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胡适的意义无论作怎样的评价似乎都不为过。语言的革命，观念的输入，方法的示范，使胡适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新文学运动，而成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明形态由传统向现代整体转型的标志。然则限于论题，这里不拟对胡适作全面的评价，仅就他的《尝试集》与古典诗学的关系，略谈数端如下。

一、开辟鸿蒙之功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尝试写作白话新诗的诗人。他于1910年赴美留学，对西方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颇感兴趣，治学方法上师从杜威的实验主义，文学观念上则与美国新兴流派如意象派颇相吻合。本着“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和“文学的实验主义”精神，胡适开始了他的白话诗尝试。少年好诗的胡适，留美后与学友任叔永、杨杏佛等相唱和，诗意含有西方的“乐观主义”思想，自命为说理之作。他考虑到新观念的引进，必须与语言载体的改革配合，观念的进化与语言的进化必须同步，遂提出了“死文字”与“活文字”的概念。1915年９月到1916年上半年，胡适与梅光迪、任叔永之间就文学革命问题发生笔战，他主张“用白话代替古文”，“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最后他决心进行“实地实验”，在以后几年内不写文言诗，专写白话诗，以此证明白话不仅可以写小说、散文，也可成为“韵文之利器”[1]。1916年４月12日，胡适写出《沁园春·誓诗》，庄严宣告：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表达了他决心为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的新中国创造新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接着在1916年7月22日，胡适写出《答梅觐庄——白话诗》，立足于文随时变，强调要写“活文章”：“不但文字如此，／文章亦有死活。／活文章，听得懂，说得出。／死文章，若要懂，须翻译。／文章上下三千年，／也不知死死生生经了多少劫。”并希望“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2]这是胡适白话诗尝试的开始，是中国20世纪第一首白话诗。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的《维纳斯》、《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别离》等诗的写作时间，据郭氏1936年９月４日所写《我的作诗经过》一文说，是民国五年（1916）夏秋之交所作；但在《学生时代·创造十年》第三节中又说作于1918年；这几首诗在收入《女神》第三辑时，除《死的诱惑》作者“附白”说：“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1918年初夏作的”，其余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均为1919年[3]。可见，这几首诗的写作时间连作者自己都说不准确，有论者称这几首诗与胡适最早的白话诗同时，显然是不妥当的。

1917年２月，《新青年》二卷六号出版，刊载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中国20世纪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白话诗；1918年４月15日，《新青年》４卷４号出版，刊载了胡适翻译的苏格兰诗人安妮·林德赛的《老洛伯》，这是中国20世纪第一首白话译诗；1920年３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包括1917年归国前写下的白话诗、归国后写下的白话诗和试写白话诗以前在美留学时所作的旧体诗词《去国集》，取名“尝试”，反用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意，昭示“自古成功在尝试”的道理，表明他的实验主义文学观，这是中国20世纪出版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胡适第一个试作白话诗，第一个发表白话诗，第一个用白话翻译外国诗，第一个出版白话诗集，这四个第一，就是胡适为白话诗“开辟鸿蒙”的有力证明，胡适不愧为开一代风气的“新诗老祖宗”。

从晚清的诗界革命到五四的文学革命，是中国诗歌从解构旧体到创建新体的过程，黄遵宪与胡适的表现引人注目。他们都以进化论作为理论工具，张扬主体意识，主张言文合一，提倡口语入诗，学习民歌，创造新语句，致力变革诗体，别创新体，以期对诗歌的内容、体式、语言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黄遵宪在语言运用上虽然注意嵌入新名词，却仍以文言为主，他只是把语言作为内容的附属物，而不是用一种新的语言代替旧的语言；在诗体选择上主要是五古、七古，仍不出旧体诗的范畴，只是在对偶、韵脚、平仄方面相对宽松一些；所以，黄遵宪的“新派诗”只具有解构旧体的意义。而胡适则用形式主义的观点，强调语言对内容的制约作用，认为语言的变革将带来内容的革新，文学要新，“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4]。他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5]。所以，他主张废骈废律，用一套全新的“白话”语言系统，代替旧的“文言”系统，并率先实验，创造出了一种语言自然流畅、句式长短自由的白话新诗体，取代旧体诗词，来承祧诗国的大统。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说：他“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胡适不仅最早尝试作白话诗，而且是有意识的尝试，他有目的、有计划，有近期和长远的目标。这是早期白话诗人所不具备的理性意识和整体意识，即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上的自觉意识。比如郭沫若的白话诗创作动手亦较早，但他多是即兴之作，偶尔为之，既不准备拿去发表，也无意于做诗人。这种自发状态显然不能带来语言和诗体的革命性成果。胡适不仅有意识地尝试，而且有意识地把实验的过程——亦即新诗语言形式演变的过程完整无缺地展示出来，胡适这样说明他出版《尝试集》的三点理由：“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实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实验的结果贡献给国内的文人，作我的实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实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实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实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实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贡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贡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实验的态度。”[6]他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新诗的关注讨论，给写诗的文人呈示法式，提供得失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并借此传播实验主义思想。正是在他这种“实验精神”、“实验态度”的带动启示下，刘大白、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陈衡哲、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郭沫若、汪静之等人群起效尤，纷纷写作、发表白话新诗，出版新诗集，胡适也既开风气又为师，亲自为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陈梦家等人的新诗集写序言、写评论，提倡鼓励，指导纠偏。此后更有大批不同风格流派的白话诗人踊跃跟进，胡适辟出的诗国“荒地”，经过“一班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7]。

新诗的胜利是新文学运动的决定性胜利。在一般人的观念中，白话只可入通俗文学，而不可以入诗，因为诗歌是文学中最高雅的品类。胡适在理论上提倡并尝试写作白话诗的时候，几乎遭到了所有朋友的嘲笑与非议，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白话散文已经风行之后，一般人仍然认为白话不宜入诗，诗歌成了白话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因此，诗歌的现代转型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成了文学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具备文学演进意识和文化战略眼光的胡适，“一开始就把新诗问题看作是新文学运动中对抗最尖锐因而意义也最典型的前哨战，他的历史意识将白话新诗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命运贯穿在一起”[8]。所以，他不顾反对甚至漫骂，坚持白话诗的尝试，数年之后，《尝试集》风行天下，使文学中最高雅的诗歌领域，也被白话所征服，新文学运动遂取得彻底的胜利。至此，胡适提出的以创作“国语的文学”来作为普及国语的途径，作为教科书，作为国语文法的规范，从而形成“文学的国语”，普及“全国人的公共权利”的“国语教育”，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设想得以实现。“言文一致”的白话诗文，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交流思想和发展教育的主要工具。在各地自编语体文教科书的形势推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顺应历史潮流，于1920年初通令各省区，改小学国文为语体文。此后，中学、大学各科教科书、讲义，也采用语体文编撰，文言被淘汰，扫除了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的语言障碍，使当时的科学教育大发展大变革如虎添翼，语言文字工具的解放，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科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指出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使中国人能用“活着的白话”发出了感动世界的“真的声音”，白话与文言的选择，关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9]。革命家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10]。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展望杂志》，以胡适“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为理由，推举他为当今世界百名伟人之一，表述虽不尽准确，但也证明了胡适的文学语言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性的影响。

二、政治与伦理

宣告旧体诗一统诗坛局面终结的《尝试集》，虽有开辟鸿蒙之功，但它毕竟是标志新诗成立的第一部诗集，刚从旧诗的母体中挣脱出来，处在新旧转折的交接点上，所以在它身上留下了明显的遗传胎记，呈现出一种过渡形态。对此，胡适先生认识得很清楚，表述得也很坦率，他在《<尝试集>自序》和《再版自序》中，坦称写于美洲收入《尝试集》第一编里的作品，“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他又把自己的诗比作“放脚鞋样”，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在新诗草创时期，胡适们急于从旧体诗中彻底摆脱出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在我们回看当年新诗先驱者的作品所带有的旧诗痕迹，并不全是负面和消极的；何况，呈现出这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尝试集》的过渡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大部分作品的政治和伦理性质，二是新旧兼收的编排体例。这里先看它的政治和伦理性质。

《尝试集》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这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泛社会政治化倾向是一致的。尽管胡适表现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文人诗歌的思想内涵，但其突出的社会政治关怀与传统诗歌并无不同。《尝试集》（四版）一、二、三编中属于或指涉社会政治的诗有《黄克强先生哀辞》、《赠朱经农》、《朋友篇》、《文学篇》、《老鸦》、《你莫忘记》、《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希望》、《晨星篇》等18篇，《去国集》里有《哀希腊歌》、《自杀篇》、《老树行》、《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沁园春》“将之纽约”、《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秋柳》、《沁园春·誓诗》等８篇，初版《尝试集》中有《人力车夫》、《沁园春·新俄万岁》、《送许肇南归国》、《去国行》等４篇，再版《尝试集》中有《示威》、《外交》等２篇，总计有32篇之多。这些社会政治性质的诗，根基于胡适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执着的民主自由、人道平等的社会理想。胡适留美时期所作的旧体诗词，多有爱国思想的表露。他的留学目的非常明确，是学以致用，振兴祖国：“同学少年识时务，学以致用为本根。争言‘治病须对症，今之大患弱与贫。但祝天生几牛顿，但乞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更无谁某妇无裈。乃练熊罴百万军，谁其帅之拿破仑。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同学相聚，关心的是国事：“旧事三天说不完，且喜皇帝不姓袁”（《赠朱经农》）；别离之际，以国事互相勉励：“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作倭斯鞿。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戮力”（《将去绮色佳留别》）；或以“斯民温饱”自任：“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沁园春·将之纽约》）而学成归来，当然是“为国效奔走”（《朋友篇》）。这种爱国思想在胡适一代留学生身上具有普遍性。

《尝试集》中的社会政治诗，从表现上看，分两种情况：一是直赋其事，二是比兴象征。直赋其事的如《死者》、《示威》、《外交》、《人力车夫》、《黄克强先生哀辞》、《沁园春·新俄万岁》等，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和《双十节的鬼歌》两首。胡适一向以温和宽容著称，这两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他峻急激烈的一面。《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前有小序，“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烈士，和用炸弹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烈士。民国建立后合葬四烈士，墓前四面碑只有一面刻了杨禹昌烈士的事迹，其余三面空无一字。民国十年五月，胡适在天津，“梦中游四烈士冢，醒时作此歌”。诗中热情讴歌了四烈士的丰功伟绩和牺牲精神：“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意在鼓吹用“炸弹”去“干”的暴力革命行动。《双十节的鬼歌》则把矛头直指“现政府”：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侯，／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这首诗发表于1921年10月10日《晨报》，小序云：“今天（10月４日）因上海几家报馆要我做双十节的文章，我没有工夫，故做了一首诗。”诗借辛亥烈士鬼魂的口吻，愤怒地揭露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群狼”窃取的事实，指斥一个“不要脸”的“鸟政府”假革命、共和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例行公事纪念烈士，为自己脸上贴金。诗中提议“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号召“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最好的纪念方法。这首诗是在公然煽动革命、造反，推翻有宪法依据的现政府，其思想之激烈为新诗中所罕见。上海的《晨报》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一天，毫无顾忌地登出了这首诗，“鸟政府”的“群狼”竟也没有查封报馆，拘捕主笔，或找胡适的麻烦，这说明民国的言论自由程度毕竟与帝制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的社会政治诗，在《尝试集》中有《老鸦》、《一颗星儿》、《威权》、《小诗》、《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希望》、《晨星篇》、《秋柳》等。比兴象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屈原的《离骚》、阮籍的《咏怀》、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都是用比兴象征手法写成的社会政治诗。胡适喜欢用象征手法处理社会政治题材，说明他对这一传统诗学手法的稔熟。他的这类诗多是针对具体的事实而发，但他不去作写实的直叙，而采用象征的表现，把相关“本事”放在诗前的小序或诗后的小记中作一交代，为读者提供理解的背景。他的《威权》，把统治者比作坐在山上的奴隶主，驱使、监督着铁索锁颈的奴隶们为他开山挖矿，“做了一万年的苦工”的奴隶们，铁索已经磨断，思想已经觉醒，他们“要造反了”，要“同心合力”把山挖空，让那高高在上的“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这首喻指人民起来造反、推翻独裁统治的诗，写于1919年６月11日夜，据诗后小记，这天夜里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日本东京发生了大罢工，诗人有感于国内国外的时事而作此诗。他的《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像是一首情诗，但诗后小记说此诗乃为陈独秀“被军警捉去”而作，意思是说“爱国爱公理”与“爱情”一样，都要忍受痛苦，付出代价，而胡适、陈独秀们情愿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这首《小诗》形式上“用《生查子》词调”[11]，以爱情托寓政治的手法，又是古典象征诗“男女君臣”的一贯传统。《乐观》写有人憎恶一棵“大树”碍路，把它连根砍倒，劈作柴烧，砍树者很得意。不想那棵大树的种子，又萌出了许多新苗，长成了一片大树，“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这时候却不知“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据诗前小序，诗为“《每周评论》于（1919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禁”而作，“大树”象征《每周评论》，“斫树者”象征北洋政府，“种子”象征《每周评论》所传播的新思想，工人在树下乘凉，小鸟在树上歌唱，象征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造福大众，泽及万物；篇末的诘问句，仿佛刘禹锡《再游玄都观》中的“种桃道士何处去”，《乐观》全诗都有《再游玄都观》的意味。《一颗遭劫的星》是胡适自己认为“极自由、极自然”的“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是令他满意的少数作品之一，这也是一首象征诗，诗前小序云：“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1919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首诗。”诗中的闷热天气，象征当时的政治气候；“一颗大星”象征传播新思潮的《国民公报》或该报主笔孙几伊，也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大星”被“黑云”和“大雨”遮住，象征报纸被查封和主笔被捕；雨过天晴，一颗大星引来满天的星光灿烂，闷热天气变成清凉世界，表达了诗人坚信新思潮必将冲破旧势力的压迫而取得最后胜利的乐观精神。写于1917年12月的《老鸦》，则显得沉重：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诗人以“老鸦”自比，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抉择：尽管“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但是我决不去“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尽管“天寒风紧，无枝可栖”，但是我决不会为了“一把黄小米”，去拿自由作交易，被人家带上“鞘儿”，系上“竿头”。这只坚持说真话而与世俗社会发生对立冲突，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而处境艰难的“老鸦”，就是以诗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象征。“老鸦”的内心独白，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新旧对立的严峻斗争环境里的精神、情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只宣传西方现代文明、以唤醒保守麻木的国民为己任的“老鸦”身上，分明有着传统诗人择木而栖、横对流俗、不谋稻粮的狂狷性格遗传。

《尝试集》还表现出浓重的伦理色彩。《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写母子伦理，胡适父亲早逝，孤儿寡母，屡受家族欺侮，母子相依为命，感情极深，养成了他的孝子性格。母亲去世让他极度悲哀，天涯游子奔丧归来，再也没有母亲“含泪相迎”，再也听不见母亲“来了？好呀！”的唤声，再也看不见母亲一面“揩干泪眼”一面“招呼茶饭”的忙碌身影，盼望十年的侍亲“梦想”也“云散烟销”，诗人为无法克尽孝道、“一世的深恩未报”而抱恨终身。《病中得冬秀书》、《新婚杂诗》、《如梦令》、《我们的双生日》、《相思》写夫妻伦理，这几首情诗虽然表现出“坦率地告白”的态度，但视为爱情诗却有些勉强。因为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家长包办的，并非自由恋爱的结果，他们的感情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质的婚爱。孝子胡适对这桩婚姻也反抗过，但最终不愿违背母亲的意志，同时又对冬秀耗尽青春的十余年漫长等待充满了人道同情：“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冬秀完婚，且终生相守。这种婚姻对五四时代要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青年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新思想的倡导者胡适却接受了。他认为这是“分定长相亲”，可以“由分生情意”，其实是自我说服和开解；“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病中得冬秀书》），话虽说的巧妙，终不过是为自己恪守封建伦理的妥协性解嘲罢了。爱情自由、个性解放遇到人道主义，便只能这样妥协，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应该》一诗所写的三个人，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难题。还有译诗《老洛伯》的结尾，在自由爱情与婚姻伦理的冲突中，女主人公也选择了向婚姻伦理投降。

胡适还是笃于朋友伦理的人，《尝试集》中的酬唱赠答之作，大多表现朋友伦理。他念念不忘同学朋友对自己的助益，《朋友篇》写道：“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去国今七年，此意未敢负。新交遍天下，难细数谁某。所最敬爱者，也有七八九。学理互分剖，过失赖弹纠。清夜每自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他还把自己对文学的兴趣、把提倡实践白话诗文归功于同学朋友的相助，《文学篇》序云：“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所以他在归国前夕，作《文学篇》留别任叔永、杨杏佛、梅觐庄，诗中有言：“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赋诗，有唱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回首四年来，积诗可百首。做诗的兴味，大半靠朋友：佳句共欣赏，论难见忠厚。如今远别去，此乐难再有”。其实，对胡适的白话诗尝试，朋友们多持反对意见，但胡适仍然对他们感戴有加。于此可见胡适笃于朋友伦理的忠厚性格。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面对故友、门生的误解、攻击、漫骂甚至围剿，胡适总是满面春风，不与计较，这种得力于传统道德熏陶和西方宽容精神影响所形成的温厚和易的性格作风，在同侪尤其是更“革命”的后辈身上并不多见。

三、兼收旧体，新旧杂陈

《尝试集》的过渡形态，还体现在兼收旧体、新旧杂陈的编排体例上。收入《尝试集》的作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即在美国留学时期做的文言诗《去国集》，作为附录编入《尝试集》，包括五七言诗10首，词４首[12]。这个时期的文言旧诗已经透出诗体形式上、语言结构上向白话新诗转捩变化的明显迹象，如作于1915年秋的《沁园春·别杨杏佛》，已开始用白话入词，作于1916年的《沁园春·誓诗》，作为胡适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更是气象一新。此词表现与旧文学、旧诗的决裂态度，是胡适后来发起白话诗文运动的“宣言书”，却用旧文学文体、用词牌填词的形式，极具象征性。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胡适一些用白话新体写的诗，其革命性和创新精神反不及此词，可说是新瓶装旧酒。看来形式和内容都不具有绝对的决定意义，最佳状态应是二者的完满契合。《去国集》的起点，正好与晚清黄遵宪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界革命”的终点相衔接。第二期即胡适立定主意实验白话新诗的初期作品（即第一编），时间大抵从1916年８月起，至1917年９月他回国止，即胡适所谓“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据四版《尝试集》，这一集共存诗14首，除《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为白话自由诗，其余均为五七言诗或长短句词。第三期即1917年９月开始到《尝试集》初版的编定，即集中的第二编，在后来的再版和四版《尝试集》中，作者又对篇目作了增删，把这一编一分为二，作为第二、第三两编。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胡适对他回国前后尝试做的两类白话诗有过一段中肯的自我批评：

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８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作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

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更进一步结合作品具体地说：

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做到后来的《朋友篇》、《文学篇》，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填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这里他把1917年回国后的新诗（初版第二编）又分为两段：1917年９月到1918年底为前一段，他自称为“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1919年后的诗为后一段，即真正的“新诗”阶段，并特意指出译诗《关不住了》是前后两段的分界线，是他自己说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在这篇序言的末尾，胡适又明确而具体地点出他的“真正的白话诗”篇目：

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

然而，在四版《尝试集》的第二编里，还是收入了脍炙人口的白话词《如梦令》三首，还有一首五言四句的《小诗》；第三编里的《希望》，也是一首字句整齐的五言诗。所以，从编排体例看，四版《尝试集》的二、三两编，仍旧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态。胡适既然对自己诗歌演进变化的轨迹十分清楚，他在编《尝试集》时，没有专挑那些“极自由、极自然”的“真正白话新诗”，而是把旧体诗词、“刷洗过的旧诗”和“变相词曲”一并收入，这一方面是为了客观真实地展现白话新诗形式演变的全过程，昭示他的“实验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与胡适同古典诗学之间扯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

四、胡适与古典诗学

胡适自小好诗，与传统诗学关系甚深。在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方面，胡适推崇杜甫、白居易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的写实之作，他认为“杜甫是唐朝的第一个大诗人”，理由在于“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他把白居易视为中唐时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人”，因为白居易“也是一个平民诗人，他少年中年时代的诗，很多是讨论社会问题的”，他指出《新乐府》五十篇，是白居易“最重要的问题诗”，也“最有文学价值”[13]。他把杜甫、白居易等人活动的“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755—850）的文学”，评定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14]。

受杜甫、白居易的影响，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强调“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他主张文学要表现“实在的人生”，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情况”，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示”，是“为人生做的”，“为救世救人作的”。这种创作必然建筑在“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之上，他说：“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作文学家，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作文学家”。所以，胡适在诗歌内容上注重“平常的观察与经验”，提倡“诗的经验主义”，批评“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15]。在《谈新诗》中，胡适明白表示了他关于诗歌创作方法的看法：

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

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印象，这便是诗的具体性。

他高度赞美《诗经》的《伐檀》、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宫人》等诗。胡适《尝试集》中大量的社会政治性质的诗，关注现实问题，表现下层人生的痛苦，手法上具体、详尽、写实，凡此，均可见出与《诗经》、乐府、杜甫、白居易的诗学精神与创作手法之间的渊源关系。

胡适与传统诗学的关系，还体现在他对传统白话诗文的推崇和借鉴上。他认为我国韵文史上发生过“六大革命”，依次为“三百篇变为骚”、“变为五言、七言、古诗”、“赋变为骈文”、“古诗变为律诗”、“诗变为词”、“词变为曲、剧本”。词曲、剧本都是通俗语言写成的“活文学”，这些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受到了胡适的特别重视，他在1915年的日记中列举的活文学样本，一是词，二是曲。他强调指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小说也，剧本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有一种‘活文学’出世”[16]。他的《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皆以是否运用白话俗语作为作家作品取舍、评判的标准，他在《国语文学史》中说宋诗的好处“全在他的白话化。换句话说，宋人的诗的好处是用说话的口气来做诗：全在做诗如说话”。宋诗给了胡适莫大的启示。在《白话文学史》中，他更有意识地把自己提倡的白话文学，同中国文学史连接贯通，他说：“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他提倡的文学革命“不过是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中，有意的加上了一鞭”，是“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而“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新路其实是对历史的延续，胡适的文学革命并非彻底割断传统，而是对僵化的文言文学传统的扬弃，对白话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

《尝试集》中的作品，留有更多的对历史上的白话文学的继承借鉴痕迹。《人力车夫》从语气到句式到对话手法，都是对汉乐府《妇病行》、《孤儿行》一类作品的仿照。赵山林在《试论旧体词曲与新文学诗歌创作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收入《尝试集》的白话词，“所用词牌以《沁园春》为多。这一词牌也是辛弃疾以及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辛派词人所喜欢使用的。就连胡适词中某些语言、口气，也与辛、陈、二刘之词有类似之处。”胡适的《虞美人·戏朱经农》等戏谑之词，与苏轼《木兰花·过吴兴》、刘克庄《生查子·元夕戏陈敬叟》、《木兰花·戏林推》情调颇为相似。《如梦令》三首之三：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不仅模仿了他一向喜欢的向滈的同调之作：“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而且还模仿了他的绩溪同乡石鹤舫的同调之作：“贪看月来云破，耽误银床清卧。灯下故相偎，团做影儿一个。无那，无那，更把新词重和。”石鹤舫是清代嘉庆、道光间人，胡适写有《记石鹤舫的白话词》一文，发表于《新青年》４卷３号（1918年３月15日），文中录有石词多首，包括上引《如梦令》。胡适著此文的时间，早于他的《如梦令》三首之三的写作时间1918年８月，据此可以推定胡词接受了石词的影响。

由于胡适对古典诗词浸润甚深，所以在创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带出词曲的痕迹。这使得他的《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类似“刷洗过的旧诗”，第二编里1917年秋天到1918年底的诗也是“变相词曲”。其实，更晚些的《我们三个朋友》（1920年８月22日）、《梦与诗》（1920年10月10日，此诗句段仿佛《西江月》词牌）、《晨星篇》第一段（1921年12月8日），句式、语气和韵味也都和词曲相似。胡适对传统诗学的意境也颇留意，他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就写得很有意境：“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的地上微晃；／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这首诗是《尝试集》作品中胡适“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原因是“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羡的平实淡远的意境”[17]。

过去人们谈论《尝试集》，包括胡适本人的谈论，总以为诗体解放不彻底，或指责思想观念上不够革命，其实，《尝试集》半数以上作品的社会政治性质，已然尽到了文学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职责；而所谓诗体解放，是不必彻底也不可能彻底的。一种新体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早已与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旧体诗也并不会突然地彻底消亡，新体诗是从旧体诗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新体诗的建构，必须在充分吸收旧体诗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这是诗体演变的艺术规律，也是胡适《尝试集》的过渡形态，给白话新诗留下的重要启示。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发表时题为《试论胡适<尝试集>的过渡形态》。

[1]胡适《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第22页。

[2]胡明编注《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页。

[3]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４月版，第135-143页。

[4]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80页。

[5]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第9页。

[6]胡适《<尝试集>自序》，陈绍伟编《中国新诗集序跋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1-32页。

[7]胡适1931年１月2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6页。

[8]胡明《中国新文学的转型与胡适》，《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８月版，第8页。

[9]《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0]《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64页。

[11]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版，第62页。

[12]据1922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增订四版《尝试集》。

[13]胡适《国语文学史》，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第40-44页。

[14]胡适《白话文学史》，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第308页。

[15]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版，第92页。

[16]《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34-337页。

[17]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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