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杜甫被誉为“诗圣”。杜甫的诗歌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精神，他毕生的饥寒流离，往往被看成是造就“诗圣”的前提条件。

但“诗圣”的称号只是后人对他的人格和“圣于诗”的艺术成就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杜甫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超越世人的圣贤。恰恰相反，他在诗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执着孤独、不合时宜的“腐儒”和穷困潦倒、寂寞困苦的“少陵野老”。

那么，后人是如何从杜甫的诗歌中感受到“圣”的呢？杜甫能担得起“诗圣”中的这个“圣”字吗？这就要从杜甫的诗歌和他的人生中寻找答案。

流离孤苦

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失意困顿的遭际，缺乏同道中人的寂寞，对理想和操守的坚持，对世俗的洞彻和鄙视，是他们产生孤独感的原因。

杜甫也有自己的孤独，而且愈到晚年，他对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自觉。去世前一年，他称自己为“乾坤一腐儒”（《江汉》），就是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进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

与其他大诗人相比，杜甫最大的不同是：在个人形象和广漠时空的对比中，诗人突显的是自己的渺小和无力，然而其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却在前人之上。

杜甫一生曲折的经历，并非总是和孤独感相伴随的。早年的杜甫和李白一样，以大才自许，具有高远的志向。

然而，十年困守长安期间，杜甫感受最深的是无人援引的悲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遭际使他初次产生了没有归宿的孤独感：“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安史之乱后，穷愁失意的诗人又增添了一层死生无常的忧愁：“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

后来，杜甫又在西南漂泊十多年里，只有草堂时期的诗歌最为平和，抒发穷独之感的诗篇较少，其余的日子几乎都在贫病流离的境况中度过，所以孤独感与日俱增。

首先是衰病困穷、故乡难归的孤愁：“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散愁》其二）。流落终生，到死后魂魄都不得归去的恐惧使他越到衰年，越是孤独。

其次是亲友音信断绝、天涯独处的忧念：“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野望》）。几个弟弟都被烽烟阻隔，而在离乱之中，朋友也渐渐凋零，自己的存亡竟无人可托付：“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遣怀》）

再次是穷途漂泊、无处投奔的悲凉：“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曛判官》）“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中出江陵南浦》）

坚守理想

最深刻的悲哀还是来自于他对“吾道何之”的疑问。达与不达，只是个人的出处问题，而“吾道”是否可行，则是精神有无归宿的问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身为儒者的终极理想。

因此，即使在艰难流离之中，他任然多次抒发过“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的慷慨意气；即使弃官，他还是时时流露出“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赠郑十八》）的遗憾。

无奈时运不济，以文儒而致君尧舜的理想被现实彻底击碎。杜甫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文儒的悲剧。“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草堂》）天下虽大，却不但令他无处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为附赘悬疣。

“腐儒”二字虽然概括了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却依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依靠武功谋富贵的将士，哪里懂得书生自有不同的“道”呢？

正是这道，给了杜甫终生不懈地批判时弊的勇气和关切国运民生的热情。正是对“吾道”的坚信，使他能够将一介腐儒置于广大的乾坤中自我观照——“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尽管有评论者认为“乾坤一腐儒”（《江汉》）并非佳句，但无论是否赞同此论，都不能否认这句诗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最准确的概括。乾坤和腐儒的对比，将诗人在天地宇宙间的渺小孤独感突显出来。

汉高祖曾说，为天下不用腐儒。一生奉儒的杜甫在这乱世中真正体会到了自己于天下的无用，因此“乾坤一腐儒”的自嘲中包含了无尽的痛楚和无奈。然而这个时代尽管不需要腐儒，乾坤之间却只有他这个腐儒始终没有放弃经天纬地之心，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孤独吗？

杜甫将这种对精神归宿的探寻和对个人身名的思考而得到的孤独感提升到寻找人生在天地间定位的高度，可以说这种伟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意境在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这个角度看，杜甫无愧于“诗圣”的称号。

至情至性

尽管杜甫一生遭逢世乱，饱尝人生苦况，但他的心中仍充满温情。他对于亲情友情极为珍惜，乱离之中骨肉之情更加深切，老妻幼子、弟妹诸侄，无一不在惦念之中。这种诚笃恳挚的天伦之情与家国之忧融合于一起，正是杜诗最感人之处。

当他在长安困守十年，好不容易熬到一个率府录事参军时，想到的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而历经千辛万苦，刚进家门，便听到“幼子饿已卒”的噩耗，又使他由“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内疚，推及广大“失业徒”和“远戍卒”，成为全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忧端齐终南”的激发点。

在诸儿面前，杜甫是个可以任孩子们“问事竞挽须”（《北征》）而不忍呵斥的慈父。作于陷贼期间的《忆幼子》回想起骥子的婴儿时期：“忆渠愁只睡，灸背俯晴轩。”幼子趴在阳光下的睡态使诗人在满面愁容中不由得露出慈爱的微笑。

作于同一时期的《遣兴》回忆骥子牙牙学语时的聪慧：“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孩子学语时已能问客人的姓氏，还会背诵父亲的诗。杜甫夸耀的口吻深藏着无限怜爱。

对于弟弟和妹妹们来说，杜甫又是一个宽厚至诚的兄长。在离乱之中，他因与诸弟和妹妹音信不通而日夜焦虑：“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遣兴三首》）

当他得到一点消息时，兴奋得先后写了好几首题为《得舍弟消息》的诗，如“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又担心自己死期难料，不复相会：“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得舍弟消息二首》）。

对朋友，杜甫也是诚挚敦厚，情谊深长。

郑虔是杜甫在天宝年间“忘形到尔汝”的朋友，曾以诗书画三绝而著称于世，但清贫不得志，在安史之乱中因任伪职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不能当面相送，于是写了《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这首七律：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郑虔被贬台州后，杜甫思念不已，又写了《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郑虔去世后，杜甫又作了五言长律《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当然，最能体现杜甫“圣于情”的诗篇莫过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多次在诗中展示过愿为拯救苍生而牺牲自己的伟大情怀。而这首诗之所以特别感人，就是因为这种情怀来自于他自己的痛苦生活体验，以及他恳挚仁爱的至情至性。在个人陷于困境中时，杜甫总能推己及人，联想到普天之下那些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们。

总而言之，杜甫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诗作中充分表露了他的至情至性。这种发自天性的深厚感情，与他对祖国、民族和人民所怀的大爱一样至死不衰，支持着他一生为苍生社稷泣血呼号。杜甫的圣于情，体现了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古圣人之心，正是他能圣于诗的根本原因。

杜甫在诗歌中为自己提炼的形象是孤独无力的“腐儒”和衰老穷愁的“野老”。前者侧重于内心，后者侧重于外表。二者融合成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诗圣”形象。

他虽有经天纬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他不懈地探求拯世济民的大道，却无人理解，寂寞终生。然而他关怀苍生黎民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

他不肯趋走风尘，不善逢迎，坚持用拙存道，心迹双清，所以只能穷困潦倒，自甘老丑。

但他能够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调侃排解苦难。他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苦恼，坦率地嘲弄自己的困境。

在杜甫之前，从未有一个诗人能将自己的性情面目如此鲜活地突显在诗作中，使后代读者与这位“诗圣”如此亲近。他有着圣贤之心，却没有圣人般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这也是杜甫得到后人喜爱和尊敬的重要原因。

摘自《杜诗艺术与辨体》（葛晓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