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光环绕（组诗节选）

去长安的途中

谢谢昨夜忙碌了一夜的南岭风雪为我常去的

山径铺好了让我（非我）去书写的白纸。

谢谢。此时，西去长安，见小李白、小杜甫或

非李白、非杜甫。今日搁笔，练虚无之剑于

秦岭南麓，坐人间之车去人间——我对

美如雪花的售票员、虎视眈眈的司机

很放心——他到长安后才有在钟楼下

与她踏雪的机会

他得好好表现他的手艺，我甚至可以

无障碍地呼呼大睡，像醉后的李白，或累了的

杜甫，或无名的——

车窗外、麦田里、村落中的那些

安然而满足的还没起身的乡亲——这么好的雪，就是

要让大伙儿在春雷鸣响之前，先歇一歇，先梦一场。

咏雪

——和华莱士·史蒂文斯与穆蕾蕾

那个名叫蕾蕾的女子

在长安的郊区看到

元宵节后的雪，她喃喃

自语：“雪，终于等来了欣赏者。”

我也可以这样说：想见雪的人

终于见着了雪。雪与人相遇，

有的雪，有的人，

会变成雪人。①

两种方向有时是同一种

方向，正如雪的气和

雪的味是一回事儿。

再比如，我往东走，雪

正在往西下，我们相聚

在天空下，雪在我的头顶，

也在我的脚底。

雪人会现形，

在雪

等到你来的时候。

注：①《雪人》系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名作之一。

戊戌新雪

车顶和山顶，都停驻了一些雪，静得

像默不出声的预言，也厚得像我

从未读过的古书，上面有繁密的

字符集聚；另一些，遇见了反向的热力，

一如爱与欲的化合，成了滴落的细雨。

雪与非雪，我与非我，诗与非诗，都出自

一个变动的整体。凌晨五点我被唤醒，

上了楼顶，看见一个孤独的踏雪者，

现身在自己的足迹中，他的步履，带着

细弱的回音，使空旷更加空旷。昨夜

与朋友们小聚回来，路上妻子拍摄到

今年第三日的雪花，它们陆续融入古城。

好多雪花栖落在头发、额头上，仿佛上苍

赐予的祝福，被我们感知。像偶遇瑞雪

或喜雨，一个诗人在寒风中能过得比

杜甫、孟郊好一些，我们应该为他高兴。

我住的小楼，没有指向天堂的尖顶，也没

庙宇雾气逸出的飞檐。这楼，旧如我

常翻的字典，它在刚刚变成雪峰的

翠峰之中，与人世垂直——这些

山脉，负载着晶体的树枝

从秦岭之北延伸而来，把我的

肉身环绕，为我

蓄积着实有的雪光。

翠峰亭

天顶阳光移动。

我到翠峰亭，坐下，喝了一大口

在山下提取的七里店的泉水。野菊花

闻到了书香，它们在风中出声——朗诵着

我的字迹和亭子周围的短音节的露水。

一只小麻雀和一只鹰也飞来了，停在温暖的

永无穷尽的一直在沸腾的绿色中——

我也在其中，想过你之后不再想，想

过我的过去后不再想——但是翠峰绿过了还要

绿，在你我的家乡和异乡。翠峰之上，

天空像包容星辰一样将我的词句包容……

对饮

——和当代诗人刘川及金代诗人刘汲

六月的陕南，暮色来得迟，

有足够多的霞光环行在酒杯之上。

酒气浮现在我的皱纹间时，我

头上的松枝先醉了——它敞怀

横卧，裸露龙鳞，全然不顾

野花的羞涩。和我对饮的兄弟

已经喝高了，趴在桌子上看我发红的

眉宇，他没注意到

一根金黄的松针在落地的瞬间

已缝合了我的悲伤——在山中，

在傍晚，我常常吃些苦瓜、冬瓜之类的

素食，饮些粮食酿的浊酒，

醉倒了，就让身边的松树

抖动粗大的枝干

替我招呼从诗中来的新朋旧友。

“头条诗人”总第1095期，《诗歌月刊》2025年第6期

诗性的批判能力

批判精神的缺位、匮乏，甚至是丧失，导致当代诗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歌，出现了种种致命的病症。

诗性的批判能力，是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的基本能力之一。它是一个诗人的人道立场、伦理操守、人性良知和审美态度的体现，是诗人主体对社会症象和事态的辨识能力、思索能力、审断能力、抗衡能力和反击能力的试金石，是时代、社会对诗人的思想检验，也是诗人审美体系形成的一种内驱力。一个好的诗人，必定是一个清醒、自明、觉悟的诗人，他在自在自为的诗歌写作过程中，会自发地抵制来自周遭的黑暗力量和各种社会、艺术病毒的侵蚀，保持人之为人最基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本真和赤忱。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历史的眼光对在世之在的人展开人本的价值评判是诗人探寻俗世存在意义的方式、途径。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体验是我们诗性批判的基础和出发点，其走向与人文科学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的走向是有所不同的，诗意的思想性批判最终走向的是诗意的存在和生存。首先，诗性批判要求诗人具有一种对自身的批判能力；其次，诗性批判要求诗人具有一种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能力。显然，对自我的觉察、审查，对现世的审视、把握，应该是一个好诗人自觉自发的行为，诗人由此建立一种写作活动的尺度，诗人由此度量自身和他的生活经历，也由此步入了诗性的创造，从而使诗性的了悟成为个人诗歌文本的内核。

易卜生宣称，做一个诗人，就意味着像法官一样对自己作评判。诗歌乃是那种人可以通过它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做出裁决的形式之一。这里的“自己的生活”就是诗人在活着时，所进行、所经历、所经受、所感知的各种社会生存活动。诗人的生活境遇，经由字符而化生成诗歌中的艺术镜像和形象。那么,诗人的裁决由何而做出?——是由基于人类本性应有的“善”，人之为人的善，哲学、宗教和美学维度中的“善”——是比某一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更高层级的，护佑人的本元的“善”而做出——这就是诗人的审判法则。

诗性的批判——思想性批判和审美性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开辟诗性的修正和诗性的建设之路。

自主语言

从艺术创造角度而言，现在的先锋实践，就我个人而言，要从清除现行诗歌写作中盛行的口水流弊、伪饰美文、平庸的形象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入手。从思想角度说，否定诗歌行为中变种的拜金主义、势利主义和虚伪的人本主义、僵化的人文主义尤为迫切。我庆幸我找到了一种探索诗歌美学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诗歌写作要去口水化、去程式化、去意象化。

我反对“程式化”“口水化”，主张用“自主语言”来言说。这来自诗人对文学语言特别是当代诗歌语言的各种形态的审辨，体现了我们对陈词滥调、老套僵化、中规中矩的书面语弊端的批判和对浅薄庸常、油腔滑调的口语弊端的杜绝，也体现了对诗歌言说方式的建设性的姿态——这在AI人工智能写作科技不断升级、扩展、突破的时代，追求汉语的独创性、精准性，追求诗歌语言的个人性、特异性，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就AI人工智能写作的程序、软件来说，设计的出发点在于满足人类的实用需求——协助人或代替人制作各类演讲稿、行政公文、商业文案等实用性文稿和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文艺性文稿，它从人类已有的科学、文化成果库中采集海量文本数据，运用一定的逻辑规则、算法模型等技术手段，来生成具有实用功能性的文字产品。它提供的“文学”产品能够达到和符合语言、文体常规性的、规范性的要求，但从根本上，不具备文学作品的原生性、原创性，也就是说它具有实用工具价值而无精神生命价值。就人工智能写作的主体来说，它是模拟人类处理文字信息的机器，有强大的批量生产文字产品能力的机器；诗歌写作的主体是有生命力的活的个体，是有血有肉的、有精神心理活动的、有不同程度创造力的人，他创作的符号作品是与个人的生活、思想、精神合一的生命体。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说：“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深底，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把语言看作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产品……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语言是一种精神劳动。”AI写作程序使用的是一种程式化、模式化、重复性、可通约的范式语言，是一种非自主性的、无生命个体特性、无活体情怀的语言。诗人的写作恰恰与此相反，他应该使用“自主语言”，一种具有多样性生命气息的、有不可通约性的、具有个我精神和个体生活经验体悟的语言。

自主语言就是毁弃、否定了庸常模式、旧价值形态、僵死规约桎梏的，与在世之在的发展变化和此在者感受体验同一的，不断趋向本真存在，以自主性和超越性使人和世界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的语言。自主语言的核心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自在地说（写）话，而不是用公共语言系统的规范语言循规蹈矩地说（写）话、替别人和普遍语言系统说话。

在当代诗歌中，与在书面语风格中出现的过度程式化的弊端同时出现的，还有口语体风格写作中的语言“口水化”泛滥的问题——它们都是与文学语言“自主语言”的本质要求相悖逆的。自主语言反对各式各样的缺失创新性的范式语言、共性语言——不论它是书面程式还是口语程式。我非常赞同美国传播环境学派学者沃尔特·翁说的这句话：“平庸的语言是不能容忍的……诗人越是才高八斗，诗歌越出人预料。只有蹒跚学步或朽木不可雕的‘诗人’才拾人牙慧，使用预制构件。”

事象写作

我反对“意象化”“美文化”，倡导用“事象”来写作。“意象”是传统文艺理论和创作思维的基础性美学维度，但我们常常忽略或者混淆了与它同根的另一个“元艺术元素”——“事象”。文学文本也就是文字符号矩阵、文字符号集，均含有“意象性符号”和“事象性符号”，最终，它们生成了文学文本中的主体形象——意象和事象，从而使文本的审美形象得以确立、显现、澄明，也使之能够承载、传递人的生命感知和生存体验。

2003年、2006年，我先后在有关文章、访谈中明确了诗性“事象”的定义、原则和理论构架——事象就是以人物的社会生存活动为艺术形象来表现、呈现人的存在的艺术手法或艺术形象组织，人（此在者）的社会生存活动及其感知、经验就是诗歌事象（形象）的本体；在诗歌中，诗人要以事言在、以事言人、以事言生。不是所有的现实事件或事情都是事象，事象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历史和人性广度和深度的诗歌形象，它是诗人对在世的体验、感受的艺术挖掘、创构和显现——这一点是我们“以事构象（呈史）”的核心。我认为，事象按其特征可以细分为“深度事象”“广度事象”，“直觉事象”“幻觉事象”，“历史事象”“现实事象（社会生活事象）”，“精神事象”“生命事象”，“荒诞事象”“日常事象”，等等，这些也都可称为“生存事象”。

2010年，我提出了“去意象化”的诗歌主张：“事象是诗歌呈现人境况的最直接的方式。去意象化，就是要把意象思维转化为事象思维，把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表现力弱的、因积淀了过多旧的类型化文化意义的、有约定俗成的象征隐喻内涵的、具有伪饰性的意象从诗歌语言中和诗歌形象思维中去除；把诗人对物态（物的表象、性状、形态）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行为、活动（事情、事态）的关注上来，从而让诗歌从‘及物’变为‘及事’，让诗歌从言情变为言事。其目的就是要使多样、复杂、具体、丰富的活生生的人成为诗歌的主体形象。这样，诗歌这一文学样式，才能更有力、更真切、更直接地切入并呈现当下社会的动态和实相。”著名诗论家陈仲义先生在当代重要的诗学论著《现代诗：语言张力论》中指出：“从创新的角度数落意象的陈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意象视为传染病而导致现代性不彻底，是否过于偏颇？……创新力弱的诗人，自然会陷入‘重复的文学化的经验’，是不足取的……为了更彻底的去意象化，同一代诗人武靖东干脆提交了‘事象化’方案……并精心提炼出‘以事构象’‘体事取象’的方法论。”

可以说，“自主语言”“事象”是当代诗歌美学本原性的也是本源性的新观念，由我发现、命名，也要由我和认同它的、富有艺术敏锐性的诗人、学者共同探索。基于这一理解，我曾经尝试给“诗”下过一个个人化的定义：“诗歌是以特别的语言形态抒情记事的文学样式。……我认为诗不是抒情，不是言志，而是记事，是用异质语言形态和事象对人在世体历的呈述。”这句话说清了我要写什么（在世的体验和经历），我要怎么写（用异质语言，而不是陈词滥调，用事象而不是用意象），要写成什么样子（呈述）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汉语诗歌，已跨入第二个百年的发展历程，它必将有更为广阔、远大、丰盛的前景和更为新异、复杂、多样的艺术可能性。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尽管我们个人的力量非常弱小、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有所为——秉承艺术良知而写作，有所不为——拒斥那些非诗性的东西。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