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是一位有雄心的翻译家。她的文章“译可译，非常译——现代诗歌之‘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谈”（《当代国际诗坛·八》，作家出版社，2017. 2）是诗歌翻译方面重要的文献。通过这篇文章，也能看出她在诗歌翻译上的雄心。她想挑战的是写起来不好写，译起来不好译的诗歌作品。正如其所云

“所以我们还是注重那些难写、难译、难传播的诗作，那些你用‘直译’对付不了，非得有发明性的语言才能让读者感受得到原作高明的作品，比较具有道德高标。”

她的态度具有启发性。至少使我在翻译上的眼光从“雅畅”深视到了“深美闳约”。以前就感受到的“翻译难度”问题在此论述中也涣然冰解。的确，我们看外国小说就要比看翻译诗更少受翻译问题的影响，因为小说要比诗歌易于“直译”。而当我拿到《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美国当代诗歌选》）的时候，发现其中众多诗人诗歌的翻译难度差别巨大，“政治正确”的大方针指导下美国多族群、阶层身份的平衡照顾凌驾于诗艺之上。

其实这也好理解，诗风有简畅，就会有深邃。有平白，就会有丰富。作为翻译而言，简畅和平白总归要比深邃和丰富好解决；同时，却难于体现翻译的维度。

而无论其诗外表是简是繁，一个大诗人必然有相应的创造性的诗歌心灵。这不但是评判一位诗人的试金石，也一直是翻译的难点和追求所在。也是对翻译者的工作深度和翻译者自身的修养甚至器量的要求所在。

有此雄心与立场，赵四“遇到了”利尔本。加拿大诗人利尔本，一位符合赵四翻译期待的诗人，他的诗和作为诗人的心灵足够“深美闳约”，有语言的追求和难度，也有用自己的诗和语言建构一个大千世界的器量和能量。正如赵四在此文章中所云

“这样的一个诗人（有雄心的现代诗人）总是通过不懈地与既成语言进行各种各样地搏斗来维护、更新、建设、强固他/她用以写作地语言。现代诗人除了首先是一个语言艺术家，还能何为呢？”

利尔本则符合上面这段“有雄心的语言艺术家”的表述。他的诗就是北美草原、加拿大冻土荒原和山川构成的丰厚土壤，语言在其中生长、变异，如物种一样创生、滋衍。而这如自然界一般的丰富性和活力恰好满足了赵四的兴奋点。就像她所说

“一个诗人在原语言中是一个有语言难度的诗人还是一个语言平淡、乏创造性的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是最藏不住的、会坦荡荡地裸裎出自己。”

利尔本，无疑是赵四找到的“门当户对”的作者。

除了利尔本诗歌这一基础材料，我更关注的是赵四的译本。关注点有二：一是赵四译本是否是印合她文章的主张的例证。另一点是作为汉语诗歌的成立性问题。后一点牵涉我对现代汉语本身的一些思考。

前一点可以说赵四相当“知行合一”的将此译本作为自己理论的印证。她如是选择，并以汉语创造性的语言对话原诗，使利尔本相对晦涩艰深的诗有了汉语上极具观赏性的美学呈现。

后一点，则是对此美学呈现的观赏性的思考。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的“翻译腔”不一定是其原文带来的，往往是译者能力不足所致。这种不足分四个层面，一是汉语本身能力的不足，二是翻译策略不当，三是对所翻译的诗理解不足（自己修养器识不足的局限可能为其一因），四是对汉语（现代汉语）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前三点，在“译可译，非常译”中有不少论述。

第四点，接连前三点，却有自己的特殊性。赵四的文章中，详论了汉语从文言到现代汉语的过程及其利弊，并对现代汉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致的考量。我就此问题，也就此《利尔本诗选》汉译说一下自己思考的事情。

我看了赵四的译本，也查找了一下利尔本的原诗。对两种语言，两个文化系统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当我看利尔本英文原诗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画面好似安塞姆·基弗巨大铺展的画作。不可考利尔本是否在触遇上受到过基弗的影响，但是那种独特的笔触，打破常规的语言，和强大奔莽的大野荒原的意象，是有通感的。

在赵四的汉译本中，这种远观的通感被保留了。神韵相映。而其语言的质感却全然不同，如果说前者是油画笔触，那么赵四的汉语对应则有自己珠缀般的立体质感和独特的质感光泽。如果说前者是抽象笔触的话，汉语中的对应则呈现出似乎北方文艺复兴绘画中那种事无巨细的细密画质感。用比较俗的借喻，如果说前者是刺绣，后者则更像法绣。

这种质的改变。源于汉语的特殊性。

汉语，虽然经历了文言向现代汉语的剧变，但是其与世界别的通行语言最大的异质，在于其语言与文字的分别关系与文字的特殊性，其文字作为与声音没有必然联系的象形文字系统所带来的直观感。这种直观感使每一个字词有自己的声色质地，其一个字或词所蕴含的信息和能量是更大的，更独立的（其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它非声音的附属）。使用这种语言和文字的人，可以通过一瞬间的直观感受到多方面的信息。这些特质是配合于历史自然形成的汉文化系统的。

虽然现代汉语形成至今，受到了白话口语和政治的影响，如“译可译”中所云，以至于

“它在这一百年中会蓬勃地发展出党化官腔化一极和日益粗鄙化一极，都让人反思：是否现代汉语所倚仗的文化自身因难以真正以真理标准为自身标准而使其语言丧失了防微杜渐的内在保护机制。”

但是由于其自身文字的特殊性，其文字和语言“语文相分”的特质，它依然保留了全然特殊的质感。它依然在许多地方是能够超越西方式的语法结构和表达逻辑，进行更高级的文明的超验运行。

在古汉语中，字和词经常是抛亮的，它不但代表着简洁，而且代表着适当。抛亮的字词适当于其厚度的结构表达，形成了文言的美观。在现代汉语中，字和词的质感可能并没有被减少，但是由于语法表达的原因，其运用更紧实而增益了。就像一条丝线本来点缀两颗珠子合适，现在穿满了珠子。

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在看翻译的经典英法德和俄国小说时会直观感受到的“厚度感”。经常是在其原文中，某些描写是合适的，恰当的。在翻译过来之后，内容被汉语“增生了”，就像厚厚的颜料堆出的油画和细密粗紧的织线织就的挂毯。不同文化语言的翻译能够使作品结构不变，质地改变。

汉语的这一特性在优秀的翻译者手里，会更清晰的例证了这一点，就像赵四的《利尔本诗选》，它更能明确汉语译诗语义和词的限界，汉译诗歌独特的随类赋彩，使诗呈现出另一种声色气质。

同时，汉语作为高度概括和文字指向性多样，配合于简洁有效的传达信息的文字系统，在遇到近现代的语法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其兼容不畅，用词靡费，表述累赘。而上面提到的那些负面的倾向又会让汉语无效化，空心化。这些问题，赵四都用自己的翻译进行了“下至其器，上至其道，中守其态”的回复，解决和表率。

值得特殊提起的是，她在此译本中也运用了“创造语言”的方法。这一诗人的权利，在汉语诗人中都少人涉及，却在她的翻译中运用。这种创造指向未来，却环接传统，即我上面说的对传统自然生成的汉语系统内部逻辑理解和对当下汉语成长的建设。

表现了她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对这门还在成长的语言的态度。如果说什么样的翻译会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成长提供滋养，我想赵四汉译本的《利尔本诗选》应当是有着多方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