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个人”的神话：现时代的诗、文学与宗教》（武汉出版社，2009年）、《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等论著。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03年）、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2015年）等。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现在看来，已有关于“朦胧诗”的文学史叙述——不管是当初剑拔弩张的论争（包括著名的“三崛起论”），还是事后研究者的追述与认证——其中一个显著的缺憾就是，所采用的视角是整体性的。人们在谈及那场诗学变革时，总是以一种全称的、复数的口吻，指陈其展现的诗学问题和特征，比如自我意识、历史批判、个人主义、怀疑精神甚至现代色彩等等，仿佛那批诗人有一个众口一词的约定。这种整体性视角遮蔽了个体之间和个体内部的根本性（而不是表面的）差异，阻滞了人们对历史细节和“偶然”的敏感。即使论及差异，研究者也习惯了从风格的意义对诗人作出区分（譬如冷峻或温婉），而较少寻索植根于诗人语词习性与气息中的不同生存背景、构架和体悟。——摘自《“独自成俑”的诗与人——论梁小斌诗歌的取向》

为什么会如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历史为什么如此——诗的历史成了“非诗意”的历史；一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看待当代诗歌的历史。无疑，当历史的“非诗意”被凸显出来时，其背后隐藏着某种理想的“诗意”，并被用作评判一切的标准（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种种“非诗意”因素导致了当代诗歌成就的下滑）。可是，“非诗意”的历史（或历史的“非诗意”的一面）是否必须像有人主张的那样，在叙述中被压缩、抽空乃至一笔勾销？是否需要从“非诗意”的历史中抽绎出“诗意”的碎屑后，使之经典化？如何真正有效地进入、呈现当代诗歌的历史？——摘自《“非诗意”的诗史及其书写——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

在宋琳看来，“当代诗歌凸显写作的先锋姿态，过度迷信昙花一现的‘创新’，对万古常新的事物反缺乏感激，表达对土地、自然和古老生活方式的热衷似乎不合时宜，更不必说与内心的神明、与他者进行礼敬的亲密对话”。将“创新”与“溯源”割裂开来，确实是一种盲视。与此相对，他表现出对远古物事的敬畏与尊崇，从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风物、景象、仪式中发现了想象力的来源……最近几年，宋琳的诗歌和诗学见解逐渐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他的“回返”姿态在当代诗界十分醒目。无可否认，宋琳对中国当代诗歌抱着一定的忧虑……——摘自《聆听的眼——宋琳诗歌中的看与听》

虽然这里仍然暗含着女性特殊的视角和特有的语气，但不难看出，先天的女性气质只是诗句展开的起点，在其中一种更高的人性关怀溢出了性别的限囿。在我看来，如何从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命题，应该成为女性诗歌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周瓒的写作恰如其分地实现了这一点。——摘自《黑暗中的舞者——周瓒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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