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介绍书》这样的诗，其独特性是建立在诗人对事物的包罗万象式的呈现之上。但如果单纯从文学表达上着眼，惠特曼或聂鲁达，都已经在诗的技艺和诗的类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在诗和物象的视觉性方面，惠特曼通过罗列事物，通过在罗列事物的过程中微妙地调整诗人的抒情态度，来扩展诗的情感视野，并增进诗的包容性，在诗的空间中建构新的生命姿态。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里采用的手法，基本上承袭了惠特曼的做法。那么，这样的诗，在惠特曼或聂鲁达之后，还有存在的必要的吗？说实话，在读《介绍书》之前，我是有疑惑的。但读过《介绍书》之后，我觉得，这样的诗，即使是在惠特曼之后，即使是在经历了聂鲁达的典范式的塑型之后，它依然有自己的书写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通过在诗歌类型上对原属于传记诗的经验材料的处理，将这种处理的结果，放置在传统意义上的感怀诗的类型中重新发酵，从而在生命的境界和人生的思索方面，完成一种切实的自我教育。甚至，更深层的，通过诗性的自我教育，治愈我们在沉重的现实中经历的种种困厄。本诗中，诗人对地域物象和地理迁徙的交代，是我们在阅读这首诗中绝不能忽略的。出生在湖南，寓居新疆，这样的地域跨度，它折射的现实经验，绝不仅限于诗人的个人履历，而且也指向当代生存的背景更为深远的共同命运。这些交代，为诗的眼界奠定了一种真实的经验基础。诗人的情感进展，基本上是通过不断在诗的眼界中吸纳自然存在的物象的崇高意义，来确立生命和世界的心灵关系的。这样的情感线索，使得诗人在诗的结尾展现的那种隐忍的生命形象，变得既非常个人化，又超越了个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