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脉络非常清晰，由博物馆里的百床生发出诸多联想。这些联想并不复杂，也不崎岖，却深邃巧妙。这需要某种内在的感受力。作者在百床博物馆徜徉，关注的不是这些床的材质、技艺以及其他历史性因素，而是这些床承载的不同人生和人生的诸种细节。这种种细节的呈现与消失，最终都归入时间的河道，归入浩荡的空无。所以，从头至尾，作者运用的始终是内在的视野，他的目光越过这些床可见的厚重的木头，抵达它们不可见的更为厚重的部分。那些不可见的部分才是这些可见部分的生命和灵魂。至此，我们也可以说，这首诗的主角表面上是床，实则是时间本身。

博物馆里的时间关系最为意味深长：它既是对时间的沉溺，又是对时间的超越；既是对过去的留存、纪念和回想，又是对过去的冻结和扭曲；既是对具体生命细节的提示，又对它们进行残酷地删除。它表达的是人类这易逝的有限之物企图汇入无限之物的努力，还有人类执意要让过去冲进未来的偏激的梦想。这首诗的大部分篇幅里，作者对这些努力和梦想进行了情景化展示，通过联想的有效性肯定此种努力的有效性。然而，强劲的力道却迸发在最后，末尾短短两句一下子勾销了此种有效性，以及这有效性携带的治愈功能。与时间的战争，终将是失败的。时间对生命细节的磨损，对精神努力的淘洗，是如此残忍、无情和决绝。我们对永恒的追求和示好是一厢情愿的，时间的冷酷面目让人类的此种努力很容易生发出悲壮感。但作者要给的显然不是悲壮，而是清醒的警示：这终究是一场荒诞的悲剧。这荒诞感，在毕肖普的诗《克鲁索在英格兰》中也出现过。克鲁索，也就是鲁滨逊，回到英格兰，看着陪伴自己披荆斩棘的钢刀架在博物馆里，感到非常荒诞。因为它和自己一样，离开具体的生命的战斗，也就失去了灵魂。只能在暗淡的角落蒙受灰尘。

可贵的是，这首诗的基调并无嘲讽和悲哀之意，而是温和而清醒的提示——人类与时间的战争，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给我们留下创伤，而且没有灵丹妙药治愈它。勇敢的行动，不是把生命的残迹搬进博物馆，而是让战斗的战斗，让消逝的消逝，让创伤的继续携带创伤。生命的尊严在于这进行中的战斗的勇气，而不是这勇气的残留物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