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男、林雪两位女诗人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的诗歌文本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并体认到其死亡意识的“被动性”（“被压抑”）与悲剧性质，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对于女人（女性）具悲观性的“性别认知”那样：“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由此，我们也能够对于女诗人身上（表现在文本中）的死亡意识常常体现为或强烈或隐秘的死亡冲动（死亡本能）获得更为深入的理性认知，从一般意义上说，正是女诗人身上（表现在文本中）的“自毁冲动”（即死亡冲动）在象征层面上凸现了她们对于“男性世界”的激烈反抗与批判的文化意愿。
　　在以强烈的死亡冲动来表达对于“男性”中心主义与文化权力秩序反抗与否定意向的“先锋型”女诗人当中，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诗坛的女诗人伊蕾可谓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她的组诗《被围困者》（作于20世纪80年代）是此方面的典范性文本。总起来看，全诗实际上展现了女诗人被“男性”社会权力秩序“围困”而寻求“突围”的精神历程，而女诗人这一寻求“突围”的精神历程始终通过自己强烈的死亡冲动来表达其基于女性立场的文化反抗意向。必须指出的是，女诗人针对“男性世界”的文化反抗意向通常总是结合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悲剧意识（死亡意识）而展开的。其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与悲剧意识（死亡意识）呈现为互为因果、互为“叠合”的内在关系（这一点与“男性”诗人颇为不同）。组诗的第一节诗《主体意识》明显地揭示出这层内在关系：
　　
　　我被围困
　　就要疯狂地死去
　　
　　诗中的“我”代表女诗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我被围困”表明“女性”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遭受“男性”文化规范“压抑”的困境，而“就要疯狂地死去”这一表现女诗人强烈“死亡冲动”的“准死亡话语”则同样强烈地凸现了女诗人不惜以死亡为代价，维护“女性”精神人格的自由和尊严以反抗“男性”精神“压迫”的思想意志。作品的第二诗节《我要到哪里去》顺着第一诗节《主体意识》所表达的主旨，进一步展开了女诗人“精神突围”过程中自我意识与死亡意识的“内在冲突”关系：
　　
　　而我从哪里来？
　　那个熟悉的城市曾经没有我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而来？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目的
　　一个目的是一个死亡
　　最终目的是最终死亡
　　怎能让目的把我分段消灭
　　我要无目的走下去
　　
　　在此，女诗人身上强烈的死亡冲动显示出了对于其“自我”意识的否弃态度，然而女诗人的“自我”意识又作出了顽强的挣扎姿态并表现出对于死亡冲动（死亡意志）的排斥意向。在该诗节的结尾，女诗人采取了美化与赞扬“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我的思维因此而无边无际/我的精神因此而无边无际/我无边无沿”）来充分彰显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命意志，从而想像性地解决了女诗人自我意识深处死亡意志与生命意志发生的强烈内在冲突。
　　然而，女诗人伊蕾的死亡冲动在作品中一直处于“弥漫性”的状态，并在对自我意识的整体否弃态度中表达了女诗人追求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内在渴望，作品的最后一个诗节《一个金字塔》（第9诗节）集中而典型地呈现了女诗人的这一思想动机：
　　
　　我回到家时已是月照小窗
　　家人们正襟危坐在餐桌边等候
　　我们分三面恭敬地坐好
　　一个金三角
　　一个金字塔
　　这古老的建筑光照世界
　　巨大、坚固、不可摧毁
　　谁也不知道它固守的秘密
　　它只沉默着，沉默
　　金字塔为什么不是一面或者两面
　　究竟谁应该光荣牺牲？
　　这禁锢的岁月还要多么
　　我已四肢僵硬
　　热血停止流动
　　这伟大的名誉我再也背负不动
　　我宁愿一朝毁灭
　　堕落成历史罪人
　　我只要呼吸，只要呼吸
　　我无边无沿
　　
　　在诗的结尾，伊蕾对于“男性”权力秩序（诗中“金三角”与“金字塔”的象征涵义）及“男性”权力话语（“伟大的名誉”和“历史罪人”）表现出深刻的怀疑态度，并采取了激烈的消解（解构）姿态，最后通过其死亡幻觉（“我已四肢僵硬/热血停止流动”）中体现出来的强烈死亡冲动，将作品反抗“男性”权力秩序与“男性”文化规范、争取“女性”精神独立与自由的文化诉求充分而又完整地突显出来。
　　如果说，以伊蕾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女诗人在表现与书写死亡想像时习惯（艺术风格意义上）以强烈的死亡冲动来表达其反抗“男性”文化规范的“女性主题”意向，那么，另一批“先锋型”女诗人则习惯以隐秘的死亡冲动来表达同样的“女性主题”意向。这既涉及到女诗人具体的艺术风格问题，也与女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性格态度不无内在联系（比如，性格外向、热烈的女诗人笔下所表现的死亡冲动往往显得强烈，而性格内敛、深沉的女诗人笔下所表现的死亡冲动一般会显得较为隐秘）。在通过隐秘的死亡冲动来态度鲜明的表达对于“男性”文化规范的反抗及否定的文化意向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活跃于诗坛的青年女诗人尹丽川的《玫瑰与痒》一诗（作于1999年）堪具典型的代表意义：
　　
　　我死的时候满床鲜花，人们在我的身下
　　而不是身上铺满玫瑰。至于我的身体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却无关紧要。
　　因为阴私处已被我的情人割走。
　　在这个城市，身体一旦失去性器
　　便可被视为清白之身。
　　
　　我们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我们布满体液斑痕、充斥交欢气味的温床
　　成为我的灵床。人们抬着床上的我游行于大街
　　众所周知，鲜花在这个时代是惩罚的象征，
　　而玫瑰是淫恶之首。
　　
　　我在世间最后的所见是她缓缓伏下来的脸庞。
　　她神情安详，如同我幻想中的母亲。
　　她的身体渐渐贴近，鲜活的肉体的温暖，
　　而我那时已浑身冰凉，再无存活的力气与欲望。
　　
　　我的精液已经流尽，我的血液正悄然凝固，
　　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松驰下来。终于结束了，
　　我用最后的劲儿想到。她的脸庞伏了下来，
　　遮挡住窗外渐明的晨曦，越来越弱的光，
　　女人的脸的安详，覆盖了我的双眼。
　　
　　我再也无法看见。我记住的最后的颜色是女人。
　　她几根细长的发丝悄悄垂落。
　　我对这世界最后的感觉是痒。
　　
　　尹丽川在此诗中对自己死亡场景的想像性描绘充满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审丑”）式的艺术情调。作品表现得颇为“骇世惊俗”的地方即在于女诗人运用了解构主义式的艺术手法与思维方式，将“男性”社会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身体与爱情的“美好想像”予以了嘲讽性的彻底“颠覆”与“消解”。
　　在诗中，男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圣洁的“爱神”形象（“圣女”形象）已被一种纵欲的“淫女”形象所“置换”（取代），作为纯洁、美好的爱情象征的“玫瑰”也成了“淫恶”的代名词。总之，女诗人以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将男人们想像中的“圣女”的死亡葬仪描写成一幅大胆展示女性身体欲望、充满“世俗”气息的“原生态”式的死亡场景，以此无情地嘲弄和嘲笑“男性”对于“女性”的“期待视野”及“男性”文化规范（“在这个城市，身体一旦失去性器/便可视为清白之身”）。在作品中，女诗人描写其在死亡幻觉中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乃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如同我幻想中的母亲”），明确暗示出她对于男性骨子里的疏远与不信任态度。更富有意味的是诗的结尾：“我记住的最后的颜色是女人。/她几根细长的发丝悄悄垂落。/我对这世界最后的感觉是痒。”在此，作者在死亡臆想状态中通过对于女性身体的天然亲近与亲切感，尤其是对于同性（女性）之间身体器官（发丝）不经意接触所引起的富有“性挑逗”意味的微妙感觉（“痒”）的刻意强调及“渲染”，既含蓄又明显地再次表达了她对于“男性”情欲心理的某种有意调侃与嘲弄态度，从而更加鲜明有力地凸现出作品反抗与解构“男性”文化规范的主题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