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对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讨论中，另一种思路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的历史脉络中观察⑨。奚密认为，新诗（她使用了“现代汉诗”的概念）的“边缘化”在其出现之时就已发生，一开始就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一是迅速转化中的传统社会，一是日趋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因此，“边缘化”不是某一阶段的现象和历史过程中的特例，而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必然的产物和演化过程，也是“现代汉诗”的“现代本质”，它的“美学和哲学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奚密有时候也使用了“边缘性”的说法。的确，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诗歌曾经享有优越的地位。它是政治权力擢升的阶梯，也是上层人际交往的精致形式。但在新诗发生时，这个“传统社会”已经解体，诗歌原有的至尊地位和政治文化功能，都已失去。可是，在现代社会中，诗歌又不能和大众传媒竞争以吸引广大消费群体，因此，现代诗歌眼看着它被推到“新世界”的边缘而无能为力。从新诗的这一历史脉络上看，发生在90年代的“边缘化”现象其实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它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矛盾，可以从新诗历史中发现其来龙去脉。

不过，奚密的描述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从新诗的“现代本质”方面，还是从它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方面，“边缘性”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切合事实，中国新诗历史也存在连贯的、强大的靠拢、进入“中心”的潮流。且不说“五四”期间新诗的倡议、推动者，在展开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就预设了新诗在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从20年代后期开始，诗人、理论家、政治人物等都在积极寻求诗歌参与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途径、方式。如在批评诗歌唯美主义的“象牙塔”倾向，批判诗人对“现实”逃避的同时，提倡诗歌平民化、大众化，探索诗歌民族形式，推动“诗歌下乡”、“诗歌入伍”，发起街头诗、朗诵诗、新民歌运动，创造“政治抒情诗”的体式等等。以至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的展开，也都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不用说上世纪50—70年代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潮流，即是“天安门诗歌”，也是诗直接介入社会政治的事件。至于80年代初的“朦胧诗”，其话语形态虽然表现了疏离“中心话语”的边缘性，但从另一角度看，诗歌本身是当时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并没有被“边缘化”（这也是为什么它后来成为甜蜜追忆之源）。对于这种种的非边缘化现象，奚密等给出的解释是，“20—40年代‘革命文学’的旗帜可视为对诗边缘化现象的一种否定性反应”⑩。她暗示的是，这种不满边缘位置、强烈要求回归中心的反应，应放置在需要检讨的位置上；这种对于“边缘化”的“反动”，是损害了诗歌的独立，损害了与“中心话语”的必要距离的维护，缩小了在实验中摸索诗歌自身法则的空间。

这一描述和评价，当然是建立在对于“纯诗”和有关诗的“独立性”信仰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20世纪的历史、社会情况，考虑到新诗所属的“新文学”那种强烈的社会性特征，以及并非可以全部当作负面现象的“介入”品质，那么，以“边缘”这一诠释、批评观念对新诗历史的描述，可以改换另一方式。也许可以认为，新诗历史，就是维护“边缘”地位与走离边缘地位而进入“中心”的两种诗学主张、诗歌潮流交错、变换、冲突、协商的历史。对不同走向的诗学主张和实践，并非可以不问具体情况作绝对化的价值判断，它们具体的诗学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分别予以细致的分析。自然，由于“介入”的诗学和诗歌实践在大多数时间里占据主流地位，因此，维护“边缘”地位的诗歌的文化价值、诗歌能力的开发，在20世纪显然很不充分；它们也容易被加上“逃避现实”、“技巧主义”等帽子之后受到攻击。因为这些批评往往以社会良心等道德姿态加以支持，就更有力地瓦解了被批评者的可怜的自我辩护能力。

四

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时代，诗歌进入文化“中心”的条件已不再具备，“边缘化”的压力和产生的失落感，比任何时代都浓重和刻骨铭心(11)。因此，作为新诗历史的一种“惯性”运动，出现了种种脱离“边缘”、寻找靠拢“中心”的意愿和“对策”。对策之一是，重新呼唤诗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批判、改造社会功能的承担，呼喊那种“直线运行”的抒情模式，企望重振诗人的文化“斗士”意识。与此并行的是，批判90年代的那种所谓“严重脱离现实”、“背叛底层利益”的病症。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却忽略了新的时代的复杂特征和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诗是一种行动的语言，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还是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对话，一种思维与想象的言说？诗人是社会英雄、文化斗士，甚或先知和预言家，还是一个像罗兰·巴尔特说的既非信仰的骑士又非超人，只能在寄寓权势的语言中游戏的凡夫俗子？写诗是根据‘社会订货’的需要，还是表达内心的感动与领悟，出于交流和分享的愿望？”应该是“以‘社会’、‘现实’、‘读者’的名义来规范诗歌，还是以诗歌来包容社会和现实，以‘诗的方式’来展开语言实践和文化想象”(12)？

为了解决“诗歌”被冷落、读者流失的困境，诗歌的“通俗化”、“平民化”的命题再次提出，期望虚拟的“大众”的参与，争取被影视、流行歌曲所控制者的部分眼光，改变诗歌高高在上、晦涩难懂的不良形象。在实践中，诗歌的门槛也确实大大降低。但“大众”其实并不领情。出乎诗人意料的是，深奥、晦涩的诗，与通俗易懂、几乎人人可以参与的诗，同样是拒绝、嘲笑的对象。诗人不要存有太多虚妄的期待。读难懂的诗与读通俗的诗，其实都是同样的人。大白话的“口水诗”的出现，反倒是置诗歌存在的理由、价值于可疑之地。

为了解决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应对是扩大诗歌传播、流通的手段，特别是利用“多媒体”的手段。这当然是有益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舞台演出，由专业演员担纲，通过电视转播的诗歌朗诵会，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朗诵会，各地大大小小的诗歌节，各种诗歌联谊会、诗会、酒会，各种诗歌评奖活动，发布各种诗歌排行榜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各种样式，形成在诗歌“边缘化”中的异乎寻常的“诗歌热”景象。诗歌由此扩大它的影响，一些读者（观众）也似乎由此“亲近”了诗歌。但是问题也仍然有它的另一面。有的热闹喧哗的诗歌活动，“只能被称为一幕幕热闹的‘诗歌嘉年华’。不仅暗中取悦‘嘉年华’的主办者与观赏者，也同时取悦并深深满足着其自身的怀旧需求”；“除了酒精衡量的诗人真性情之外，探讨诗歌和展示诗歌都成了走过场”(14)。诗歌也需要“流行”，但诗歌与“流行文化”是否需要界限？这是近年“诗歌热”提出的问题。

诗歌“边缘化”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再必要，也“并非‘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而是被转化了”(15)。因此，“边缘是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16)。它意味着与“中心话语”（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离，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从人的精神处境出发，发挥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价值。也正因为如此，“边缘”并不完全是有关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以及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边缘”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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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柯雷《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例子之一是，笔者和程光炜编选的诗歌选集，出版社付给诗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元。

③诗人周梦蝶1962年习佛学禅，在台北武昌街头摆摊默坐，专卖冷僻的诗集、哲学书籍。

④北岛：《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⑤北岛：《失败之书·自序》。

⑥“假如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⑦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⑧宇文所安指出，对北岛等诗人在80年代的大胆革新，以及他们的诗作产生的“振奋”的反应，应该放在特定语境中看待，但他在谈及西方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却认为存在着一种能脱离具体时空的“品质”。因此，他说，“大胆引起的兴奋当然不会持久……烟雾散尽之后，常常看到真正的诗”。事实上，烟雾“散尽”之后，也还是会有近似或不同的烟雾环绕。

⑨奚密的论述，参见她的《从边缘出发》一书的第一章“从边缘出发：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⑩(16)奚密：《从边缘出发》，第23页，第53页。

(11)对这个时间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王光明使用了这样的感受性描述：“灯光暗转，垂幕放下，剧情已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真地走入了黄昏与黑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610页）。

(12)(15)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612—613页，第611页。

(13)据统计，在2005年，各种诗歌节、诗歌朗诵会、联欢会、诗歌评奖等活动，全国有将近60回之多（参见周瓒《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14)徐敬亚、陈东东的话，转引自周瓒《2005年中国大陆诗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