势不两立。那么，这个时候，苏东坡这个人的基本立场是司马光这一边的，当时朝廷我们现在数得上名字的文人，除了王安石一个人以外都反对新法，他基本上站在司马光一边，但是他有的时候他的态度又不像司马光那么固执。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个人品质都非常好，人品都是没有缺陷的，两个人都是典范。但是这两个人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政见方面过于固执，他们都坚决认为我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对方的全是错的，一句话都不能听，政治家不能太固执，不能太偏见，他们就是偏见。所以，这个时候苏东坡的观点比较通达平正，他比较稳妥，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种种缺点，也看到了其中某些合理性的部分，他既看到了司马光的主张有些合理性，也看到了完全否定新法也是不对的。所以，他的态度比较中立一点。当然，当时他在政治上，他夹在夹缝中间，他是两边不讨好。

我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1974年，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癫狂的阶段，在批判历史上的这些人物。我那年路过江苏省镇江的金山寺，我不是想去看白娘子的遗址，我是看看古迹。结果一到金山寺门口挂着一条大横幅，上面有一行惊心怵目的大标语，叫做“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我当时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年代说孔子反革命，孟子反革命，我们都习惯了，问题是为什么是两面派。我就走进去看，看到里面有大字报，具体的批评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会反对新法，一会又不满意司马光，夹在中间。

我们说苏东坡真实的政治上的作为，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在朝廷里发表政见，完全是从他自己的思考，从是不是对国家有利，从真理出发。他不是看上司的眼色，不是看宰相怎么说，皇帝怎么说，他不是的，他是怎么认为就怎么表达。所以，他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他被视作“眼中钉”。他很聪明，他知道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因为新法受到的批评太多，反对太多，王安石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阻止手法，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贬出去，拥护新法的都升上来。这时候苏东坡反对，他批评，他说新法执行起来很多不好的地方，对民间有很大的扰乱，秩序都乱掉了，有的地方没有不合理，有的没有好好论证就推出来了，他提出种种的批评。正因为为此，他被朝廷千里追捕，抓到汴京进入大牢，也正因为如此，他在牢里呆了130多天，差点面临死刑的危险。

但是若干年以后，政治形势变了，支持变法的皇帝宋神宗去世了，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东山再起了，旧党上台了，苏东坡也被召回汴京去了，还升了官。但是这个时候当他看到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要在一年之内把王安石的新法法令全部推翻，苏东坡又站出来反对，他说这个新法有的还是合理的，而且有些执行这么多年了，百姓都习惯了，你想一年之内又把它全部纠正过来，他觉得这不稳妥，在朝廷里就跟司马光当场争起来，由此而得罪了司马光。司马光是君子，没有打击苏东坡。但是司马光一年以后就死了，他的亲信，他的部下就把苏东坡又看作“眼中钉”。所以，苏东坡在朝廷始终呆不安稳，他22岁就考上进士，66岁去世，他在朝廷里一共只呆了8年零11个月，不停的被贬出去，这是什么品质？这是政治家高风亮节。我们把他切入到我们现代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不应该有这种高风亮节吗？当然应该有，这才是我们百姓的希望。所以，苏东坡作为政治家，高风亮节，这是最好的政治品质。

苏东坡幼年时候就确立了这样一种志向，他10岁的时候跟他的老母亲陈夫人一起读《后汉书》，读到《范康传》。大家读过《三国演义》，知道东汉那年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政，太监专政，朝廷很乱，范康是反对宦官专政的，所以他被朝廷逮捕起来判死刑，范康被杀掉了。《后汉书》里记载，范康临出门以前，来抓他了，他要走了，他告别他的老母亲，他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要为国捐躯了，以后不能孝顺您老人家了”。范康的母亲大义凛然，说你这是正义的，为国捐躯，我赞成你这样做。所以，苏东坡的母亲读到那里很感动，10岁的东坡就在旁边问，假如我将来做范康，母亲你同意不同意？他母亲马上说，你要能做范康，我为什么不能做范康的母亲？他10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志向，将来要是做政见就要这样子做。所以，我说苏东坡的现代意义，第一点就是对于政治家有一种正面的教育作用，你要么不做政治家，你身居高位，你必须要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