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仿佛故意给新诗的发展与成熟设置下重重障碍，“九叶派”手中现代诗的火焰刚点燃不久便被历史的暴风雨吹熄掉了。从50年代起至70年代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有力支配和普遍笼罩，使得大陆的新诗现代化运动再次遭受到长久的困顿与挫折。当时，在一场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中，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新诗必须走“民歌加古典”的发展道路所显示出来的理论上的偏误，致使大陆新诗在思想及艺术水准上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退化的局面。所幸的是，现代诗的火种并未窒息，而被转移到作为新诗重镇的台湾岛继续燃烧。50年代，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派”，以覃子豪、钟鼎文等为代表的“蓝星”诗社，以洛夫、痖弦等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相继成立，共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现代化运动。“现代派”公开发表《现代诗》“宣言”，并由纪弦将之归结为“现代派六大信条”，力求建构完整的现代诗学体系。由纪弦们所提出的“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诗学主张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但这种彻底革新的姿态无疑为加速台湾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革命性贡献；针对“现代派”倡导“横的移植”与强调“主知”的主要诗学观点，“蓝星”诗社则反对新诗的全盘西化，也不赞同纯粹“主知”，转而主张融合智性的抒情倾向；“创世纪”诗社则在“现代派”的“主知”和“蓝星”诗社的“抒情”主张之外另辟新说，着力推崇“超现实主义”，强调诗以超现实的意象开掘人的直觉、幻觉、潜意识等深层生命体验的重要价值。“现代派”、“蓝星”、“创世纪”这三大台湾现代诗群表面互为对立，实质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主张，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与特质，同时创造出了脍炙人口的新诗精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70年代，正好填补了大陆新诗此一时期诗学建设与创作成果方面的双重空白。
　　中国新诗史上从不缺乏革新者们活跃的身影，而且他们勇敢的革新行为总是与无所顾忌的青春激情联系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同样具有先进的世界眼光的青年诗人围绕着民间先锋诗刊《今天》集结在一起，发起了一场旨在全面革新三十年来（1949——1978）大陆新诗僵化的观念与形式的“新诗潮”运动。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们反对“假”、“大”、“空”的恶劣诗风，强调诗人应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孙绍振语），同时又强调要在自我的情感体验里容纳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在艺术表现方面，他们提倡运用意象、隐喻、通感、变形、蒙太奇等现代手法、技巧来改革传统的诗艺。“新诗潮”的杰出代表人物北岛曾明确表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法已经远不够用了”（《青年诗人谈诗》）。由于他们在诗学观念及艺术话语形式上均对大陆1949年至1978年期间已成定型的“民歌加古典”型新诗构成了颠覆性的革命，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短时间内难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陌生”面貌，他们的创作因而获得了“朦胧诗”的命名。由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代表诗人发起和倡导的“朦胧诗”运动（即“新诗潮”）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大陆诗坛引起了全方位的震荡，对许多诗歌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现代诗启蒙教育，影响至为深远。“朦胧诗”运动最终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与认可的诗歌事实，标志着中国新诗已经全面跃入了现代诗的崭新阶段，促成了现代诗观念的普遍深入人心，尤其“朦胧”诗人们出色的艺术创造使得大陆“新时期”（1978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具备了与西方现代诗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资格。
　　禀承着“朦胧诗”的叛逆姿态与革新精神，一大批接受过“朦胧诗”启蒙教育的“后来”的诗人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对“朦胧诗”发动了一场更为猛烈的“诗学革命”，掀起了所谓的“后新诗潮”（或“后朦胧诗”）运动。“后新诗潮”成员杂多，派别林立，主张歧异，呈多元化趋向，但在拒斥“朦胧诗”的诗学观念和艺术方法方面却表现出共同的针对性：针对“朦胧诗”在思想内容上的贵族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它提倡思想内容上的平民化、世俗化与个人化；针对“朦胧诗”以意象、象征、暗喻为主要表现手段，它主张直接以当代日常生活口语作为表达方式，强调“语感”的艺术效果。“后新诗潮”的诗学观念与艺术方法与“新诗潮”相比更具“前卫性”，因为它与国际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及文学思潮存在着精神气质上的“亲缘”关系。其艺术上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题材表现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更能切近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生存本相。其中，“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是“后新诗潮”中三个有代表性的诗派与团体，他们不仅贡献了有思想价值的理论文本，同时也贡献了《尚义街六号》（于坚）、《有关大雁塔》（韩东）、《中文系》（李亚伟）、《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胡冬）等具有新艺术价值（后现代手法与风格）的现代诗文本。
　　进入90年代，由于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后新诗潮”作为一场诗歌运动其群体性质日益模糊与淡化起来，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更呈多元化格局，从总体而观呈现为一种无序的混乱。但是许多有抱负的诗人仍能自觉地运用自身的诗学构想来规范、引导他们的写作实践。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臧棣、西渡等诗人先后倡导“知识分子写作”与“个人化写作”等诗学主张。“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在此不是指其“身份”概念）强调诗人应该在作品中表现深沉的人文关怀与崇高的生命信念，“个人化写作”则强调诗人独特的个体经验，开阔的精神视野以及语言修辞技巧对于文本构筑的重要意义，于坚、伊沙、韩东等诗人则大力提倡“口语化写作”，主张用“原生态”的口语来直接表现现代人凡俗本真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在诗学理论上明显接近后现代主义。这些诗学观念的对立、冲突与微妙互渗，也促成了诗歌文本风貌的千姿百态，在良好、正常的诗生态环境中呈现了一份“混乱的美丽”。从80年代迄今为止，大陆新诗的运行轨迹与台湾新诗的走向渐趋合流之势。
　　以上对于中国新诗发展历程的描述只是粗线条的，而且存在许多人为的“遗漏”与“忽略”，这是与我本人把现代诗（宽泛意义上的）视为新诗（内容散文化的）发展的价值目标这一诗学理念紧密相关的。因为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而新诗的现代化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艺术潮流。因此，我只选择那些对于推进新诗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大影响的诗潮与流派进行重点叙述，阐明其诗学观念在新诗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这种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后期的诗潮与流派的诗学观念时能根据其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环境创立新说，达到诗学与历史的有机结合，具备高度的历史合理性（比如“后新诗潮”对“新诗潮”的来势迅猛的“诗学革命”）。正是诗坛上众多革新者广纳同仁，以集体的力量不断勇敢地开拓诗途，才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富有阶段性特征的繁荣局面的持续形成。
　　中国新诗的繁荣与兴旺虽然离不开一批批诗苑开拓者们集体力量的推动，但真正能将中国新诗提升到一种极高的思想与艺术水准，却更离不开杰出诗人的个体潜能。杰出的诗人依凭其超越性的诗艺与诗质上的双重创造，对诗史的纵横时空造成辐射性的深刻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一部厚重的中国新诗史就是一部杰出诗人的艺术创造史。在20世纪新诗史上，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纪弦、罗门、洛夫、余光中、食指、北岛、舒婷、海子等在时序上大体相继涌现（或同时出现）的名字，构成了新诗史上的主力阵容。毋庸置疑，他们在或自觉或潜藏的先进诗学理念驱动下所进行的出色的诗艺创造及其独特贡献，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真正辉煌。
　　从艺术方法、创作风格、美学趣味等方面综合起来所表现出的某种相似与共通性来看，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纪弦、食指、海子等诗人大体可归为一类。这些诗人创作的精神风貌与浪漫主义思潮（主要受西方近代文学的启发和影响）存在着较多的“亲缘”关系，同时又加入了各自的创造，因而呈现出个性鲜明的思想及艺术特色。在早期新诗（白话诗）因诗艺、诗质的双重匮乏而停滞不前的关键时刻，郭沫若以雄浑、豪放的浪漫主义诗风将新诗全面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作品以奔放不羁的想像与夸张等艺术手法把“五四”时期“狂飚突进”式的时代精神做出了深刻有力的生动传达，令人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阅读震撼”，其杰作《凤凰涅槃》标志着早期新诗在思想和艺术水准上所能达到的“极限”性高度，其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则成为新诗发展史上一座极其重要的里程碑。郭沫若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以超人的气概对语言、诗体实施了彻底的解放，进行了多元化的创作实践，以其自由、大胆的艺术创造精神给予后来者们以有益启发，具有开拓性的贡献（郭沫若艺术创造力的退化另当别论）。
　　被视为二三十年代诗坛上“新格律”派、“新月派”主将的徐志摩，则明显缺乏郭沫若诗的开阔视野与精神气度。徐志摩诗作取材比较狭窄陈旧，大体不脱旧式文人风花雪月的范围，但他仍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其主要奥秘在于：徐志摩擅长于以清新、典雅的现代口语入诗，同时采用句式大体整齐的“新格律”体，创造出流畅、悦耳的音乐美感效果（如《再别康桥》）。徐志摩诗中的意象通常单纯、明朗而又含蓄丰厚，造成回味悠长的艺术境界（如《云游》）。徐志摩的浪漫气质表现在他敢于将他的真实灵魂放飞于诗的天空，并呈现出飘逸、空灵、华美的艺术风格。徐志摩的成功为发展期的中国新诗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作品风格的雄浑以及时代精神的充分张扬方面，30年代崛起于诗坛的艾青与郭沫若有较大的相似性。然而相形之下，艾青的精神视野显得比郭沫若更为开阔与深沉，艾青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整个民族的苦难的生存现实，倾听民族要求解放的心音，充当时代与民族的代言人（他的《时代》一诗可视做这一方面的诗性宣言）。艾青的浪漫精神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由、光明境界的热烈追求上，因而创造了众多歌唱“太阳”的出色诗篇。艾青的诗全部以质朴、清新的口语入诗，句式参差不齐，节奏自然，具有洒脱奔放的散文美。艾青创造了真正的自由体新诗，他的处女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创了一代诗风。他对象征主义诗艺的娴熟运用，有力地保证了作品的审美品质（如《黎明的通知》）。艾青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融合政治学、社会学、诗学所取得的艺术成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50年代，纪弦在台湾诗坛率先发起新诗现代主义运动，不过从其作品的总体风貌上来看，纪弦还是与浪漫主义保持着更多的精神联系。纪弦的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境况及自然风物，在对生活与人生的机智感悟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纪弦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由其内心不可遏止的激情所生发的神思飞扬及浮想联翩上（如《你的名字》《火葬》）。纪弦的作品，语言简洁有力，表达手段灵活多变，想像警拔脱俗，内蕴丰富深沉，纪弦的诗以其独特的风姿与魅力为中国新诗增添了光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