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诗歌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大量关注。就目前的书写实践而言，新大众诗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创作群落，而是后设性的诗潮流派命名，虽然在审美形态与精神向度上呈现出一定共性，但并没有集体性的理论认同与创作规范。新大众诗歌多是非职业诗人自发的个体创作行为，展现出个人化、非专业化的创作景观，使得评价体系与诗学的建构难度与日俱增。在大众诗歌脉络中，如果新大众诗歌继续当前这种个人化书写倾向，曾经打工诗歌被新工业诗歌拓宽的书写空间，是否又会重新窄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大众诗歌书写谱系中的“新诗歌”

“打工诗”“新工业诗”方兴未艾，“新大众诗”后来居上。在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上，“新工业诗”与“新大众诗”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许多新大众诗人身兼打工者的身份，那么“新大众诗”与“打工诗”的关系又如何？是否又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文学现象？

打工诗歌大多呈现出空间经验的封闭性与工业体验的单一性。如果在大众诗歌书写谱系之中，新工业诗歌一定程度上敞开了打工诗歌的封闭空间形态，那么新大众诗歌个人化、非专业化的创作观念，是否有退回打工诗歌狭窄书写场域的风险？

从抒写内容来说，新大众诗歌的创作方式与题材广度都较之“打工诗”“新工业诗”等大众诗歌而言，更为宽泛。首先，新大众诗歌与大众诗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写作主体的变化。20世纪初倡导大众诗歌的左翼诗人，没有多少是真正来自底层，但新大众诗人身份大多是真正的“大众”。其次，多样化的职业场景与职业经验，呈现出多元化的生命感受与工业景观抒写。在煤矿工作的榆木写道：“幸好我来时带着雨/雨水里有一个春天。有我倔强的本性/有我一动身就来临的夜晚。昏暗的灯光里/有我关心的女人提鞋趟过河流/河流的水可凉过脚面。我爱这冰凉的河水/是多年以后，我们回到地下的体温”（《余生清白》），呈示了少见的矿洞景象与生活想象。

从现代文明进程及知识生产维度看，新大众文艺之新，与科技发展紧密关联。新大众诗歌对现代化工业进程的态度，与新工业诗歌一致，呈现出记录与批判并重的诗歌面貌。就题材而言，新大众诗歌范围更广、呈现方式更自然：如赵琳“冻僵的河流/像一截破碎的长条玻璃/年轻人踩着铁皮溜冰，把身体/摔进失修的河床，一年仅有/这样几天，我们足够/挥霍手中急促的黄昏/茫茫天空，村外高高的电塔/插进哑语般的暮色/它倾斜的模样/仿若白发苍苍的老人/倚在门框，回绝晚年往事登临”（《这雪总是很大》），虽然“插入”等词语使用，使工业意象还是带着一种侵入性姿态，出现在乡野书写之中，但“老人倚在门框，回绝晚年往事登临”的比喻，将工业化进程，同构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诗歌中的乡土、自然书写，弥补了新工业诗中工业体验与自然之间的裂隙。

二、“新诗人”如何书写“新大众”

新大众诗歌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祖国现代化进程的记录与表现，大众生活变化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大众诗人如何处理诗歌与社会、诗歌时代性与人民性？这是自左翼大众诗歌肇始，诗人们便一直在面对并尝试解决的问题。“新诗人”如何用“新诗歌”书写“新大众”？

新大众诗人的职业身份多种多样，在大众经由“他者”发声，到由“自我”发声之路上更进一步。温馨是在采场工作25年的一名焊工，她写道：“切割到一半的时候/想换一下气再接着切割/但想到已近年关/家中的父母还在翘首以盼/我就憋着一口气，我要把这个圆圈用火焰画圆满/让千万条火花/向着家乡的方向飞溅”（《我用火焰画了一个圆》）。书写最简单的，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盼望。再如“刨开表面上的粗粝/矿石内部，柔软，仿佛我的心/被命运不断改写，而变得淡然，温顺”（《采场上，掏断裂的轴》），当一名熟练的焊工将生命感受以诗笔书写，随着手中的工作加速，这样心理过程的记录也是对传统脑体分工模式的有力冲击。

女性新大众诗人抒写多样化职业体验与个人化性别感受。除温馨外，还有中学教师冀利芬、小学教师梁小兰、烧烤摊服务员温雄珍、开小卖部的农民景淑贞等。温雄珍写道：“你一个小妇人，能懂什么叫量子力学/如此渴望光，又害怕火”（《烧烤架上》）；景淑贞则写道：“我继续在张湾村开小卖部/没有人来的时候/蜜蜂从门缝里进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的时候/我向天空兜售云朵/向大地兜售雨水//我继续向一张白纸/贩卖类似于诗歌的黑字”（《我向天空兜售云朵》），将工作过程中的生命体验真诚抒写。

写作主体的丰富多元，也催生着写作范式的变化。曾在东莞打工八年的苗族诗人梁书正写下：“我看到的叶子，肯定不是去年的那一片/我看到的蝴蝶，肯定不是去年的那一只/甚至，我看到的那个老人啊肯定也不是我的奶奶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万物生长，一定有很多珍贵的事物/又来到人世上”（《春天颂》）这样单纯对生命感受的抒写，带着劳动人民最淳朴的洒脱与豁达，感人至深。引经据典、故作高深，在“不及物”道路上已走出很远的中国当代新诗有了新变：想象的心理距离、物与物、人与自然、生命与语言之间距离被缩短，带来更直观更、真挚的、更贴近“新大众”的情感冲击。上述个人化创作也留下了诗学发展与经典化体系建构的难题。

三、“新诗歌”能为大众做什么？

首先，从接受者维度看，新大众诗歌承载着其他新大众文艺形式不能满足的，大众日益增长与变化的精神、情感需求。作为新大众诗歌最为“出圈”的诗人王记兵，其代表作《赶时间的人》等诗，书写外卖员这一底层职业中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各种难题。相关议题曾因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刊发，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反讽的是，时值2025，外卖平台激战正酣，商战代价也被转移到店家与骑手身上，而拥有这两种身份的人，无疑都在大众之中。我们看到新闻中许多巷子里的小店，甚至开了数十年的老店，因无力承担平台补贴而被迫关店歇业，看到奶茶店店员因爆单无法及时出餐而被辱骂甚至殴打，看到不同平台的骑手因为争出餐顺序大打出手……在这样复杂凌乱的社会现实面前，诗歌能为这些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做些什么？

新大众诗歌超出了“被困”与“反抗”的叙述、抒情逻辑，表现出了人民生命体验与劳动的内部张力，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盘峰诗会以来，困扰学界数十年的精英与民间立场的对立，使中国新诗在由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路上更进一步。如有学者认为，新大众文艺因其包容性，展现出沟通雅与俗的纽带作用。（王翠艳）更有观点认为：因为教育普及与诗意启蒙，新大众诗人们的书写，既是民间写作，又是知识分子写作。（谢冕）在某公众号发布的新大众诗歌栏目下面，网友评论道：“感谢让寻常百姓的喜乐走进诗歌，融入诗歌！很高兴能够看到诗歌真的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接地气”。可见大众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众”的诗歌。

其次，从写作者的维度看，书写总是伴随着表达的冲动。从2025年6月12日，由诗刊社、湖南省作协主办的首届“新大众诗会”参与者们的自述可见，新大众诗人们更在意的是表达的真诚与情感的真挚。宁夏彭阳县关口村的农民曹兵说：“不写出个东西，心里就好像缺点啥”。在东莞务工的温雄珍则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支撑，是自我的救赎。这就是最大的财富。”河南诗人尹东则坦然：“尽量把那些华丽的语言抽出来，因为这种语言背离了他对诗歌的追求。”从以上自述可见，“素人”诗人们刻意跟“技巧”“专业写作”保持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诗人们个人化、非专业化的创作观念为新大众诗歌的发展留下隐忧。

新大众诗歌能够为大众做的，是对大众多元化情感需求的满足与抒写，对其生命原初情境的还原：整合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破碎的经验与情感，将个体重新还原为具有丰富生命感受的人。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