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胡适的新诗戒律，现代诗一旦涉典，就意味着重蹈覆辙。虽说时过境迁，可以将胡适的美学训诫理解为时代语境的产物，后来的现代汉诗实践也可以放下包袱，另辟蹊径，开拓典故的运用和诗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但现代诗歌对用典的偏见已化为一种文学潜意识，禁锢着当代诗人的创作。《豹隐》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诗人对用典的火候把握全然突破了既有的诗歌格局，近乎信手拈来，举重若轻。陈寅恪是现代历史上声望卓著的文化大师，豹隐则可溯源到中国文人精神谱系中最深层的文化典故，基本喻义指向人在逆境中应坚贞不屈，洁身自好。陈寅恪本人晚年给其夫人预写的挽联确曾有这样的词句：“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首诗中，诗人以豹隐为意象的辐射点，将一位文化大师的历史机遇和内在精神肖像，用现代颂诗的格调烘托得昭然可观。没有时代的荒诞和离乱，也就无所谓豹隐，从这个角度说，诗的第一节对历史境遇的指射，可谓分寸得当，“万人如海”的喧嚣与“瞎眼的老人”构成了一种历史张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内在张力。第二节中，“愤怒的彗星”和“虚无的云朵”虽说都是充满歧义的隐喻，却因切合诗的语境，而衬托出秩序的崩塌。人的逆境呼之欲出，但对以豹隐为精神镜像的独立人格而言，“隐秘的心”却从未停滞过“钟摆”，这内在的动静甚至引发了“指向大海”的精神冲刺。第三节中，诗的措辞虽然高度跳跃，缩略，却勾连出“纯粹的时刻”，有内心修为的操守，至少，属于自己的“安静的书桌”不曾被辱没过。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特例，但必须承认，倘若没有内心的通达，这特例也不会存在。第三节可以视为对中国文人的立言传统的底蕴所做的一种现代阐释。任何文字，即使是严谨的学术表达，都交通着内在的精神气象。第四节的形象，接近文化传统的守望者。类型上看，本诗可视为人物诗，带有挽歌的气质，骨子里却是一首向高贵的精神人格致敬之作，所以，它更像一首颂歌。难得的是，涉及人物的生存际遇，诗人没有陷入过度的交代，而是显示了高超的剪取技艺，将素材的影射和隐喻的语涉揉捏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