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女性”诗人涉及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中的死亡意识（通常以死亡冲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来看，其对于“男性”价值观念及文化规范的整体程度上的文化反抗（反叛）意向十分明显，而且，在此（文化反抗）基础上，还表现出建构一种“女性”文化及一套“女性”价值规范（以与“男性”文化及“男性”价值规范“分庭抗礼”）的主观意向。这一点可从“女性”诗人在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躯体（身体）所持的欣赏与珍视态度鲜明的体现出来。的确，在“女性”诗人那里，女性（生理意义上）的躯体既是其反抗“男性”性别歧视的“有效”手段和“有力”工具（带有某种自暴自弃的意味），同时还是其获得心理及文化优越感（相比“男性”而言）的“天然资本”，尤其是女性躯体所具有的分娩、生殖与哺育的“母性”功能，更是女性（女人）普遍的荣耀与骄傲之所在。因而，在“女性”诗人笔下所表现的死亡想像及死亡意识里，她们往往将女性的躯体（身体）及躯体（身体）经验的展示与书写置放在一个重要的精神价值位置，以此凸现其文化反抗（针对“男性”）和文化建构（针对“女性”自身）的双重意向。在此意义上，“女性”诗人以“躯体写作”（躯体历险）的方式来表现与书写其死亡想像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涵义。
　　在20世纪80年代诗坛上“先锋意识”堪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等相提并论的青年女诗人赵琼，其“躯体写作”意识也颇为自觉而明显，并常常表现出对其躯体的高度自我欣赏与赞美态度，她在《画梦》一诗如此表达她的女性躯体优越感：“我将怎样挽救自己/真理一天天和死亡在我体内哭啼/像连体婴儿/我在法典之外哺乳了英雄/那些高耸的纪念碑倾斜了。”从这几行诗句中，可以看出作者鲜明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姿态：她在诗中以创造“英雄”的“人类母亲”的伟大“女性”形象自许（“我在法典之外哺乳了英雄/那些高耸的纪念碑倾斜了”），并在崇高的“献身”意识（死亡意识）中体现出建构一种“女性神话”（“女性”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的文化意愿。
　　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的杰出代表诗人，翟永明在其一系列涉及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中建构“女性神话”（“女性”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的文化意愿堪称最为自觉也最为引人注目。翟永明建构“女性神话”的宏大文化抱负在其组诗《女人》（作于1984年）和其序言《黑夜的意识》一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与其他“女性”诗人有所区别的地方，即在于翟永明成功地捕捉并寻找到了能够全面表征女性躯体（身体）经验和生命本质的“原型意象”——“黑夜”，并在“死亡意识”的介入和参与中熔铸成内涵丰富的“黑夜的意识”。翟永明在《黑夜的意识》一文中如此阐释“黑夜的意识”的具体涵义：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的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
　　说到底，意识是一种素质。女性身体内部总是隐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感。正是这种毁灭感使我们被各种可能性充满的现实最终纳入某种不可挽回的命定性。正因为如此，女诗人在开拓她的神话世界时，既与诞生的时刻相连，又与死亡的国度沟通，在这越来越模糊的分界线上，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是你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而透过被本性所包容的痛苦启示去发掘黑夜的意识，才是对自身怯懦的真正的摧毁。(见《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P140-141 吴思敬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翟永明对“黑夜的意识”的丰富涵义阐释得颇为详细，尽管有表述不够清晰的地方，但大致可以把握其主要思想脉络：即在对苦难意识与死亡意识（两者常呈叠合状态）勇敢、自觉的承担当中，主张“女性”诗人在反抗“男性”文化规范的同时，力求建构一种属于“女性”世界的精神空间与文化空间。翟永明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黑夜的意识”的涵义重新作出过简要的说明：“我称之为‘黑夜的意识’的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个人挣扎，以及对于‘女性价值’的极端的抗争。”(翟永明《再说“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载《诗探索》1995年第1辑。)由此可见，翟永明发明的“黑夜的意识”这个具“女性原型”意味的“女性诗歌”概念，通常容纳着文化反抗与文化建构（以后者为侧重）的双重性的文化涵义。
　　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圆满地贯彻了其“黑夜的意识”，体现出文化反抗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意向，其中《七月》一诗颇具典型意味：
　　
　　从此夏天被七月占据
　　从此忍耐成为信仰
　　从此我举起一个沉重的天空
　　把背朝向太阳
　　
　　你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季节
　　只有我在死亡的怀中发现隐秘
　　我微笑因为还有最后的黑夜
　　我笑是我留在世界上的权力
　　而今那只手还在我的头顶
　　是怎样的一只眼睛可让我看见
　　一切方式现已不存
　　
　　七月将是一次死亡
　　夏天是它最适合的季节
　　我生来是一只鸟，只死于天空
　　你是侵犯我栖身之地的阴影
　　用人类的唯一手段你使我沉默不语
　　
　　我生来不曾有过如此绵绵的深情
　　如此温存，我是一滴渺小的泪珠
　　吞下太阳，为了结束自己才成熟
　　因此我的心无懈可击
　　
　　难道我曾是留在自己心中的黑夜吗？
　　从落日的影子里我感受到
　　肉体隐藏在你的内部，自始至终
　　因此你是浇注在我身上的不幸
　　七月你裹着露珠和尘埃熟睡
　　但有谁知道你的骸骨以何等的重量
　　在黄昏时期待
　　
　　在这首诗中，作为“女性”精神世界象征的“黑夜”及“黑夜意识”表达得极为鲜明，并与作为“男性”权力秩序象征的“太阳”构成了严重的精神上的对立态势，女诗人对于“男性”权力秩序首先流露了一种质疑和叛逆的态度（“把背朝向太阳”），继而对于“男性”权力秩序萌生了激烈的“抗争意识”乃至“征服愿望”（“吞下太阳，为了结束自己才成熟/因此我的心无懈可击”）。由此，女诗人回归到对于“黑夜”（“女性”世界的象征）的自我期待与自我抚慰精神状态中，并在诗的结尾以死亡幻想及死亡冲动的方式将作品的文化反抗（针对“男性”）和文化建构（着眼于“女性”自身）的主题意向生动、有力地呈现出来。
　　从《女人》的深层创作动机着眼，翟永明建构“女性神话”（理想化的“女性文化”形象）的意愿整体程度上是颇为强烈的，《世界》一诗中对此揭示得更为显明而充分：
　　
　　从黄昏，呱呱坠地的世界性死亡之中
　　白羊星座仍在头顶闪烁
　　犹如人类的繁殖之门，母性贵重而可怕的光芒
　　在我诞生之前，我注定了
　　为那些原始的岩层种下黑色的梦想的根。它们
　　
　　靠我的血液生长
　　我目睹了世界
　　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
　　
　　毫无疑问，翟永明在此通过创造“黑夜”的神话性的价值和意义而创造（建构）了一种“女性神话”。“黑夜”因此也成为一个代表“女性价值”的超级能指符号（“女性”诗人往往存在一种创建一套“女性”话语以反抗“男性”话语权力的冲动）。
　　在翟永明的诗歌语境（以及其他“女性”诗人的诗歌语境）中，“黑夜意识”的涵义往往与女性的生命本质（“生殖”和“哺育”功能）等同起来，并显示出意义的双重性：一方面，“黑夜意识”喻示着女性（女人）生命的苦难意识及“毁灭”（死亡）意识；另一方面，“黑夜”意识则又象征并彰显着女性生命非凡价值的自觉体认（包括男人在内的人类社会须通过女性的生殖功能方能存在与绵延下去）。因而，翟永明在诗中骄傲宣称：“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无疑体现了其对于女性躯体所持有的心理及文化层面的高度优越感。正如荒林女士对此所作的到位评价：“在翟永明诗歌中，躯体写作，躯体成为主动的反映者回应她们所经历和面对的外部世界。这是一个角度的转换，它所具有的意义便是对生命和世界的重新阐释以及一整套新的语言的诞生。”（(荒林《女性诗歌神话：翟永明诗歌及其意义》，载《诗探索》1995年第1辑。)的确，翟永明在其组诗《女人》及其他相关诗歌文本中均采用了一套“女性”意象和话语，来传达其在对“男性”世界的文化反抗中建构“女性”文化的显明意向和追求。
　　全面而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诗坛的“女性”诗人通过其死亡意识及死亡冲动（包含在死亡想像中）表达了对于“男性”中心主义整体性的否定态度，并从这整体性的否定态度中又衍生出文化反抗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意向。若再从“女性”诗人们涉及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整体上所体现的文化意愿来看，“女性”诗人们更多的倾向于文化反抗，文化建构的追求意愿严格说来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当程度上也归因于建构“女性”文化存在实践与操作层面的难度），翟永明、伊蕾、陆忆敏等在20世纪 80年代诗坛上极其活跃的“女性”诗人在进入90年代后的写作姿态的渐趋平和或暂停创作也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缘此，当代诗歌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死亡想像的“性别” 书写所具有的文化反抗（抗争）色彩便显示出特殊的精神与文化品质。如果我们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男性”诗人作品里的死亡意识及死亡冲动（包含在死亡想像中）看成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抗与精神否定行为，那么，此一时段的“女性”诗人作品里的死亡意识及死亡冲动（包含在死亡想像中）则又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包括“男性”诗人在内的“男性”社会及“男性”文化规范的偏离与“背叛”，属于双重意义上的文化反抗与精神否定行为，并由其解构主义的精神姿态凸现出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诗学精神及文化品质，而由此也凸现出当代诗歌中的“性别”书写（“女性写作”），在当代社会与诗歌文化格局中所遭受的“双重边缘化”的文化特质及文化命运。
　　
　　参考文献：
　　1、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乔以刚：《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郭力：《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