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郭路生）“崛起”于大陆新诗全面沉寂的六七十年代之交，他的出现为当时夜色茫茫的诗坛带来了一线珍贵的曙光。食指诗中处处充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表现出坚定的历史与人生信念，具有激动人心的思想力量，《相信未来》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作。食指以诗的方式喊出了当时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困惑、痛苦及抗争，记录了一代人特殊的心路历程（《鱼儿三部曲》）。食指的诗并没有华丽的语言，手法也不“现代”（先锋），然而情感真挚、诗质丰富，与当时充斥诗坛的“假”、“大”、“空”的恶劣诗风形成有力的抗衡，有效地维持着新诗的尊严与独立品格，成为日后的大陆诗坛“新诗潮”（“朦胧诗”）运动的先导。食指的诗创作构成了大陆新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有力一环，其贡献不容抹杀。
　　80年代中后期，在普遍以放逐抒情为一大宗旨的“后新诗潮”中，海子的出现堪称一种“奇迹”。在整个新诗史上，没有哪个诗人的抒情姿态比海子更为彻底。海子诗的强烈浪漫精神集中体现在诗人自我理想的极度张扬以及对于庸常生存现实的深刻摒弃与蔑视上（如《祖国——或以梦为马》）。同时，海子的精神视野还聚焦于生命存在主题，使他作品中的抒情具有哲学的深度与高度，极大地丰富了抒情诗的内涵。海子的艺术天才表现在他土地般旺盛、卓越的原始创造力，他所独创的“麦地”、“黑夜”等意象具有符咒般的艺术感染效果，成为海子诗的象征与标志，它在客观上强调了独创性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海子诗超越时空的魅力与价值凸现了诗作为一门心灵与精神的艺术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深刻启示。综合而全面地来看，这些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杰出诗人并未阻挡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他们的创作在诗艺（表现手法）与诗质（思想内容）上都程度不同地具备现代诗的质素，从诗人们各自处身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环境而言，他们的创作追求表现出进步的倾向，在现代诗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他们对于诗的抒情成分的共同的偏重，以及由此创作出的众多魅力恒久的优秀诗篇，完全可以视做是对中国现代诗的补充与丰富。
　　同上述六位偏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型诗人形成对照，李金发、冯至、穆旦、罗门、洛夫、北岛等六位诗人的创作则共同呈现出了“主知型”的现代主义的艺术风貌与审美意向。李金发是中国新诗现代主义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在20年代初期即大胆引介西方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并积极投入创作实践。李金发多以歌唱女性与爱情作为创作题材与主题，但他善于把题材与主题进行形而上的抽象化处理，使之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李金发擅长发挥活跃而新奇的想像，能把表面并不相关的事物和形象通过深层联想“强行”组合在一起，造成奇特、“朦胧”（有时难免晦涩）的艺术效果，《弃妇》是他最出色的象征主义诗篇。李金发在诗质、诗艺上对于早期新诗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不容忽视的开拓性贡献。
　　冯至作为一名中国现代诗人的基本品格在其20年代因感觉特异、表现出色而备受赞誉的抒情诗创作中（如《我是一条小河》、《蛇》）得以初步显露，至40年代初《十四行集》创作时期得以最充分的展示。《十四行集》集中探讨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形而上主题（这类主题通常为西方现代诗人所触及），在当时的诗坛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十四行集》中的作品，语言明净、硬朗，极富质感，意象密集而又跳跃有致，沉潜的感性体验与敏锐的悟性穿透互相融渗，诗风深沉凝重，诗艺圆融浑成。冯至的《十四行集》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诗创作的非凡实绩，获取了与世界现代诗平等交流的资格，并为现代诗如何在喧嚣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坚持独立的诗学品格树立了可贵的榜样。
　　 继承冯至等前驱者对现代诗的勇敢开拓精神，穆旦更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屹立于40年代的诗坛上。从主题开拓的角度来看，穆旦的诗在揭示现代人灵魂深处自我搏斗的尖锐性质所达到的深度方面，可谓罕有其匹。比如，在纯粹以爱情为题材的《诗八首》一诗中，诗人对恋爱双方在情感与理智方面层次繁多的冲突、磨合与纠葛的深入揭示，给人以空前的“阅读震撼”。穆旦在“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这样典型化的现代主义母题探索中，又融入了历史意识与民族情感（如《赞美》），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主义的主题。作为一名杰出的现代诗艺“探险者”，穆旦在创作中成功地借鉴了大量的西方现代诗的意象和语汇，全面刷新了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面貌，造成了一种“陌生”的语言美感效果。穆旦的诗，感觉敏锐奇特，联想丰富，语言、意象鲜活生动，异质事物的“强行组合”常常获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如《森木之魅》《春》）。穆旦在艺术思维、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对于传统诗的震荡性革命及其出色的创作成就，标志着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已臻巅峰状态。
　　罗门与洛夫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潮中并驾齐驱的两员健将，他们的创作活力一直延贯至今。他们两位都曾奉“超现实主义”为圭臬，但在艺术风貌及表现兴趣等方面呈现明显的个体性差异。就艺术手法与技巧方面而论，从整体程度上来看，罗门要比洛夫更具先锋色彩（罗门是整个台湾诗坛前卫意识最强的诗人）。罗门具有优异的想像及联想能力，具有“灵视”的穿透性，这使得他的作品常因突发的奇思妙想而富有情趣撩人的艺术效果（如《伞》）。此外，罗门还善于运用句法乖谬、情境错位等“颠倒”手法来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风貌，风格冷峻、深邃。洛夫的想象力同样非常出色，但幻觉色彩相对较淡，其情境设置具有某种可以触摸的质感，因而容易产生阅读心理上的亲切效果（如《子夜读信》）。洛夫很少采用罗门式的“颠倒”、“变形”等先锋手法（《石室之死亡》）时期例外），他通常只追求语言的简洁锤炼（炼字炼意）、感觉意象的奇特鲜明、情感的内在张力所形成的综合的作品效果；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罗门充分显示出现代诗人的典型品质，常常以时间、存在、生命、死亡、战争等形而上重大命题作为自己的诗思聚焦点，成功地创作了关于战争与死亡这一关系人类命运的“巨型思想纪念碑”式的杰出作品《麦坚利堡》。罗门长期致力于“都市”题材的创作并使其具备了自足的美学品格，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表现领域，这是罗门值得称许的一种贡献；洛夫诗的取材面也较广，但大多与自己的人生遭遇联系在一起，其作品主题的社会性、现实性较强，缺乏罗门作品主题的形而上性质。但是，洛夫在对于人性其复杂性的深刻揭示中所表现的创作观念上的先锋性（如《午夜削梨》）却是值得肯定与倡导的。总之，罗门与洛夫的现代诗创作增添了中国现代诗的丰富性。
　　作为大陆“朦胧诗”运动（“新诗潮”）最杰出的代表，北岛的诗凸现了“朦胧诗”最优秀的品质。北岛诗中所充溢的对于历史的大胆怀疑与勇敢抗争精神是其作品最具份量与光彩的部分。他在《回答》一诗开头所写下的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所显示出来的穿透重重迷雾的历史洞察力和犀利无比的批判锋芒，浓缩并彰显出了北岛诗的思想价值。这是北岛诗超越同时代诗人创作的关键所在。北岛诗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历史批判意识的衍生之物，并不构成北岛诗的主导性价值，与北岛诗思想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性相对称，北岛诗在艺术方法上也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北岛的诗，常常采用象征、隐喻、变形以及意象叠加与转换的电影蒙太奇手法来曲折地传达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留有开阔的想像及思想空间。其作品语言质地坚硬，诗风冷峻深邃。北岛诗以其卓越的思想与艺术力量，实现了对于自穆旦以来已中断三十年的大陆现代诗的有力恢复与承续，将大陆现代诗推进到一个全面复兴的崭新阶段。从李金发到北岛，这6位“先锋派”诗人以其向世界诗潮看齐的先进眼光及各自出色的创造与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新诗加入世界文学一体化格局，储备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与上述两批诗人的艺术风格与价值取向又呈差异，戴望舒、何其芳、余光中、舒婷等4位诗人在美学趣味上又显示出兼取西方现代诗与民族传统诗之神韵的共同倾向，因而在作品风貌上呈现出现代美与古典美的叠合特征。
　　戴望舒是30年代诗坛上“现代派”的领袖人物，但他的精神气质并不“现代”。戴望舒的作品中常常流溢着一股具有中年人沧桑气息的浓浓伤感（如《雨巷》），这种“伤感”正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最典型的情感特征与情感模式（这种情感模式与中国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有关）。戴望舒在作品中采用的意象语汇几乎都是传统的、古典的，诸如“丁香”、“少女”、“蝴蝶”、“彩翼”之类，所传达的思想情绪也是民族化的、中国化的（例如《我的记忆》中的怀旧情绪），《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爱国主义）。真正体现戴望舒作品“现代派”特征是其象征暗示手法的娴熟运用，朦胧气氛的精心酿造。戴望舒的主要贡献即表现在他善于把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加以中国化改造，用以传达符合民族审美趣味的思想内容，为西方现代诗的本土化转换提供了一大批成功的典范性文本。
　　“现代派”的另一位出色代表何其芳，在精神气质上与戴望舒非常相似，属于多愁善感的内敛型。何其芳诗的取材范围同样狭窄，使用的意象语汇更其古典而陈旧，所表达的内容无非是少男少女的心灵悸动或幽怨情思，相对缺乏新意，“现代感”亦不明显，然而何其芳30年代的诗创作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期创作撇开不论），其主要奥妙得益于何其芳诗的纯粹性：音韵柔和婉转，意象（画面）鲜明生动，氛围如梦似幻，情感纯洁痴迷（女性化特征）。何其芳的诗因其纯粹性而具有的恒久魅力，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示。
　　跟罗门、洛夫一起被并称为“台湾诗坛三巨柱”之一的余光中，在50年代台湾诗坛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就没有表现出非常先锋的姿态，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起来进行稳健的艺术创造。余光中在思想上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但他深受中国传统诗词的熏陶，在美学趣味上倾向于古典。余光中创作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文化乡愁”（“中国情结”）这一人文主题的深入开拓与出色的艺术表现上，他没有一般性地表达家国之思，而常常由家国之思导向对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追慕与赞美（如《白玉苦瓜》），这使得余光中的“文化乡愁”获得了历史的深度而更具普遍意义。此外，余光中善于运用通俗明朗的传统意象、易诵易背的民谣式语言，来对“文化乡愁”的主题给予生动有力的传达，从而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乡愁》《民歌》）。余光中的成功充分说明了现代诗的本土化所拥有的良好前景。
　　作为继北岛之后最具影响的“朦胧”诗人，舒婷的诗风迥异于北岛，却与戴望、何其芳这两位诗坛前辈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不过，舒婷诗的取材范围与精神视野要比戴、何两位前辈诗人开阔得多，舒婷不是一味沉浸于自我的情感世界里，而是将自我与时代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起来，从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升自我的情感要求，以诗的方式呼唤人性的尊严。她的《致橡树》《神女峰》等作品，因为具备时代精神的高度而受到人们的赞誉。舒婷诗的艺术特色也极其鲜明，她对象征、隐喻、意象、蒙太奇等手法运用得非常熟练，但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还是舒婷诗中那种清新优雅的语言，款款起伏的旋律，以及温柔忧伤的古典情调。舒婷的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现代诗的本土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戴望舒、何其芳、余光中、舒婷等4位诗人各自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中国新诗现代化与民族化（本土化）所存在的互为补充关系，同时充分显示了他们在新诗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所做出的具体贡献。
　　如前所述，这批杰出的诗人均以其不可替代的个体价值与魅力为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然而从史实的角度观之，要将20世纪中国新诗推向全面的繁荣，更离不开数量众多的优秀诗人的不断加盟与前后相继。闻一多、臧克家、苏金伞、卞之琳、林庚、覃子豪、辛笛、陈敬容、杭约赫、蔡其矫、杜运燮、郭小川、郑敏、曾卓、羊令野、牛汉、李瑛、公刘、蓉子、向明、商禽、痖弦、郑愁予、昌耀、任洪渊、杨牧、杜国清、淡莹、梅绍静、江河、林莽、韩作荣、芒克、多多、李小雨、严力、杨炼、顾城等新诗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涌现出来的优秀诗人都贡献了他们的才华和心力，由他们身上集合起来的光芒交相辉映成20世纪中国新诗气势雄浑的华彩乐章！
　　如果从19世纪末黄遵宪、梁启超等诗坛先驱们发起的“诗界革命”算起，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了它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新诗所走过的历程可谓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因为它所付出的代价与它所收获的掌声与鲜花远不成比例。除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断遭逢的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等各种外部力量与因素的强大干扰，中国传统诗歌观念与审美趣味对于大多数人的有力牵制和规范，使得人们对于新诗始终存在较大误解，普遍评价不是很高。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主要理由可陈述两条：其一，真正的新诗毕竟只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动辄就拿唐诗宋词的标准来对照衡量，显然是过于苛刻了些；其二，在读者当中，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尚嫌传统、保守，因此不能真正欣赏出新诗的好处。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名篇迭出、佳作如林，出现过人们争相传诵一首好诗或其中部分片断的动人情景（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余光中的《乡愁》、舒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顾城的《一代人》，等等）。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局面的初步形成与规模的日渐扩大，众多杰出与优秀的中国诗人通过作品译介或其他交流途径先后为西方诗界及文学界所熟悉乃至获得高度赞誉。例如著名台湾诗人罗门、蓉子夫妇于1969年应邀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首届世界诗人大会，荣获大会颁发的“杰出文学伉俪奖”；80年代以来，艾青、北岛等杰出的大陆诗人屡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这无疑是属于中国现代诗人与中国新诗的光荣与骄傲！
　　毋庸讳言，20世纪的中国新诗尽管已经取得不低的成就，但从新诗园地众多辛勤耕耘者的内心愿望来衡量，新诗目前的现状与它的理想目标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反差，除了经历过几个短暂的辉煌时刻，新诗在绝大多数时期却遭受到大众的普遍淡漠。严格说来，在整个20世纪新诗发展史上，我们的诗坛上还没有出现过像艾略特、庞德、叶芝、里尔克、瓦雷里、奥登、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聂鲁达、博尔赫斯、帕斯、希内等那样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师级诗人，也没有产生出像《荒原》《海滨墓园》《太阳石》等具有里程碑式的大师级文本。大师级诗人及大师级文本的相对匮乏，早就引发了中国现代诗人的普遍焦虑与内在不满。在20世纪末，新诗由于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正处于边缘化，而且又由于相对规范的诗之标准的缺失，情形更不容乐观，能够扭转新诗局面的只有寄希望于大师级诗人及大师级文本的出现。然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今诗坛新生力量正不断巩固且日益扩大，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西川、于坚、潞潞、柏桦、黑大春、韩东、陈东东、伊沙、郑单衣、臧棣、刘以林、西渡、王小妮、林珂、陆忆敏、张烨、阎月君、莫非、孙文波、树才、侯马、陈先发、谯达摩、张亮、王久 辛、刘立云、沈苇、杨晓民、马莉、谭仲池、谭延桐、余怒、张曙光、桑克、麦城、李琦、大解、郁郁、李青松、向隽、安琪、梁平、古马、阿信、李元胜、张执浩、巴音博罗、李自国、唐诗、野鬼、娜夜、代薇、路也、冉冉、池凌云、荣荣、王明韵、商震、李南、李轻松、寒烟、卢文 丽、郭新民、何房子、道辉、程维、江雪、王锋、丁燕、谢湘南、海啸、刘 川等大陆“新生代”诗人们（指“朦胧诗”之后）以及台湾诗界的“新生代”诗人们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新诗舞台上的生力军。我们可以相信，只要众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奋发图强、精益求精，抛掉于艺术探索不利的浮躁和虚荣，最大限度地争取关心新诗前途的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那么，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新诗必有一天会清音远播，重新赢得令世人称羡不已的盛唐气象！ 
　　　　　　　　　　　　　　　　　　　　　　　　　　　　　　1999、8、18 写于北京
　　　　　　　　　　　　　　　　　　　　　　　　　　　　　　 2004、11、30 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