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云南的一位老者端坐于主席团左侧第一排，神情庄严、肃穆。当台上又一轮讲话过后，短暂的间隙，他深沉而又深邃的目光四顾左右，翟泰丰、玛拉沁夫、王巨才、张炯……一张张镌刻着共和国文学之路70载风云沧桑的老朋友们熟悉的脸，尽入眼底。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诗圣杜甫悲怆的千古名句瞬间跳了出来，他红了眼眶，想起已然故去的师长与老友：艾青、臧克家、冯牧、张光年……名单很长，有些甚至比他还年轻：雷抒雁、韩作荣、张同吾、李小雨……这份名单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映照着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而已84岁的云南大理白族诗人晓雪，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同样亲历并见证了与共和国同龄的整个70年文学历程，尤其是新诗发展历程。

原是“文中翰林”

时光回溯整整70年，1949年初的他还不是晓雪，而是叫杨文翰，就读于大理喜洲私立五台中学（今大理二中）初三。尽管国民党溃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但杨文翰还是感受到了黎明即将到来的讯息。和几个同学一起办学校的壁报时，他将壁报的名字《火炬》直接改成《黎明》，还模仿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在第一期上写了首小诗。出第二期时又引用了雪莱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算隐晦地道出自己内心的期许。

学校壁报上的情绪，终于引起了校长的注意。这位身为国民党党员的校长，将自己的学生叫到办公室，盘问良久。

革命之残酷，14岁的少年或许懂一些，终究是懵懂的。但他非常清楚，“校长没怀好意”。这一段，70年后追忆起来，不无象征意味，“或许是校长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就没有太为难我”。

1935年元旦，历史文化底蕴颇为深厚的大理喜洲镇，迎来了一个后来全镇乡亲们为之骄傲的孩子——城北村杨家的长子长孙，取名“文翰”。观此名，便能看出家族所寄寓的殷切厚望——“文”虽为字辈，但与“翰”相连，便是文中之翘楚，文中之“翰林”。小学和初中时代，几乎与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喜洲办学的7年重合。这段因战乱而空降于边疆之地的福缘，为杨文翰打开了通往“外面的世界”的视野，或许也种下了他1952年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时选择去武汉的机缘。进入武汉大学之前的当年8月，杨文翰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一篇富有教育意义的杰作——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晓雪”，这个让他经常被误以为女性的笔名，源于他在丽江读高中时对玉龙雪山、而非家乡大理苍山的情有独钟。“当第一道霞光照在主峰扇子陡上，显得那样的高洁、亮丽而美妙无比。我就想呀，一个人的神韵风采，如果能有玉龙雪山的万分之一，不就够了吗？”

艾青研究显出真知灼见

22岁那年，刚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晓雪，便以《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登上中国文坛。这是他的加长版毕业论文，6万多字，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是一部系统评论艾青诗歌艺术的专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部重要的现代作家论。

大学四年，是晓雪近乎疯狂阅读中外世界文学名著、并从中汲取营养的四年。对于俄国19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文学批评家的著作，他更是情有独钟，认真研读，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彼时，其创作便已呈现出诗歌与评论并行的态势，从而让晓雪在同期冒头的青年诗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956年上半年，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级最后一学期，首要任务自然是论文。指导老师刘绶松建议写《论郭沫若的诗》，晓雪欣然接受。但当他从图书馆借来所有郭沫若的作品研读后，认为《女神》确实是现代新诗光芒四射的丰碑，堪称天才之作，但若单论《女神》，则显然又撑不起毕业论文的分量，且难以反映出自己大学四年所学所思之成果。当刘绶松听说学生突然想换题目，吃了一惊：“有的同学都已经交稿了，你还来得及吗？”在晓雪反复说明和强调之下，刘老师同意，但表示对关于艾青的研究自己并无考虑，无法给出什么主意，“你自己研究吧！”于是，晓雪又从学校图书馆借回艾青的全部著作，争分夺秒地潜心研读。关于艾青的论文，究竟该以怎样的思维去展开呢？大学期间所读的俄国几位文学批评家评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文章，给了他启发。

84岁的晓雪思维清晰，对于文章诞生的种种细节，记忆犹新。“当时我想啊，一定要把这些杰出作家诗人的作品，放置于特定的年代、民族和社会现实背景中，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力求用诗的语言充满激情地把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加以审视和评判，而且对于作品中存在的不足也绝对不能忽视。”仅一周，初稿即成。刘绶松这回更加惊讶：“论郭沫若我给你出了点子，你没写出来；论艾青我没给你出任何主意，你却写得又快又好！看来，做学问还得靠自己独立思考啊！”

论文中有一处，晓雪援引郭小川评价艾青的一段话，并批评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郭小川同志是不够严肃和冷静的。”“你一个毛头小子，竟敢批评他？”刘老师担忧，建议删除。而晓雪坚持。论文几经增补、润色，他还大胆地加了些内容：“诗人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个性，忠于自己的风格，忠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艺术事业，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时代……”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

《生活的牧歌》的出版，让晓雪一夜成名。分配回云南在省文联《边疆文艺》编辑部工作，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很快，随着特殊时期艾青被错误批判，这部曾成就他的著作，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纠缠，直至艾青彻底平反。

1995年11月29日上午，北京深寒，晓雪携妻子赵履珠拜见艾青。85岁高龄的艾青白发苍苍，坐在轮椅上，视线模糊，没能一眼认出晓雪，问夫人高瑛：“晓雪来了吗？晓雪在哪里？”晓雪急忙探身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艾青不禁泪光闪闪，“不容易呀，那年我去昆明接聂鲁达，我们第一次见面，快40年过去了！”顿了一会儿，又说：“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是我的话，你理解得很准确，很深。你的书名《生活的牧歌》，取得很好，抓住了我最主要的特点。”晓雪赶紧说：“艾老过誉了，《生活的牧歌》只是我学生时代学习您作品的粗浅体会。”又说：“大堰河是您的保姆，您的诗是我的保姆。”

晓雪此番进京，是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自己举行的作品研讨会。当日可谓名家云集，群贤毕至。因身体原因或在外地无法到场的冰心、艾青、臧克家、张光年、王蒙等均发来贺词。其中，臧克家说：“晓雪同志是著名诗人，文坛老战士，他的诗歌和散文风格独具，富于民族色彩，为世所称。他的评论文章立场鲜明，见解新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发言题为《向晓雪致敬》。在“向作为诗人的晓雪致敬”和“向作为诗歌理论家的晓雪致敬”后，他说：“最后，我还要向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的晓雪致敬。在长期的文学活动中，他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组织活动，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时隔20多年，晓雪依然觉得，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感动、最深刻难忘的日子。

然而，让他至为悲痛的是，此番与艾青一别，竟成永诀。1996年5月5日，艾老与世长辞。时年，晓雪任云南省作协主席，这个泣血的日子，他正在接待受中国作协邀请来云南访问的意大利作家代表团，无法分身奔赴吊唁，惟有接连写了三篇满纸涕泪的悼文，挥泪遥祭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与慈父。

“革命夫妻”与“神仙眷侣”

为写作此文，我此次又前往昆明二环西侧府上拜访晓雪，7月19日夜，他刚参加完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自京中归来。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我沉浸于老人巨大而柔韧的气场之中，陪他追忆其人生与中国文坛之点点滴滴。晓雪夫人赵履珠坐于一旁，气质典雅，犹如一朵不老的“金花”。

1957年春节前夕，刚回云南工作不久的晓雪，在大理老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表妹赵履珠。“七八年不见，你长成大姑娘了……”仗着表哥的“身份”，晓雪心如鹿撞地拉了一下表妹的手，便匆匆逃了开去。毫无悬念，那瞬间的心跳，就是青年男女之间最美好的起点——一见钟情。他们长达8年的恋爱与整整一生的相濡以沫，由此启航。

爱情是什么？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在晓雪终于找到自己命定的爱情之前，他也曾苦苦追寻，就在1956年11月，他甚至还听丁玲激情豪迈地大谈过爱情。丁玲在昆明安宁休养期间，到云南省文联探望时任党组书记的老友陆万美。陆介绍晓雪时说他刚写了本论艾青的书，丁玲误听为“爱情”，立即大谈起了爱情的伟大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还举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描写爱情的例子。

在时代的激流之中，晓雪与赵履珠爱得纯粹、执著而坚韧。相恋的8年，他们聚少离多。晓雪因“吹捧艾青”而频频遭遇的各种困厄，不断被放大、加重，前途渺茫；而赵履珠则因演唱《五朵金花》主题曲成名，还曾多次被点名加入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参与外事访问演出，事业一帆风顺。

1961年9月，文化部筹建东方歌舞团，根据周总理亲自提名，从云南调赵履珠和刀美兰进京，赵履珠却一直婉拒。在进入东方歌舞团工作达4年多后，她仍初心不改，终于调回了云南。“8年，连抗战都赢了哟，我们的8年恋爱也终于圆满。”与我聊着最幸福的这个话题，老人满脸岁月的沧桑倏忽而逝，静坐于对面的夫人刹那绽放笑颜。

窗外细雨如诉，夜色温柔。坐在这对云南文艺界最著名的“神仙眷侣”中间，尽管我是一个采访者的角色，依然觉得太不合时宜。我猛然想起，前两天7月17日，不正是两位老人的结婚纪念日吗？已然整整54年，他们结发就是一辈子，不离，不弃。

“新中国的阳光雨露”

沙发扶手一边，摆放着那套《我的文学人生》，2018年初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我便已认真拜读，深受触动。65万字的篇幅，晓雪细细密密地记述了自己几乎与共和国同龄、也同步的“文学人生”，云南乃至全国文坛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可谓尽在其中。甚至，许多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被视为“忌讳”的“历史的细节”，皆一一记录在“案”。“我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即便是那些最艰辛的岁月、最艰难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人生珍贵的馈赠。”豁达如晓雪，这方面不愿过多言说。

于诗歌与诗评，晓雪之成则不必多说，无可置疑。那些看得见的“硬件”，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出版诗集、评论集、散文集30多部，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当代诗魂金奖、意大利蒙特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纽约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湄公河文学奖……在我看来，作为云南文坛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晓雪，在文学组织方面所付出的精力与辛劳，远甚于创作本身。除云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他还担任着多届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等等。

退休之后，几乎已经卸掉所有职务的这位“普通老人”，却更加闲不下来。为培养、提携新人而写的评论和序跋越来越多，即便是完全陌生的无名作者，但凡作品有一点可取，他都有求必应，加以鼓励；担任各种评委不厌其烦，对所有参差不齐的参赛作品反复阅读，力求披沙拣金，生怕好的苗子在自己手上被遗漏、被耽误。

亲历70年，回望100年，每每思之，岂能不感慨万千？站在百年新诗的历史高度，他对自己心目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做出了新的阐述。郭沫若、戴望舒、艾青……“是的，还是那句老话，颠扑不破：越是民族的，便一定会越是世界的。”这样一个夜晚，耄耋之年的中国诗人晓雪有些累了，却语气铿锵。在他看来，新中国70年文学发展历程，最大的收获和成就，便在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