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深潜于旧体诗中的繁富意识，勾画出了何其芳的灵魂底色。其刻骨的沉痛源于“学书学剑两无成”的双重角色自期的挫败感，以及“文人”与“战士”两种角色交错的间隙里生成的灵魂分裂感。何其芳在其新诗中所规避的这些幽郁于心的情绪，借助旧体诗的艺术样式，以李商隐、刘伶等古代文人作为自己的精神镜像，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他的这些意识尚缺乏现代理性意义层面的烛照，但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有助于我们触及到更为丰富、全面的何其芳的精神世界。

何其芳（1912—1977）以新诗创作起步诗坛，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在晚年突然密集迸发出旧体诗15题共计56首，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同时期创作的新诗27首。二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而又有哪些异质性的因素？这些问题，着实意味深长。

不难发现，何其芳的旧体诗和新诗在表层具有鲜明的“互文”性，共同表达了两大主题：一是深情回眸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形，凝结成为浓郁的“延安情结”，延续了服膺工农兵文艺方向、拥护知识分子改造、发扬光大工农兵文学的壮志豪情；二是宣泄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义愤。如果深入细研，便会发现，他的新诗几乎是单一的“明丽”基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极富政治情怀和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他的旧体诗中却呈现出驳杂的色调：一方面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与新诗的“明丽”基调构成了“互文”关系；另一方面，新诗所呈现的仅仅是何其芳的“半张脸的神话”，我们还可以窥视出何其芳深潜于旧体诗中异质于新诗的幽郁于心的情绪。如果说，何其芳的新诗是“白天的歌”，那么，其旧体诗词则是“夜歌”。“夜歌”是“白天的歌”的丰富性映衬，共同构成何其芳完整的精神世界。他在旧体诗创作中，不断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反刍与触摸，自嘲、自叹、自怜、自责、自勉、自励交织，忧伤和迷茫的人性基因在灵魂深处盘根错节地生长。他的新诗主“外”，折射历史轨迹；他的旧体诗主“内”，勾勒灵魂辙迹。二者之间具有极大的张力。我们既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又可以看到深潜于旧体诗中异质于新诗的何其芳灵魂肖像的底色。

何其芳在继承传统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观的同时，时常泄露出人性的幽郁于心的情绪。我们无意于对此进行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而更多地去考量人性存在与人性体验的复杂多面性。虽然，他的幽郁于心的情绪尚缺乏现代理性意义层面的烛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敞亮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有助于我们触及到更为丰富、全面的何其芳的精神世界。

一  “别有幽情暗恨生”：何其芳旧体诗的底色

最能体现何其芳幽郁于心情绪的是他晚年的两首诗。一是创作于1975年的《自嘲》，二是创作于1976年10月的《杂事十首》之《平生》。

《自嘲》一诗奠定了何其芳旧体诗的整体基调：

慷慨悲歌对酒初，少年豪气渐消除。

旧朋老去半为鬼，安步归来可当车。

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

如何绿耳志千里，翻作白头一蠹鱼。①

此诗高度凝结出他一生的生命体验。浮生蹉跎，命运多舛，“他日惊雷驱急雨，何人歌咏满神州？”②（《忆昔》之二）的“少年豪气渐消除”，化为一曲“慷慨悲歌”。经历了牛鬼蛇神的异化与迫害，他的文朋诗友，命运凋零满地，思之顿感怆然。他的一个重要寄托是藏书：“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何其芳是著名的书痴，每逢出差，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购书。去世后他的全部藏书保存在中国传媒大学“何其芳藏书阅览室”，共三万余册，其中线装书两万余册，平装书七千余册，外文书达两千册，政治、哲学、历史书籍达三千余册，自然科学书籍近千册。何其芳曾在《偶成》（三首）（1975.6.17-1975.7.2）表达过“胼手不知老已至，鞠躬尽瘁死如眠。要偷天帝火传授，何惧兀鹰肝啄穿”③的壮志豪情，崇尚“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的薪火相传的人文价值选择，本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展宏图，但是一介书生，病魔缠身，到头来，一只书虫而已。悲凉之气，弥漫全篇。

《杂诗十首》（1976.9.5—1976.10.3）对自己的生命感怀充满其间，成为何其芳晚年人生况味的凝结之作。尤其是《杂诗十首》之末章《平生》，全诗曰：

平生不解酒甘醇，但觉葡萄亦醉人。

埋我繁葩柔蔓下，缠身愁恨尽湮沦。④

何其芳自注：“予性不能饮，食葡萄已有醉意。古之酒人有携酒乘车，使人荷铲随之者，曰：‘死便埋我。’因思如埋我葡萄树下，或当大醉至生前愁恨尽消除也。”⑤他还写过两首以酒浇愁的诗作：“慷慨悲歌对酒初，少年豪气渐消除”⑥（1975《自嘲》），“吟兴无须酒力添”⑦（1975《偶成》之三）。

此处“古之酒人”即指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约221年-300年）。刘伶曾为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的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他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颂》。刘伶的这篇骈文，洋溢着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的人生情趣，充满了蔑视传统“礼法”的叛逆精神，充分反映出魏晋时期文人的心态。由于长期动荡不安，社会处于分裂状态，加之统治者对文人的政治迫害，自由空间匮乏，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借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世说新语》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⑧又有《晋书》载：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宦官擅权。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慷慨悲凉的时代语境下，一些文人志士朝不保夕，为了避祸，而崇尚黄老思想，行诸于及时行乐。因此，刘伶在“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幻觉里自我放逐。可以说，“酒”成为古代失意文人表达情绪和情感的原型意象。这种原型意象以东汉《古诗十九首》为滥觞，兴盛于魏晋时期。陶渊明亦有《饮酒诗二十首并序》。作为一种诗歌原型，“酒”意象便作为“失意”情感的象征性物化意象，密集地绵延于后代诗文之中。

但是，问题出来了：何其芳明明自注“予性不能饮”，“平生不解酒甘醇”，却为何在诗中一再出现“酒”？答案只有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刘伶、陶潜等魏晋名士成为了何其芳的自我精神镜像。何其芳此处借助刘伶醉酒的典故，扬弃了刘伶的洒脱，而深浸了刘伶的苦痛，所以他说：“埋我繁葩柔蔓下，缠身愁恨尽湮沦。”在何其芳的精神人格里存在着两种难舍难分的基因，一种是对于国家意志的无限忠诚，常常流露出其在集体价值和集体逻辑规约下的理性行为；另一种是他早年凝结起来的诗性基因，在其旧体诗里有时会蕴含着何其芳的个体情感态度和生命体验。前者是“可信者”，后者是“可爱者”。当他历经共和国时期的风风雨雨，可以说，其信仰越真，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越痛！终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沉痛地为《杂诗十首》（1976）写下自注：“如埋我葡萄树下，或当大醉至生前愁恨尽消除也。”

二  “学书学剑两无成”：何其芳角色自期的挫败

何其芳究竟有何“缠身愁恨”需要一场“大醉”才能“尽消除”呢？或者说，何其芳的幽郁于心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简要勾勒一下他的人生道路。作为著名京派文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何其芳毅然奔赴延安，参加民族救亡工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20世纪40年代又两赴国统区重庆，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进入共和国时期，他历任马列学院教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几乎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沉浮，直至1977年逝世，他的身份由“文人”到“文艺战士”，再到“文艺战士”兼“学术官”，角色变化可谓大矣！虽然其角色不断变化且有交错，但归结起来，何其芳的角色自期大致有二：一是文人（“学书”），二是战士（“学剑”）。他在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一直进行着抉心自食的自我改造，以严谨的自律追求自我的完成。但是，晚年的何其芳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两种角色都留下了深深的感怀，正如他那首笔调极为凝重的《杂诗十首》之《学书》一诗：

学书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

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如兵。⑩  

可以说，何其芳之“缠身愁恨”的根源在于“文人”与“战士”双重角色自期的挫败感。

先看他的“文人角色”感怀。《忆昔（十四首）——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周年》之第一、第二章，追溯了何其芳的文学爱好的原初资源，彰显出何其芳强烈的“诗人角色”自期：

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

松涛怒涌欲掀屋，杜宇悲啼如贯珠。

始觉天然何壮丽，长留心曲不凋枯。

儿时未解歌吟事，种粒冬埋春复苏。

曾依太白岩边住，又入岑公洞里游。

万里寒江滩石吼，几杯旨酒曲池浮。

长悲文采风流地，竟被商船炮舰羞。

他日惊雷驱急雨，何人歌咏满神州?11

因为儿时唐诗的“种粒冬埋”（“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所以才有后来的“春复苏”。他的家乡万县西郊有个太白岩，相传李白曾读书于此；岑公洞是江陵文人岑道愿隐居之处。“万里寒江滩石吼”乃化用杜甫在夔州所作《送鲜于万州迁巴州》的诗句；“几杯旨酒曲池浮”指的是太白岩山麓的池塘尚存黄庭坚所书碑石。可以说，李白的诗才的感召，岑道愿避世诗情的熏陶，杜甫诗句的激发，黄庭坚书碑尚存的文化余温，都内化为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的元素，形成了“诗人角色”的自期和抱负：“他日惊雷驱急雨，何人歌咏满神州？”随着他在上海公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求学以及在南开中学、莱阳中学教书的阅历，他的人生道德观念逐步形成，其艺术观念也发生了重要转折，即他在《忆昔》之三所言：“岂有奇书能避世，行看故国竟蒙尘。苦求精致近颓废，绮丽从来不足珍。”12这是他对自己早期创作观念的否定。本来，他的诗学资源主要源于李商隐、波德莱尔、艾略特，但是，他抛弃了最初所钟爱的晚唐诗词的“精致”和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颓废”，完成了从自我写作向大众写作的转型，在延安时期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其原因一方面是何其芳自我感情和道德发育的逻辑，另一方面，战时时代语境的集体逻辑又强化了这一转型。他怀着美好的期待表达了他的渴望“已有谁人承鲁迅，更期并世降檀丁”13，“涌现工农新艺苑，变更文学旧模型。画家明日非专业，无限碧空灿万星”14。

当他在延安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蒙”之后，他便从“文人”角色转化为“战士”角色，去重庆对其他文人进行“启蒙”。共和国时期，他批判“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行使文艺战士的职权，承担起社会主义文艺“清道夫”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人角色并未彻底消失。他的文人天性使他不止一次流露重返“文人”角色的感慨。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言里，何其芳曾经表达了意欲把理论文字结集之后重新去搞创作的想法。在《西苑集》的序言里再次表达出来：他很想“暂时停止写这类文字，集中业余时间去从事创作。然而事与愿违，两三年来迫于需要，仍然主要是写了这样一些议论性的文章”15。何其芳1953年说：“一直到最近一二年我才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看法，因此很想按照这种想法去重新写诗。”16也就是他感到的“仍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17。1957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演讲《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中说：“我是不喜欢搞理论的，在整风以前我从来没有写理论文章，可是现在的工作岗位决定了我天天要搞理论。个人爱好对我做研究工作也有一定限制。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写诗或小说。”18他是那么深情地眷恋着诗神。但是，1966年何其芳被关进“牛棚”，1969年又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文革”期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仅有的16首诗歌和3篇文章，均在“文革”以后才得以发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是打算创作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又是打算创作知识分子改造的长篇小说，又是要撰写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他灵魂内在暗涌的诗性力量，无法得到尽情的释放。早在1964年，他的《效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已见感慨：“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19。何其芳少年成名，诗才横溢，如今诗思枯竭，一花一叶不成春。晚年的《忆昔》之十一写道：“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虚负金黄小米饭，愧居碧绿大城池。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来者可追当益壮，问君汲汲欲何为？”20晚年的一句“长恨操文多速朽”，留下了难掩的遗憾。

再看他的“战士角色”感怀。何其芳投奔延安，抛弃自己“苦求精致近颓废”的艺术倾向，从自我写作向大众写作的转型，在延安时期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从此，何其芳以笔为武器，从“文人”角色转型为“文艺战士”角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他敏锐地率先成为自我改造的典型，服膺工农兵文艺方向。在《忆昔》之五中，何其芳回忆延安时期文艺斗争，“若个嚣张攻‘黑暗’，几人呼吁颂光明。为谁服务最根本，离此终归次要争”，并对延安时期丁玲、王实味等人反思、反映内部矛盾的创作现象进行批评。

而作为“战士”，他自己慨叹“战中生长不如兵”。他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4月先后两次随贺龙到晋西北和冀中平原前线。但是，在战争中途，他独自撤回了延安。与何其芳同去延安的沙汀在《沙汀日记》里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何其芳的心理状态。据《沙汀日记》载：1938年11月他带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部分同学以及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第二期部分同学跟随贺龙到前线，无聊的时候，他就到处找村里的碑文抄写21。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当年在大革命处于低谷时的鲁迅。他在1917年正月二十二日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22。可见其精神苦闷至极。何其芳作为一介文人，在战场上自然无法施展才华，顿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感。当他以一个革命战士自期的时候，他便会常常否定自己的文人作为，甚至自惭形秽：

也曾跃马黄河畔，亦复行军黑月天。

枪炮齐鸣双翼侧，雪霜覆盖万山巅。

从戎投笔应经久，持盾还乡绝可怜。

烈火高烧惊旷宇，奈何我独告西旋!23

关于此诗，他有个自注：“一九三八年冬，余随贺龙将军至晋西北，不久，又随部队进军冀中平原。翌年夏，离前线回延安。与冀中告别时，敌人正进行残酷‘扫荡’，焚烧村庄，黑夜中，红色火光烛天，景象惊心动魄。是时竟别冀中军民而西归，至今思之，犹为惭愧不已。”24他自注：“昔斯巴达妇女之送其子出征，不啼哭，亦不多言，惟指其盾云：‘愿汝持盾归来，否则乘盾归来。’”25写作这首《忆昔》之十二的时候，已是1975年，临近何其芳去世不到两年。

1949年以后，何其芳作为“文艺战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与捍卫者，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战士身份，开展对“敌人”的批判。如《驳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种种歌颂》（1951）、《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1952）、《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批判》（1953）、《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1955）、《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1961）、《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1966）等长篇文章，鲜明地体现了何其芳的战士角色。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汹涌进展，在共和国文艺舞台上扮演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捍卫者的何其芳本人也沦为“人民的敌人”，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6年夏季，何其芳被关进“牛棚”，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育”，1969年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喂猪劳教，直到1976年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得以复出。卞之琳为我们描述了何其芳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遭遇的一幕：

他不会演戏，一九六六年秋天，他却在吉祥戏院上了一次台，扮演了主角，披麻戴孝、拄着哭丧棒，难为他平时系鞋带都有困难的，弯腰九十度到一小时以上，挨斗认罪，叫后边坐在主席台上的本单位活阎王、“四人帮”爪牙洋洋得意，叫台下北京市文艺界群众瞠目结舌。26

从此以后，何其芳天天在胸前挂着涂满各种罪名的黑牌子，享受“坐喷气式”飞机、低头下跪的体罚表演，勒令打扫厕所、团煤球、写检查、汇报思想，承受着戴高帽、捆绑游街等人身侮辱。不到一年，何其芳的身体就被摧残垮了。1967年何其芳被发现患有心脏病，后来发展为心绞痛、动脉硬化、高血压、意识发生障碍，常常昏迷……

他为了革命与民族之梦，而割舍了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之梦，而这位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又屈辱地沦为“人民”的“敌人”。这风云变幻的诡谲人生，怎能不让何其芳心生感怀？无论作为“文人”角色还是“战士”角色，何其芳都具有深邃的挫败感，此乃其“学书学剑两无成”。“学书学剑两无成”在《杂诗十首》中也能找到注脚。“更有华年如逝水，春光未老已潜消”27（《杂诗十首》之《蛾眉》）沉潜了他对人生经历的感慨。《杂诗十首》之《愧无》：“愧无琼乳涌如泉，羸弱难胜耕甫田。口嚼枯刍犹美食，项横辕轭若韶年。”28虽然将自己喻为“老骥伏枥”，但是，“志在千里”的豪情全无：负重前行的力不从心感，迥异于臧克家早前一年写的老当益壮、积极乐观的《老黄牛》（1975）一诗：“块块黄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