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见字如面”的手写体书信作为曾经最为重要的交流方式已然终结，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被封存进历史的黑匣子之中。“信使”不再，人们被迅速席卷到全媒体时代的数字化乌托邦和屏幕化社交的狂欢或自溺之中。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尽管它的确很残酷。携带性格、体温、呼吸和命运轨迹的书信时代和手写体时代宣告落幕，自70年代末开启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个体主体性并置的先锋时代和诗歌黄金时代也迎来了结局。

当重新翻捡、晾晒、打开和阅读当年陈超与同时代人的一封封信件，我们穿越时空来到那个远去年代的现场以及一代人真实不虚的身旁，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一个个细微的表情又生动起来。我们已然看到他们在夜晚伏案写信的情形，听到他们怦怦不已的心跳，目睹了他们因为真诚、理想、激情以及怀疑、孤独、痛苦、愤怒而微微鼓胀和变形的脸庞。这些手写体的文字是有生命力和灵魂的，一代人的身影、命运和精神肖像也在这些书信中越来越清晰、生动、感人……

就80年代以降的中国先锋诗歌而言，陈超的信件是那个异常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时代里不可多得的见证和物证，它们甚至构成了一座精神体量极其庞大的先锋诗歌博物馆。其所包含的个人信息以及历史信息量极大，也展现了先锋诗歌场域中不为人知的诸多横断面、侧面以及样本、切片，而它们正是构成“历史叙述”不可替换的关键部件，它们是“真实”“历史”以及“诗性正义”本身。

34年间，陈超与近百位文坛好友的重要书信留存下来二百七十多通，展现出蔚为壮观又繁复异常的当代先锋文学景观，史料价值极高。大体而言，这些书信涉及重要的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编辑家、文化学者，比如作家铁凝、贾平凹，比如评论家、文化学者以及编辑家谢冕、钱理群、何锐、唐晓渡、程光炜、陈晓明、王晓明、沈睿、崔卫平、南帆、陈仲义、施战军、李震、李劼、巴铁、沈奇、张颐武等。陈超的诗人朋友则涉及面非常广，比如牛汉（七月派诗人）、唐祈（九叶派诗人）、昌耀、洛夫、邵燕祥、舒婷、伊蕾、张烨、王小妮、徐敬亚、西川、韩东、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钟鸣、廖亦武、周伦佑、万夏、杨黎、李亚伟、孟浪、宋琳、王寅、陆忆敏、陈东东、老木、朱文、何小竹、车前子、梁晓明、刘翔、林莽、周涛、张曙光、张洪波、杨克、雨田、伊沙、臧棣、西渡、沈苇、郑单衣、叶舟、岛子、黑大春、刑天、蔡天新、庞培、阿坚、靳晓静、高星、刘向东、胡茗茗、见君、刘洁岷、育邦、安琪、康城、余丛、赵宏兴、胡丘陵、姜红伟、稚夫、人与等。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通信的这些诗人中，牛汉、唐祈、昌耀、洛夫、邵燕祥、伊蕾、何锐、孟浪、老木以及陈超本人已经过世。

与陈超通信最为频繁的是王家新（21通）、于坚（21通）、周伦佑（17通）、刘翔（17通）、韩东（11通）、臧棣（11通）、伊蕾（8通）、唐晓渡（8通）、欧阳江河（7通）、西川（7通）、陈仲义（7通）、郑单衣（7通）、徐敬亚和王小妮（6通）、梁晓明（5通）、程光炜（5通）、张洪波（4通）。极其遗憾的是当年陈超写给北岛、于坚、周伦佑以及欧阳江河等人的信件却因为当事人的原因而散佚，比如搬家以及家庭纠纷等。按照陈超在日记中的记述，他曾经与海子和骆一禾有通信往来，但极其遗憾的是在他留存下来的信件中没有找到。透过这份长长的交往名单，我们发现围绕着陈超所展开的不只是先锋诗歌史，还有极为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潮史以及社会史，而陈超与几十位先锋作家尤其是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的深入交往和多年友谊是同时代其他人所无法追及的。甚至其中很多诗人在书信中所附的一些诗作以及文章已成孤本，其中有的诗作并未公开发表和出版，有的文本则与后来公开刊行的版本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而具有诗歌史和版本学的重要研究价值。

在1978-1999年间，各种民刊（不只是诗歌刊物）对推动先锋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陈超的这些信件就涉及当时整个文学界的诸多官刊、民刊（包括刊物的约稿函）以及报纸，比如《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中国作家》《诗神》《诗选刊》《诗探索》《飞天》《艺术潮流》《艺术新闻》《文化艺术论坛》《中国电视》《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作家》《花城》《十月》《山花》《读书》《北京文学》《河北文学》《天津文学》《外国文学评论》《作品与争鸣》《小说评论》《大家》《清明》《美文》《滇池》《天涯》《江南》《青春》《文学自由谈》《百家》《百花洲》《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论报》《诗歌报》《作家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读者导报》《厂长经理报》以及海外的刊物《美国诗歌评论》《芝加哥评论》，涉及《今天》《他们》《非非》《非非评论》《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声音》《阵地》《理想》《倾向》《开拓》《发现》《反对》《大骚动》《九十年代》《北回归线》《一行》《南方诗志》《汉诗》《诗人报》《汉诗编年史》《现代汉诗》《现代汉诗年鉴》《小杂志》《银河系》《外省评论》《中国诗选》《中国诗歌评论》《创世纪》（陕西）《海内外》《北门》《地平线》《审视》等重要民刊。此外，这些书信还涉及一些重要的诗集、小说、专著以及选本，比如舒婷的《双桅船》、昌耀的《命运之书》《昌耀抒情诗集》、铁凝的《玫瑰门》以及《新诗三百首》《生命诗学论稿》《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中国当代诗选》《以梦为马——新生代诗选》《海子诗全编》《中国先锋诗导读》《先锋辞典》（其中有的只是当事人在信中提及的出版计划而最终未能实现）。无论官刊还是民刊，在90年代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办刊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个人诗集出版（多为自费）以及同人办刊都面临严峻挑战，比如时任《山花》主编的何锐在与陈超的通信中就数次谈到办刊的经济压力。所以就出现了在通信中朋友们夹带诗集和民刊的征订广告、启事和邮购说明的情况，比如昌耀、于坚、陈仲义、王寅以及《非非》《非非评论》《北回归线》《艺术新闻》《朦胧诗全集》等都存在这一现象。

陈超的这些书信涉及1978年以来诸多重要的诗人、作品、现象、诗学问题以及大规模的文学争论（论战），比如“朦胧诗”“地下写作”“第三代”“先锋诗歌”“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女性诗歌”“海外写作”“四川五君”、“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传统”“古典主义”“新浪漫主义”“台湾现代诗”“纯诗”“北方诗派”“河北乡土诗”“90年代诗歌”“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写作伦理”以及“当代诗歌批评”的现状、生态、问题、分化和转向等，甚至周伦佑在给陈超的信中还谈及包括金庸在内的武侠小说。这些通信还涉及一些重要的诗歌会议和活动，这对还原历史现场和诗学问题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兰州会议、运河笔会、扬州笔会、榴花诗会、86诗歌大展、汝州诗会、贵州红枫湖诗会、华北五省市青年诗会、1988年诗歌创作座谈会、盘峰诗会、龙脉诗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91年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文采阁座谈会、青年诗歌研讨会、洛夫国际诗歌节、石虎诗会、孔孚诗会、乡土诗会、“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等。

△1977年，陈超在石家庄拖拉机厂

那时的诗人都在通信中极其严肃、认真甚至较劲儿地谈论着创作、评论、阅读、文化、哲学以及情感、人生、社会问题，甚至有的信件本身就构成了极具诗学洞见、精神重量和思想载力的文章。韩东从80年代开始在与陈超的通信中所深入探讨的诗歌的语言、结构以及功能等问题，其中很多观点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设想的诗歌也许是一种不同的东西，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关系，不仅是语句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语句与事物间的关系。当我们否定了作为工具的语言，语言自身必须从对它工具性质的游戏中产生。除此之外，语言自身无从建立一种关系，它的运动亦不能成立。所以我设想的也许只是一种转移，而语言中所有可变因素都应予保留。至此，诗歌揭示性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构。这样，诗歌就不再是一种语言分裂的产物，它合二为一了，它仅仅是一种新的东西，全新的东西。”（1989年12月24日韩东致陈超）

八九十年代诗人在书信中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读书，那是一代人在逐渐开放的文化空间中不可或缺的阅读史、“对话史”以及“写作关系史”，甚至西川在1989年的后半年竟然累积阅读了高达400万字的书。当时西方的诗学、哲学、社会学以及方法论对中国诗歌界和文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当代思想家访谈录”“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比如“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存在主义”“新批评”等。当时好多朋友在书信中及时地互通有无，时时交流各自近期的阅读书目和心得体会，甚至还主动提及要帮助对方买书。与此同时，各种思想和文化风潮的涌进也使得中国诗坛存在着大量模仿式、速成式、贩卖化、知识化的写作倾向。对这种写作和评论所存在的问题，陈超是非常审慎和尖锐的批评者，也是最早的反思者之一，他认为当时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普遍存在着智力障碍和良知障碍。西川在1997年5月24日给陈超的长信中非常详尽地谈到了自己的阅读经验，这实则也是一代人的阅读史。西川对当时阅读经验的反思则非常及时而可贵，写作者不能简单和盲目地通过阅读去追附、模仿以及致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访谈录》、《哈贝马斯访谈录》、《德里达访谈录》、《布尔迪厄访谈录》我都读了一遍（未读《利奥塔访谈录》），觉得前两种比后两种要有价值得多。福柯代表了法国学界的‘拆解’，哈贝马斯代表了德国学界的‘整合’，两人虽有共同之处，但对立之处也很明显。由于我从前一直不自觉地倾向于‘整合’，因而对哈贝马斯心领神会。但福柯的确是一个带给我们礼物的天才，他使我们熟悉的世界变成了陌生的世界，他使我们的定势思维发生地震，这正是我目前的写作所需要的刺激。不过，我肯定不会像××一样急急火火地向福柯致敬，福柯关于作者不存在的观点是我不能同意的。福柯和德里达从不同侧面对于西方知识系统所做的颠覆工作看来已受到了西方其他一些理论家的挑战。”

差不多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有公开发表的文本以及属于自我的私密文本（“抽屉文学”），在诸多文本中最特殊、隐秘、内在、真实的无疑是书信，这揭示了一个人最为真实的性格、心理状态以及三观。在书信构成的“私人文本”和“传记材料”中，我们更易于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灵魂相遇。“我向来喜欢读伟大作家的信件、对话录，读他们的思想，读关于他们性格、习惯、生平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当这些文字没有被其他人编撰过，没被别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构建过时。”（圣伯夫《文学肖像·狄德罗》）

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去世的2014年，陈超与朋友的交往更多的是通过信件来完成的，受媒介的影响，后期的时候用邮件和电话交流较多。陈超择友是苛刻的、谨慎的，而他为人的真挚、平和、纯粹、有趣是有目共睹的。

在陈超的《夜雨修书》这首诗中我们目睹了一个人时而快乐、平静，时而暗翳、纠结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一颗在干涸中紧绷而又渴望朋友慰藉和等待甘霖的心，还有对自己性格和生活中过失的自责和深深忏悔。而诗中提到的“你”，显然是陈超非常值得信赖的心灵朋友，但也可能正是诗人自己。细雨在酷夏的降临更像是人生际遇的恰切隐喻。燠热的夏天，突然降临的细雨在瞬间将坚硬软化，将干燥润湿，将“暴戾”的性格转化为自审。在陈超的一生中，那些真正的朋友恰如暴烈、燥热、焦躁之际降临的柔润的细雨、和风，他们恰如荒漠甘泉带来的抚慰。“同一位久别重逢的友人握手。我甚至觉察不到这是一种触及快乐还是痛苦的感觉：正像一个盲人用手杖一端直接感觉事物那样，我直接感觉到友人的在场。无论什么生活境遇都是如此。”（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

在陈超的阅读中，《重负与神恩》以及《荒漠甘泉》占有特殊的位置。1995年，陈超家里遭遇诸多变故，他几乎每天奔波在学校、医院以及深夜回家的路上，当时评教授职称也受挫。更不幸的是儿子陈默（后改名为陈扬）被确诊为孤独症，陈超和妻子杜栖梧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在当时仍然抱有一丝信心和幻想，“这种病没有治愈可能，但我相信有改善希望，孩子自己也在努力，语言的进步比较明显，愿上帝保佑他。”（陈超日记）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冬夜里，陈超静静独坐，回顾这一年以及近年来的诸多波折，身心疲惫，但也只能尽力面对，“1995年快过去了。近几年我对时间已失去敏感，心境平和……三十七岁已过，真是到了中年，意识中相对主义成分更大。生活使我厌倦，但凭习惯还能认真对待身边的、手头的事情。人活着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但死更无聊。有多少死去的人其实还是以活人的价值观为基准的。否则，用不着死。”（陈超日记）在岁月流转、新桃换旧符的那一刻，陈超许下一个愿望：“1996年，唯愿上帝和圣子保佑陈默进步。这是我唯一的牵挂。以马内利！阿门。”陈超身边的朋友不乏基督教徒和神学修习者。一位朋友在1995年春天给陈超的信中附带了一本美国著名灵修大师、基督教神学专家考门夫人（1870～1960）的《荒漠甘泉》。这本书犹如一封长信使得陈超重新认识人生、自我以及命运的渊薮——

信件面对的是具体指向的“个别读者”，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私密性质，而书信也是对“命运伙伴”和“灵魂朋友”的寻找。书信是两个灵魂之间“对话”的产物，是朋友之间获得交流以及慰藉的最好媒介，而每一个人的性格以及生活都是多层面的，都是紧张与松弛、悲苦与欣慰、黑暗与亮光、重负与神恩等矛盾体彼此交集、纠结的复杂化过程。

四川诗人周伦佑在十年的时间里写得最长的一封信就是给陈超的，他也是诸多朋友中最早认识到陈超诗歌写作具有重要性且对其评价甚高的少数人，“我以为你的诗歌写作不仅对于你自己，而且对于当代诗歌的品质转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93年3月18日周伦佑致陈超）1997年5月24日，西川写给陈超的信竟多达5000字，深入剖析了当时很多重要的诗歌问题。朋友中给陈超最短的一封信是于坚在1993年2月20日写的，算上标点也只有寥寥42个字：“陈超好！新年曾寄一贺年片给你，收到了吧？遵嘱寄上诗几首。我会给你打电话的。祝好！于坚”。如果电报也算作是特殊书信的话——加急的信，欧阳江河在给陈超的电报中只说了9个字（标点计算在内，电报当然是字数越少越省钱）：“上级决定，会议取消”。

陈超的这些书信在中国先锋诗歌史上简直就是不可复制的奇迹，是书信、手稿时代的全息记忆与最后投射。它们最为真实、立体、复杂、深刻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的衍生、发展、分化、转捩、内耗、博弈以及消隐的运动轨迹，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绝不轻松的心灵履历，见证了激荡岁月中他们灵魂的生动纹理和命运潮汐，凸显了深邃且不乏戏剧性的社会文化场域的内核和机制，透析出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观点、文章、现象、活动、运动与波动不已的现实之间的深入互动关系。

陈超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以“朦胧诗”和“第三代”为主的重要先锋诗人对于人生、社会以及写作的态度，也折射出个体的性格、癖好以及为人处世的差异性法则。与陈超交流、交往的这些诗人、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个别观点和文学观念甚至是冲突的，在旁人看来他们处于水火不容的“阵营”，至于各自的为人、禀性更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在陈超的包容心和凝聚力中共时性地呈现了多元发展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真相。质言之，陈超以深度参与和开放包容的态度见证了中国先锋诗歌最后的手稿时代和书信时代。之所以像舒婷、陈仲义、徐敬亚、王小妮、唐晓渡、西川、韩东、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周伦佑、杨黎、李亚伟、孟浪、梁晓明、陈东东、王寅、臧棣、伊沙等都能够成为陈超的好友，这离不开陈超个人的魅力、凝聚力及其诗歌美学的尺度、辨识度、包容力——而不是站队、排斥和打压、攻讦。

这些信件涉及一些当事人的自我评价以及对旁人的态度，其中有的是中肯的，当然也排除不了龃龉、相悖的成分和意气之争。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先锋诗歌内部的差异之处，甚至涉及同一个人、同一个诗歌流派以及同人刊物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和矛盾，比如当时同属“他们”的韩东和于坚之间的差别，“于坚喜欢长的、大的。他改诗总是越写越长，而我总是越改越短。”（1988年10月24日韩东致陈超）就先锋诗歌的“裂变”而言，于坚就说道：“我则仍企图通过诗来和所谓第三代人、先锋决裂。”先锋诗歌也因内部动因和社会文化的裂变而处于不断的调整、否定和修正的过程之中，“人在各个时期，想法不同，甚至自相矛盾，我也常常如此。这是好事，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调整，为的是更近真理。”（1998年2月5日于坚致陈超）这些信件涉及一些诗人在不同时期自身写作风格的转变，比如西川在给陈超的信中以长诗《致敬》《厄运》等为例谈及自己诗歌在90年代的明显转向，“《厄运》写得已经不太像诗歌了，所以我有点不安。如果你对这篇‘四不像’不满意，就请把它退还给我。”（1996年8月24日西川致陈超）

其中一部分信件涉及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背景，而当时一些诗人和翻译家纷纷远赴海外，比如北岛、江河、顾城、多多、杨炼、张枣、宋琳、老木、孟浪、李笠、赵毅衡以及短期出国的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那时无论是在精神境遇还是在写作关系上他们都处于跨文化跨语际交流的影响与焦虑之中。当然，这也是“对话诗学”的开启时期，而中国诗歌话语场也开始了“向外”倾斜和转向，很多诗人主动或不自觉地踏上了“西游记”的过程。一部分诗人即使暂时寄居或游学海外也与陈超保持着书信往来，比如王家新在欧洲（1992-1994）、欧阳江河在美国、孟浪在美国布朗大学、臧棣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蔡天新在美国弗雷斯诺。1995年5月8日，远在华盛顿的欧阳江河给陈超寄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毛笔小楷写的，按传统信札的形式由上而下、由右往左书写，并随信附上欧阳江河写的三幅字，“我在这里没有文房四宝，毛笔仅一支（写信及写那三幅字用的是同一支笔，我喜用大笔写小字）。还好，买到了纸，问题是我的印鉴不在美国。我给你出个主意，若兄对这些字尚感兴趣，不妨自己找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刻一印章（欧阳江河），我想这在石家庄并不困难，在美国则难如上青天（找不到刻字的金石家）。印刻出后，可找一写字或作画的朋友盖在字上，这会使字变得好看一些。由于笔的限制（这是一位学中文的美国人赴中国前送我的，典型的初学者之笔），我只强调书卷气的一面，但愿能合兄之口味。”

90年代的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和物质主义的影响对诗歌界（不止诗歌界）形成了剧烈冲击，生存、写作和精神的分化、裂变时期开始了，比如当时很多朋友在与陈超的通信中都谈到了海子、骆一禾和顾城的死。很多诗人改弦更张，有的放弃诗歌而转向小说或其他文体的写作，比如这本书信集中涉及到的韩东、朱文、李劼、梁晓明、刘翔、郑单衣等人。当1991年陈超陆续在刊物上读到韩东的十几篇小说时，他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儿懵和震惊。尽管陈超认为韩东的这些小说技巧成熟并且非常出色，但是他当时不免发出疑问，韩东为什么不再写诗了？诗歌使韩东厌倦了吗？韩东不仅就小说与诗歌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自己要转向小说写作专门向陈超谈及内中因由，而且在1992至1993年间数次写信给陈超反复、深入地交流这些问题，“感谢你的来信。如此热情地论及我的诗集，十分让我感动。一年多来，我的时间主要花在小说上。从今年夏天起我已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此举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很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你知道，我的写作亦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好在写出来的东西十之六七能发。最重要的问题仍在小说内部。”（1992年12月9日韩东致陈超）1992年韩东选择辞职而专事写作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为此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8月6日，韩东在致陈超的信中谈及小说的重要性，而对诗歌意义上的“史诗”表达了不信任感，“关于小说，我尚没有发言权，而且这件事正在进行中，我不便脱出来做一番审时度势的研究。你知道我仍然爱着诗，所以相信小说不过是这个时代里的一种史诗。史诗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这便是我的发现。我还想说一句：如今小说形式以外的‘史诗’，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理解的虚假性。”实际上不止是韩东，当时很多诗人都在尝试着诗歌之外的散文、小说、批评等不同的文体，这对个体综合写作能力的提升是有裨益的，当然更多是写作内部的驱动而非文体之间的层级权重，即文学观念与写作经验的更新和拓展，“我这几年一直想写批小说。倒不是写诗的人写小说被认为是种时髦，而是一种需要。我在用散文语言来缓解那个过分紧张的自我，没料到一写就没完没了。刚写完一个叫《低烧的鱼群》的中篇，接着就是层出不穷的构思与臆想，天知道会怎样？”（1999年7月3日郑单衣致陈超）值得注意的，即使是同一文体内部的变化也呈现出复杂性和陌生化的一面，比如90年代初以西川、于坚为代表的“反常规”“反美文”“反抒情”“反诗歌”的长诗写作实验，其中笔记、随感、杂谈、小说等非诗的元素大量渗透进诗歌当中。西川有一首诗名为《小说家》，非常戏剧化地谈论了小说创作，“两条必将相遇的道路上走着两个/必将相遇的男人。他们握手的姿势/被桥梁模仿；他们吹牛，叹气，/并且煞有介事地探讨起道德的含意。/他们并不知道是你让天空阴沉着脸，/是你让夜晚下起了小雨。//……你暗自发笑，躲进垃圾箱，/你创造的人物朝你倾倒垃圾。/他们互不相识因而互相提防，/只有你掌握他们各自的心理秘密。”陈超在与韩东和西川的通信过程中也意识到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互动、“对话”可能会获得完全不同的精神视角、语言可能以及写作的活力，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特殊的“互文”对批评家们来说也有重要的启发效果，“我现在‘移情别恋’于小说评论，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不要以诗观诗，要以广义的文学‘书写’或‘写作’这一视域观诗，我们会发现诗歌在日益变成狭隘的‘孤芳自赏’。缺乏结构中的互否、盘诘，缺乏具体生活的真容，缺乏幽默的历史想象力。”（陈超《南方诗·北方三人谈》）那时陈超也搞过一阵小说评论，比如关于铁凝的作品。在1993年出版的《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中，陈超在自己的简历上还特意强调了一句“另有随笔及小说评论发表”。

事隔多年再来看，以韩东为代表的由诗转向小说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当代人的写作、文体、观念、文化症候等深层问题。李劼在当时的跨度更大，直接由文艺评论转向了电视剧写作，“这种活儿不像写论著，得花大量的时间去跟人谈判，因此带有一定的商业性。”（1996年1月17日李劼致陈超）一部分诗人和作家则放弃得更为彻底，比如万夏、张小波、李亚伟等人直接转战商海成为中国最早那批的个体户书商，此外还有开餐馆、办酒吧、建客栈、跑业务、拉赞助的，“那是一种什么生活呢？隐秘的诗人生活。公开的身份是教授、书商、餐馆老板、小说家、自由撰稿人、记者、编辑、酒徒、混子，而暗地里却是一个诗人。”（何小竹《柏桦与张枣》）而仍在苦撑坚持写作的一批诗人则不得不在突变的市场天气中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而这一调整过程掺杂了诸多分裂、矛盾和戏剧化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柏桦。那时的柏桦一边在撰写《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边给《厂长经理报》做编辑，并给一些个体户书商做策划兼撰稿人，比如柏桦编选过《邓小平口才》一书。是的，写作（精神）与生存的分裂时刻已经猝然降临，甚至这种戏剧化的分裂感很快就会被强大的物质力量所迅速弥合、消解，“不正常”的现象将很快成为见怪不怪的文化常态和社会潮流，“柏桦有好多年都过着艰苦的生活，给书商做稿子做到完全没有脾气。有次老朋友聚会，不常出门的柏桦喝醉了，很兴奋，主动要求跟我们转台，并不停地说，我还是很颓废的，这么认真地做一件无聊的事情，就是一种颓废。”（何小竹《柏桦与张枣》）陈超与柏桦的交往最初也是通信。那时的柏桦工作调动频繁，柏桦一会儿成都，一会儿重庆，一会儿南京，所以陈超的信往往被退回。陈超认为尽管柏桦是重庆人，但是却天生地有着江南才子般阴凄、幻美的性格。陈超在1986年才读到了柏桦写于1981年10月的《表达》，“我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白色的情绪/这情绪不会说话/你也不能感到它的存在/但它存在/来自另一个星球/只为了今天这个夜晚/才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1988年12月1日，于坚在给陈超的信中对此时代诗人的“转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久未见信，近况如何，是否穷坏了。现在诗人纷纷落马，挣钱去了。人就是如此虚弱。这时代，只有坚强的灵魂才经得住折腾。”在社会转型期诗人们在信中谈论比较多的是商业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冲击，比如陈超、陈仲义、徐敬亚、唐晓渡、王家新、于坚、王小妮、周伦佑、郑单衣等都反复提到了这一问题。

在90年代初，陈超在北京与王家新有过一次彻夜的长谈，按陈超的说法这是“彻骨交流”，而诗人之间倾心的纯粹的“交谈时刻”很快在此后发生断裂，荒诞不稽将成为常态。王家新的《转变》《日记》《卡夫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遭际的有力见证，它们是切斯瓦夫·米沃什意义上的“见证之诗”，“《日记》比较偏爱，那里有一种接近本质的东西，一种美，一种不是从别处而是从写作中开始的。一平对这首诗特别赞赏，说许多人可以写出类似《卡夫卡》这类深刻的诗，但却写不出《日记》这类。他的话有道理，也让人沉思。《卡夫卡》虽然也很肯定，我想我们刚进入一个卡夫卡的世纪，虽然他已离去多年，也可以说，我们的日子刚开始变黑，而这似乎已和外在时代无关，而是和我们自己的呼吸、写作，个人的隐私、内心障碍及神学相关。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分离与荒诞感愈来愈强，而写作似乎只成为一个对黑暗与死亡的进入过程。当然，所谓‘存在的勇气’也就体现在这里。记得另一个朋友谈到卡夫卡时他讲到卡夫卡是他的‘英雄’，我当时一愣，但又的确如此。”（1994年3月31日王家新致陈超）值得注意的是，西川、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刘翔等人在与陈超的通信中都谈到了卡夫卡——甚至王家新直接通过《卡夫卡》《卡夫卡的工作》等诗文来处理这一“对话”“互文”关系，但他们切入的角度和理解的程度、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在西川看来，他人（包括阅读经验）是不能替代个人的经验和生命的，而一部分中国诗人是缺乏创造力的，他们借助卡夫卡、庞德、奥登、布罗茨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来感受中国的问题。（1997年5月24日西川致陈超）这一时期中国诗人“卡夫卡”式的精神境遇除了与整体性的时代氛围相关外，自然也与诗歌内部机制的转换密切关联，“我甚至感到这是一个需要卡夫卡那样的写作者的时代。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小说家’，或是‘随笔作家’，或是格言、断片、书信的写作者，但他却是一个能够‘对文学说话’的人。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话语创始人’。相形之下，许多人把他们的‘诗歌’或‘小说’自身弄的很是精美、完善，但却不能对整个文学说话，更不要说开创出新的边界或话语的可能性了。”（1994年7月15日王家新致陈超）

这些信件印证了同时代诗人“进入”或“处理”时代在写作方式以及认知方式上的差异。这首先来自个体对“时代”和“写作”的不同理解，至于文学表达的差异更是霄壤之别。我们更多看到了一代人的探索和实验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迷惘、分裂、痛苦和孤独，他们对当时写作现状以及整个文化生态的不满与批评——比如西川谈及的当代诗人与传统和文化的关系，当然也让我们目睹了一代人的丰富性和复杂程度。总而言之，那是一代人通过阅读和写作寻找对称或对抗的时代，也是校正精神和自我启蒙的时代。

陈超与西川在80年代后期开始通信，陈超是西川那一时期自我诗歌革命的直接见证人、倾听者以及不可替代的谈伴和建言人。真正有益的交往和彼此兄弟般的信任确实只能属于极少数人，“前些日子河北电视台来了几个人，找我和姜杰。那个摄像说是你的学生。我便慷慨地送了他一本《大意如此》。以后我再见到你的学生，一定要他出示你手写的证明（证明你认他做你的学生），否则我只送他《中国的玫瑰》。”（1999年1月9日西川致陈超）

西川对陈超的评论文字极其信任，“读到你的溢美之词。我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为这家伙‘两肋插刀’干一回呢？我绝不希望你倒霉，我祝你好运连连。可我什么时候才能向你显示我的‘侠肝义胆’呢？你看，生活中真的到处是‘两难’。”（1999年1月9日西川致陈超）陈超对西川的诗歌特质的“提前关注”更是同时代批评家中少见的，这是一个“诗人批评家”的精敏、卓识、特异的感受力、语言直觉以及诗学视野的开阔程度所致，“1986年初春，在林冲发配之地沧州的‘华北五省市青年诗会’上，我见到西川。那时他面孔白皙、身材高大硬朗、长发飘拂、精力充沛。但和善的表情和专注于诗歌审美的发言，加上身穿蓝色中式对襟罩衫和灯心绒裤，却稍稍掣住些他的青春英气，显得成熟而大方，古典而又前卫。这个形象与他的诗歌给我的感觉吻合了。80年代初至中期，西川诗歌质地精纯而稳定，特别是长诗《雨季》等带来的反响，使西川在‘本体诗’的向度上成为诗坛独特的‘一元’，被称为‘西川体’，并影响了许多诗人的‘艺术主题’陈述和形式自律意识。”（陈超《让蒙面人说话——西川诗歌论》）在陈超的个人通信史上，回信长度之最的当属西川。1997年5月24日，西川给陈超写了一封5000余字的长信，可见两个人之间互信的程度和交往之深笃。在西川看来，陈超不但为人诚实而有趣，而且是真正懂得先锋诗歌秘密的少数人。在这封信中，西川尤其谈到他非常珍视和看重陈超的阅读感受和建议，因为西川认为陈超具备很多批评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品质和卓异才能。“收到你4月20日的来信后我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你对我的褒奖（我不否认我的虚荣心），也因为你使我感到我们之间友谊的珍贵。你信中提到我把《广场上的落日》一诗改糟了，看来如将来再有机会出版此诗，我得恢复此诗从前的旧貌。我也听到其他人对我改动此诗的意见，我大概做了一件蠢事。将来我是否应在《广场上的落日》诗后注上一条：我是听了你的意见才将此诗恢复原状的？事实上，你是我最敬重的批评家和诗人。在你身上蕴藉着对于思想、历史、文化、艺术的广泛关怀，而这却是其他一些搞批评的人所不具备的。阅读其他人的批评文章时我总有一种气短的感觉，那其中只有临时性的策略术语，却没有对于文明的穿透，因而看不出作者的知识品味、灵魂修养和个人创造力。”2014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西川的短诗集《小主意》，在正文之前的说明文字中，西川又特意提及自己对旧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悔少作的人。我敝帚自珍的感觉不算强烈。”西川尤其谈到一个人在修改旧作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为此他特意谈到陈超对他修改《广场上的落日》一诗的建议，“修改也有修改的危险：你有可能把一首不太好的诗修改得更糟糕。本诗选中《广场上的落日》一首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曾经对该诗原稿做过改动，但在修改稿被收入《西川的诗》后，批评家陈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我把诗改坏了。这一次，我部分恢复了原稿的风貌”（《小主意·说明》）。在该诗集的正文中，西川在《广场上的落日》下特意加了一个注，“本诗两稿。陈超先生认为诗二稿改坏了。现部分恢复初稿。本诗以此稿为准。——西川，2012.4”通过陈超与西川的交往，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与批评家之间极其难得的命运伙伴般的关系，这无论是对具体的写作实践还是一个时代整体的诗歌观念的推动都大有裨益且不可替代。重读这些信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信任程度，他们彼此精进、相互砥砺、精神相通，真挚、脱俗而又“迂阔”得可爱。

陈超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么多的知心朋友，在于他的诗学观念是包容的、开放的——其核心则是“生命诗学”和“文本细读”，所以他的文学朋友从性格、风格来看差异巨大，比如和西川的写作完全不同的韩东、于坚也是陈超多年的书信伙伴。

尽管韩东是哲学系毕业，但他从来不在诗歌中炫弄知识和智力，而恰恰是在“日常”“口语”中完成日常精神现象学的深度还原。敏锐的陈超精准地指出韩东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自然有“领袖欲”，但是韩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仅仅是提供一种姿态或可能性就赶快摆脱追随者而继续向前。陈超与韩东的首次见面是在1987年淮阴的“运河笔会”（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上，当时已经是渐渐潮热起来的5月。那时韩东还穿着高帮鹿皮靴，他留给陈超的印象是时而用手去扶滑下来的深红色的玳瑁眼镜。当时陈超感觉韩东更像是一个中规中矩、历经沧桑的老三届学生。与体质略显单薄、白皙，态度持重的日常交往不同，韩东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三个世俗角色之后》却是不留余地、咄咄逼人的，他对以往诗人作为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给出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就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日常写作”“市民精神”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另一重秘密，并在诗歌中以“日常精神事件”的方式再次激活和命名了多层次的“生活”以及“现实感”。通过这次“运河笔会”，陈超非常欣赏韩东的犀利、诚实、直接，从此二人在书信交往中的信任感与日俱增，甚至建立起不可替代的“知音”关系。在1988年6月25日的信中韩东对陈超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一直想给你写信，‘运河笔会’上你几乎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我早已把你视为朋友。”显然，这是建立于彼此的真诚个性和诗歌互信的基础之上的。“你肯定我的诗我相当得意，因为是你而不是别人。我零零星星地看过你的一些文章，觉得特别好。唐晓渡、李劼和你三人中选择，我举双手赞同的只能是你。晓渡缺乏直觉，文章虽结实但面目较刻板。李劼是个直爽的人，但他说的比他写的好。他的文章较之晓渡或许有流动的气势，但仍然缺乏语言上的尖锐性。读你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只是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你能否给我寄一些来？”（1988年9月14日韩东致陈超）尽管很多年间陈超和韩东的见面只“运河笔会”这一次，但韩东已把陈超视为不可多得的好友，“节后遇到唐晓渡，说你曾到了上海、杭州一趟，为何不来南京找我玩？也许是离不开大队人马——我为你开脱了。很想念你！虽然你我只见过一次，且通信不多，你亦没有写过我的专论（欠着！），但我总以为若有机会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的。也就是说，所有见过的又没再见的人中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别人我总是躲着，而他们认为我做作——看来是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了。”（1993年2月27日韩东致陈超）

平心而论，每一位作家都像韩东这样期待着可遇而不可求的终极意义上的“知音读者”“至上的读者”出现，这一特殊读者在完备的意义上深度理解这个写作者的个性、风格乃至生活、情感等内在的秘密。1989年的平安夜，住在南京瑞金北路的韩东给陈超写下了这样一封特殊的信——

陈超正是韩东眼中那位难得的最值得信赖和托付的“终极读者”，“我最好的东西发不出，自我感觉又越写越好，这的确是个压力。给你寄的这几首是我最满意里的一部分，不是有意挑出来的，只是手边有它们。这么说是想让你看我作品的全部，但我又不可能尽数抄去。这样吧，什么时候你来南京，我一首一首地拿给你看。我现在越写得自信就越只能要求个别的读者了。大众承认我是另一个意思，与我本人现在的诗歌几乎无干。我直觉上感到你可能是我最好的‘读者’。”（1988年7月24日韩东致陈超）

经过韩东的介绍，陈超还结识了吕德安、朱文、刘立杆等人，而陈超给朋友们的印象一直都是温暖、会心、智慧而充满激情的，“收到你的信，总很感动。你的激情和热情会给我一股力量的。”（1988年6月16日车前子致陈超）

陈超正式结识欧阳江河等人也是在1988年5月的“运河笔会”上。

那时交通不便，大家能够见上一面实属不易，所以彼此之间也格外珍惜谋面的机会。在这次会上，陈超第一次遇到的除了韩东之外，还有欧阳江河、车前子、何小竹、邹静之等人，“在扬州见面，我便对你独立的批评观很有好感。我认为，不论其地上、地下，独立的批评家都不应该受其左右。当然，对地下诗人们，考虑其处境，对其缺点作些适当的回避，在某种时候也是需要的。但适当的时候，自然应正言。不为别的，这对诗歌有好处。”（1990年4月9日何小竹致陈超）这次诗会几乎囊括了当时重要的青年批评家，比如陈超、唐晓渡、朱大可、巴铁、李劼、李震、老木以及加拿大诗人、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M. Day），而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韩东、周伦佑、柏桦、伊蕾、翟永明、张曙光、孙文波、宋琳、杨黎、何小竹、车前子等七十余位诗人到场。“运河笔会”结束后，陈超和欧阳江河开始频繁通信。极其可惜的是陈超寄给欧阳江河的信都散佚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欧阳江河写给陈超的部分信件。陈超那时已经意识到欧阳江河的长诗写作体现了诗歌（语言）对生存对抗、对称的写作立场，“欧阳江河的诗具有深邃的智力、知识、理性色彩。对玄学话语的刻意深入，对揭示生存/生命立场的倾力达成，使他的几首长诗成为这个时代最令人重视的‘备忘录’，他是某种程度上的集大成者。广阔与细腻，犀利和润泽，含混和澄明，抽象和具象，在他的诗中得到浑融。诗歌据此成为与生存对抗/对称的‘质的知识’。”（陈超《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编选者序》）与其他批评家所不同的是陈超是对欧阳江河的理论专业性以及诗歌创作才能同时予以看重和深度观照的批评家，“此后，我就将欧阳江河当作优秀的诗人看待了。不仅仅由于他的诗，更由于他绝对专业化的理论态度。这是我判断一个诗人价值的重要角度。精湛的理论头脑，往往使诗人的写作由自发上升到自觉，由即时性触发上升到有方向性。”（《印象或潜对话》）1991年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超接到欧阳江河的来信，要其参加四川举办的先锋诗歌研讨会。会期将近，已开始准备行装之际，陈超突然接到了一贯“喋喋不休”的欧阳江河最为简短的来信，“上级决定，会议取消。”（电报）

尽管于坚是四川人，但因为母亲是昆明人的缘故，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于坚属于典型的云南高原土著，矮小、较胖、神情憨厚、眼神固执而明亮，同时又自负而坚韧，适度而又有些世故，“在我的朋友中，于坚是极少数的那种深悟自身素质的人。这使他的写作，一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适度：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酒精、聚会、钓鱼和网球，并没有使他的诗歌表现得兴致勃勃、潦草和迷惘。他有时也赞赏别的诗人，但更像是在尽朋友的‘义务’，言不由衷，含有迁就所有同仁的‘集团主义’动机。这也许说明于坚老于世故，也许说明于坚对自己声望的估计，或兼二者有之。”（陈超《印象或潜对话》）第三代的“龙头”诗人于坚是陈超相交三十多年的好友，他们从80年代初开始就保持了常年的通信。诗人们普遍认为于坚是后现代式的“怎么都行”的人，但陈超却认为老于坚其实是特别认真、忠厚的人。对此，在《于坚之“明白”》一文中陈超给出了证明，“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老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曾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定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马上将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铆工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

在陈超与于坚的交往史上我们又不得不提到那场“盘峰论剑”。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诗探索》《北京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平谷的盘峰宾馆举行，这次会议被称为“盘峰诗会”“盘峰论战”“盘峰论剑”。“盘峰诗会”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诗人朋友之间维持多年的友谊——包括于坚和陈超，但是对于坚的为人、诗歌和诗论的理解深度以及整体性考察的准确度上还很少有人能出陈超之右，“矛盾的诗歌‘酋长’。左手麻利地摆弄云南某部落的风水盘，右手挥舞‘后现代’的解构柳叶刀。他是诗歌界仅见的能奇诡地将语言哲学和自然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文研会的‘为人生’和巴尔特的‘零度写作’，金斯堡的癫狂的‘嚎叫’与奥修的‘静心’唠嗑……无任何心理负担地杂烩于一体的人物。他成功地反对了思想意识乌托邦，但又要建立‘原在乌托邦’。他的诗歌常常充满活力，富于实验精神，但对大多数读者都有可感性。于坚近年的理论文本矛盾纠结、‘蛮横无理’，像粗糙羊毛团的激流，但时有个人的睿见，羊毛长在羊身上。这位棕色酋长想告诉我们的是：虽然‘诗有别材’，但到‘拒绝隐喻’为止。”（《速写28家》）

尽管周伦佑偏居西昌小城，但是从80年代开始就与陈超保持了常年的通信，私交甚笃。1993年春天，周伦佑来北京办事，在唐晓渡的家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陈超是我迄今的朋友中最本真的一个，是文友中少有的‘真人’。”由此可见，在周伦佑心中陈超是不可多得的朋友，“每次收读你的信都给我带来愉快。虽然我们很久没有通信了，但这几年来，在谋生的艰难中，我也常常想到你。真正的友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不是套话，是我内心的坚执信念。想想看，在利益主宰一切人际关系的商业时代中，学人之间相互取暖的除了友谊还有什么呢！？”（2000年12月18日周伦佑致陈超）多年后，再次重读陈超对周伦佑的印象记时我仍感怀不已，这一评价简直太准确了，“我有时会开玩笑地说，周伦佑是潜在的‘极端主义者’。他的遗世狂傲和吁求拥戴心理令人惊异地扭结在一起。在交谈和倾听别人意见的时候，周伦佑常常咧嘴大笑，他用亲切的表情告诉你必须加以修正你自己。他从来不是安静的观望者，从来不忍心让自己脱离噬心话题的中心。这使周伦佑难以保持儒雅的风度。”至今我和周伦佑有过三次见面，一次在漳州旧镇，一次在深圳，一次在南京。第一次见周伦佑是在道辉的书院举行的“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上，当时是我和周伦佑联合主持。周伦佑在主持的时候往往喧宾夺主、自己口若悬河，甚至还时时打断发言嘉宾的话。结果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在场的诗人集体表决，罢免了周伦佑的主持资格，而由我单独主持。2015年夏天，在南京燕子矶，我与周伦佑、雷平阳、胡弦、梁雪波等人出行时已近黄昏。水边的堤坝上空有一个高大的电塔，刚好有人放一个哆啦A梦图形的卡通风筝。雷平阳用手机拍下了戏剧性的一幕，周伦佑表情夸张而严肃，其头顶上的那个卡通风筝看起来更为滑稽甚至诡异。2006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周伦佑诗选》（忍冬花诗丛），封底上有陈超这样一段评价：“他和朦胧诗人属同一代人，但理论准备却比许多人坚卓扎实。如果说早期北岛们的集团愿望更多是建立在普通、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周伦佑却更敏感于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的文化迁徙大势。这位偏隅于西昌小城的知识分子，竟日苦读、思考、写作和摘录。对从西欧到美洲大陆的许多文化/艺术关键点性人物，周伦佑均能有所理会并强行整合到自己的意识中。他是炫耀的、雄辩的、构筑体系毫不手软有时却又表现出对科学主义的敬畏。”

陈超与唐晓渡、徐敬亚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8月底在兰州举办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而在此前的两三个月，陈超给唐晓渡留下的印象是写于1986年4月的《“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这篇文章。这也是唐晓渡在《诗刊》社的作品组工作四年后调到评论组后刊发的第一篇理论文章。该文中，陈超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提出在当时不仅具有重要性、启示性而且还具有超前意识，“人是主体的原则，是所有文学样式的基本原则。这是带有质的规定性的原则，严肃的诗人是别无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人在诗中地位的差异，其间就不是创新与守旧的区别，而是真理和谬误的区别了。”

80年代中期掀起女性诗歌的热潮，其中以伊蕾、翟永明、唐亚平、张烨、陆忆敏、林白、海男、沈睿、张真、傅天琳、李琦等为代表。她们将女性经验和主体意识呈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中，挑战了沿袭已久的男权话语中心论，带来了特异的性别文化景观。尤其是翟永明的《女人》（《诗刊》1986年第9期）、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人民文学》1987年1—2月合刊号）、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人民文学》1986年4月号）以集束炸弹的效果引发了整个诗坛的空前轰动。这犹如巨大的磁场吸附了当时如此众多的新奇、热烈、不解和批判的目光。陈超在信中称呼伊蕾为“老孙”。这个称呼是信任，是会心，是欢愉，还带着几分幽默和顽皮，而这正是陈超性格的一部分。2015年4月9日，伊蕾从北京远郊给我快递了1987年到1991年间她和陈超通信的复印件，她在一张纸上还详细地注明了每封信的写作时间。1989年5月，伊蕾依托“七月诗社”在天津创办《诗人报》并担任主编。陈超不仅在《诗人报》上发表了一些诗论，而且还受伊蕾的委托向韩东、于坚、张枣、欧阳江河、严力、王寅、孟浪、唐亚平、杨小滨、伊沙、岛子等人约稿。1988年12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伊蕾的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1987年8月1日，陈超在给伊蕾的信中涉及为这本诗集写序的经过，“诗稿再三读过，使我对你的诗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理解。我为它写了三稿序言，最终还是弃置了。‘知识型’的序根本无法进入它们；‘体验型’的序才可能抵近它的最高限值。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夜，我在冥冥中感到了你。我在痛苦的灯光下，让一行行血滴在白纸上渐渐显形。”正是源自陈超的理解和鼓励，伊蕾在诗集《独身女人的卧室》的后记《确认自己，实现自己》中予以精神上的呼应，“我是理想主义者，我属于未来，我的诗是基于未来观，对传统文明进行叛逆式的冲击。”1991年，伊蕾离开诗坛，远赴寒冷的俄罗斯。二十年后，2010年1月《伊蕾诗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序仍出自伊蕾最为信赖的陈超之手。这篇序的写作时间是2009年4月5日深夜，“在2009年今夜，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嘘——’轻轻叩门，依然充满热情，充满活力，依然充满魅力，充满神奇。这里似乎有一代诗歌青春所吟述的关于爱的梦想，一代青春关于独自生活的愿望，一代人对生命体验之诗的趣味，甚至一代人对主流文化/文学的奋勇抗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川（左一）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王瑞芸、臧棣在北京（西川供图；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当时好多当事人有在书信中夹带诗歌、自印诗集以及评论的习惯，如果在邮寄或接收过程中信件不慎丢失，这对当事人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那是一个手写稿的时代，而当时很多人并没有保留底稿的习惯。

1994年4月，陈超将两篇关于王家新诗作《诗》和《日记》的评论文章寄给王家新，但迟迟未收到王家新的回信。双方都以为信件丢失了，于是陈超在无奈情况下又重写了这两篇文章。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封信并没有丢失，而是被邮局耽搁了十多天的时间。

其中一些通信中夹带的诗歌和评论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深入交往和交流，也与当时官刊和民刊的约稿有关，比如陈超为《文论报》《诗神》《诗人报》《长城》的组稿。其中信件里涉及的代表性的文本有陈超的《空无与真实》《博物馆或火焰》《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伊蕾的《妈妈》《独身女人的卧室》，西川的《致敬》《厄运》《汇合》《广场上的落日》《鹰的话语》《悲剧真理》《在路上》《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中国的玫瑰》《隐秘的汇合》《让蒙面人说话》《西川诗选》《内行的工作》，于坚的《作品第6号》《心灵的寓所》《乌鸦》，韩东的《他们 人和事》《有关大雁塔》《我听见杯子》，王家新的《临海的孤独的房子》《诗》《日记》《铁》《卡夫卡》《守望者》《谁在我们中间》《卡夫卡的工作》《最后的营地》《帕斯捷尔纳克》《守望》《庞德》《反向》《词语》《另一种风景》，崔卫平的《诗歌与日常生活》，朱文的《十七首诗谣和半个梦》，梁晓明的《开篇》，周伦佑的《头像》《自由方块》《带猫头鹰的男人》《日蚀》《狼谷》《红色写作》《白色写作》，刘翔的《他》，臧棣的《燕园纪事》《宇宙风景学——为陈超而作》《在海滨疗养院，或黑洞学》，张洪波的《诗歌练习册上的手记》，黑大春的《黑棺材钢琴奏鸣曲——为亡弟而作》《老家》《雪夜病中吟策兰》《兰》《仲夏夜之梦》《自省》，郑单衣的《昏迷组诗》《重逢》《给云》《丢失》《子曰》《生日》《从来也不曾》《夏天的翅膀》，庞培的《自然历书》，安琪的《纸空气》，育邦的《身份证》《飞鸢》等。信件中所附的这些诗作、论文带有版本学的重要价值，其中一些诗作在不同时期经过了编辑或作者本人的修改，比照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微妙之处会重新面对文本发生学的过程，比如王家新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以及欧阳江河的《风筝火鸟》《哈姆雷特》在信中给陈超的版本与后来结集出版的版本就差异非常明显。王家新还分两次给陈超寄过《谁在我们中间》，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

当时许多诗人谈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他们的诗歌在刊物（包括民刊）上发表或结集出版时被编辑和出版方删改的情况，甚至有的是大刀阔斧的肢解。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王家新、陈超、黑大春都谈到了此类状况，“寄上近作，发表在《十月》三期上的，有一首诗被他们改坏了，我恢复原状”（1987年6月27日于坚致陈超），“《人民文学》二期发了我五首，但没想到有二、三首给我删动得面目全非，让我无话可说。”（1991年2月18日王家新致陈超）西川的诗集《隐秘的汇合》（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最初的题目为《汇合》，“隐秘的”三字系出版方所加，理由是这个标题更能吸引读者而增加销量。甚至陈超编选的《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出版方为了节省成本（纸张和印刷费用）而擅自撤掉了包括刘翔在内的9位诗人的作品，而陈超本人根本就不知情。

这些书信是机械复印时代未到来前的最后的手写时代，是一份份极具趣味性和个性化的不可复制的礼物。就信纸而言，就有稿纸、备课用纸、打印机专用纸、白纸、活页笔记本、个人专用信纸等。这些稿纸和信封所涉及的单位和机构（有的早已经不存在了）就成了历史档案，比如《四川文化》报社、《大时代文摘》报社、《现代汉诗年鉴》《佛山文艺》、《为了孩子》杂志社、布朗大学英语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社科院外研所、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经贸学院、四川社科院、浙江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南京财贸学院、深圳大学、湖北师范学院、西昌农业专科学校、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电影学院、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协、中国作协福建分会、中国作协云南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云南省文联、中共昆明市委党校、雨果摄影艺术学校、湖北省书刊发行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江苏省档案科学研究所、冀外经贸、杭州民生药厂、杭州青年诗社、杭州青年诗活动中心、《劳动》报社、龙华迎宾馆、上海明星纸品厂、《浣花》杂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劳动力管理处、华能南京电厂、《热风》杂志、《中国保险》杂志社、《华人世界》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刊》社、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文艺报》《诗神》《作家》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滇池》文学月刊、《大西南》杂志、《南京文艺》、涪州论坛、《江南雨》杂志社、《青春》杂志社、《环球》杂志、中国新闻社、《中华读书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

从这些书信当事人的手写习惯和笔迹我们也看到了个性鲜明的差异，比如沈睿会连用三个大大的感叹号，比如徐敬亚、李亚伟和万夏的字写得非常大。陈超的书写基本是中规中矩的，唯一书写潦草的一封信（1999年8月14日陈超致王家新）则是因为那支笔漏油，所以不得不加快书写的速度。这些书信也折射了一些人的性格和习惯，比如郑单衣往往是写完信之后并不急于寄出，而是拖一段时间再说，其中他给陈超的一封信就是在写好之后近一个月才寄出的，“在我的书桌上有写好的未寄的大量信件。这种习惯养成多年了，我就是在这种方式里和朋友交谈的。”（1996年4月3日郑单衣致陈超）

手写体的时代结束了，书信的时代结束了，先锋诗歌运动结束了，而以陈超为中心的一代人的书信交往却见证了伟大而坎坷的中国先锋文学的历史轨迹。这份沉甸甸的历史档案重新打开了一扇隐秘的先锋之门，他们一代人立体而深沉的精神肖像得以更为清晰地錾刻与显影。也许，先锋精神并未远去，它就在每一代人的身边、心中、笔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