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好诗欣赏

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

诗|李瑾

我爱这悲怆的大地，爱一只大鸟自傍晚

掠过黎明，爱树木静静地站在微水湖畔

不谙世事。当然

我也爱灯火和废墟，爱它们历历在目的

尽头、不可磨灭的起始，爱这种空洞的

踏实

——一些事物注定消失在相爱里

我爱这种状态：人人互不相识，又胜似

旧友，他们抬头仰望星辰，低头便落入

尘埃，他们不生不死

替时间熨平人世的一些起起伏伏

我也会悄悄爱上伤心，爱上鲜有的快乐

爱上这个凡尘中属于人的泪眼，和它们

浩浩荡荡的收集者：

哪一种泪水还没有流过

每日每夜，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

每日好诗创作谈

悲伤和爱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创作谈

文|李瑾

《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和我的故事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完成。其时，我正在北戴河一家学院学习，每日晚饭后，沿海边柏油公路绕“半岛”步行两个半小时是固定节目。北戴河的夏日并没有想象的清凉，风来也是湿的，经常会碰到蝉鸣。有几个晚上，我在院子里还捉到了几只蝉，端详一番，然后放生。蝉飞走了，我却不能释然。我是个很快乐的人，一般人端详不出我的抑郁，特别是聚会时，那个端着杯子热热闹闹的人，一定是我。这种表面的愉悦将另外一个我包装起来了。几乎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一个幻灭感很强的人，除非读我的文字。在《地衣》的后记中，这种幻灭感有全面的展示：

某日，和几个老爷们儿聊天，忽然意识到去岁在此拉呱的人又少了一个，这种湮灭感让人难以自制。他们不是伟大或卑鄙的一群而是卑微的，和地衣一样，被生育他们的大地吞噬但又不可能再回来，甚至他们的存在很快消失在亲人的记忆里，仅仅成为一抷可以忽略的黄土堆，直到被岁月抹平。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身边的人，截取我所理解和认识的某个片段，将他们留在地表，借以覆盖我们裸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一句话，我不记录，他们将永远消失，尽管这种努力徒劳，却也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试图。只是，他们离我和我的亲人太近，彼此构成牵连不断的纠葛，我只能隐掉真实的名字——名字又有何用？地衣那么多称呼，谁又能记住，会在乎？记住又如何？——2000字左右将一个人描写尽了，隐藏在两页纸里，也许永不见天日。人啊，都不过是一粒粒尘埃，风一吹，就散了。

原谅我进行了大段摘抄，因为它恰好完美地诠释了我在时间面前那种巨大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不是缺少知音，而是追问生命及自由时内心全部沦陷在空洞和无力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和青年评论家李壮、安歌都在我的文字中读出了时间这一隐形的密码。这是诗人的幸福和不幸，你所展示的快乐或欢愉其实都带有悲伤或悲剧的低调。一日午后，我放弃了每日必须的午休，在海边木制栈道独自散步，轮船在日光之外，不知命的鸟儿掠过了天际，偶尔会看到海风吹起漂亮的裙摆，浪花将夏日拍得很近，又略显遥远。想着《地衣》的整理工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句号，一种释然油然而生，《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就在此时降临，我掏出手机，一气呵成。

事实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首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标本。完成以后，《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在《星星》诗刊以组诗的标题发表，同时又发在了中国诗歌网上。不久，又收入我第二部诗集《人间帖》。再不久，《光明日报》的“光明夜读”栏目连续几天推出我的诗歌，这首诗歌和《致母书》、《怀念自己，便是宽恕万物》等一起获得了巨大的点播量。也就是在这时，《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被中国诗歌网评为每日好诗。接到通知时，我很是惊讶，这首普通的诗歌不但被编辑老师慧眼挑出，甚至还发现了我没有意识到的“独特”。诗人孤城说：“唯其深沉，才悲欣交集。诗歌意象淬取精准，语意涵盖的空间与张力拿捏到位。通过一种较为‘纯正’的表达方式，完成内蕴丰厚的情感与思辨的呈现。”评论家王士强说：“生命的真谛正存在于如此的细节之中，显出生命力的强韧与灿烂，亦有个人内心的欢喜与忧伤，含大悲悯。”青年诗人宫池说：“《我爱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是一首关于岁月和生命的诗歌，诗人李瑾从自然的更迭，从自然生命周期的转向时刻，将目光引向生活中的人、事活动的生命周期，移情于景，情景交融，将时空流转的自然风貌与流逝的时光相互辉映，以自然之物的诞生、生长、消逝，映射出生命的虚空。”当然，除了编辑老师，评论家、诗人雷武铃老师也识破了这首诗的内蕴，他说：“一般来说，诗歌都会讲含蓄。写法上都讲究曲折，暗示，隐喻，都会把情感隐藏起来。就是说深怕太直露了没韵味。所以，直露是某种犯戒。而一个诗人明知这是一种普遍的禁忌，还这么故意犯戒，那就是艺高人胆大了。而这种诗本身也是可以险中取胜的。直白诗它取胜法宝就是它的激情，它的可以冲破边际，可以破除禁忌的高昂、激越、真挚的情感，那种惊人热情。它靠的是这种热情的感染力。”

经过中国诗歌网推介，这首诗先后被十几家电子媒体转载和朗诵，有时参加聚会，还有一些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会完整地说出这首诗的名字，它命运的丰富和流转让我始料未及。今年七月份，青年评论家樊晓哲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给平凡生命送上一缕柔光 ——读散文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居然神奇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她说：“那么，就只剩下颓然和悲伤了吗？不，在《我爱这生生死死的希望和幻灭》中，诗人李瑾写道：‘我爱这种状态：人人互不相识又胜似旧友，他们抬头仰望星辰，低头便落入尘埃，他们不生不死，替时间熨平人事的一些起起伏伏。’看，仍然是爱。无论如何，诗人都对这世界抱持一种不息的爱。”

当时，读完她的评论文章，我又一次意识到，爱或者幻灭感都不是一个人的，都属于芸芸众生，属于我们这些在时间面前挣扎且无力的人。

诗论短文

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文|李瑾

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始，便注入了“否定的激情”和“自我流放”精神，他以一种亲近的眼光欣赏并诅咒着“大城市的风光”，“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言：“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这种基调，贯穿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各种先锋派文艺思潮之中。以至于“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每一种强化，在带来个人认同感的强化、对个人焦虑的分担之外，也同时带来对个人感受的规约；而每一次个人感受性的解放，也都标志着共同体象征的又一次衰落”。诗人，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体验者，“既是现代生活的热心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在矛盾中，以内心之笔描摹着这个眩晕而怪诞的世界。

汉语新诗是以工具性、功利性的面目出现的。在现代性视野中，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而且，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中，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到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外形自由与格律的两张面孔，内含阐释中国的巨大焦虑，它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融入到公共中去，充当了建设“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旗手。吊诡的是，新诗在精神上甫一开始就不是西学的，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的，这一代人如列文森所言，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顾传统，一直没有脱离“在大一统时代，文化事业国家化”的理路。也就是说，现代性新诗具有浓郁的前现代性气质。

纵然有新月派诗人的低吟浅唱，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但这种生活的浪漫主义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掩盖甚至吞噬。以1949年为分水岭，“革命”的任务尽管有所调整，但革命的意识依旧是前后三十年的基调，特别是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群众诗歌运动，都是“革命的主流叙事渗透进诗歌的一种神话性折射”，这种革命的、神话的的诗歌想象，不断催生着“一种革命视阈中的艺术化”的诗法体系的建立。现在，很多人谈起群众诗歌运动大都不置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叙述的世界具有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超越性，“在实际的革命文艺实践中，‘革命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人民性’‘民族形式’‘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是不同阶段对于”古典型神话文本的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和现代诗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形象占据了诗坛的中心，“新诗的诞生本来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这里，个人被集体取代，私人被公共掩埋，革命的洪流中，诗歌作为一种“现代乌托邦经验”，进入了政治化内容和文学革命等同的误区。

总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标准语竖起一个民族的共同镜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国民认同和类的认同，“一方面以政治化的方式，一方面以‘公理’意识形态的方式，成为侵占个人极其日常生活的主导叙事”。这种影响，亦即个人与公共的妥协、对抗和解决，在新时期依旧是诗歌写作或隐或显的底色。革命诗歌之外，一些诗人在逐步寻求诗的自我表达。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他们身怀“身份的焦虑”（“我是谁”）和“影响的焦虑”，对文化冲突和自我认同作出了反拨性回响。无论朦胧诗、先锋诗、口语诗，还是以代际区分诗歌流层，亦或是在多个向度探索的各种派别，“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都在国家与社会、市场与价值、个人与公共交织的复杂场域中，表达对意识形态或远或近的情绪和看法。在诗人眼里，“诗面对的始终是一个难以‘祛魅’的世界”。在他们眼里，诗歌是一种秩序，一种圣经，他们企图通过书写，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诗歌语言中，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自我关涉的书写机制，潜藏它们身后的无疑又是机会主义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新时期的诗歌，对意识形态的关涉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无论是对抗、批评、疏离，甚至自我堕落、自我划界，成为一种去历史的“纯诗”，都表现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精神，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性。也许有人注意到，诗歌越来越走向个体、远离公共，“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无休止的‘抚摸’”。其实，这种无休止的抚摸，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以为是的流放和甘为弱者的拯救。

新诗产生以来，经历了泛“五四”文化危机、后“文革”意识形态危机和当下多元文化冲突危机。在这些危机面前，不是公共性吞噬了个人性，就是个人性远离了公共性，不是神话般的宏大叙事，就是呻吟般的个体意淫，在个人的和公共的矛盾中，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这真是一个问题。（本文系论文《个人的、公共的还是终结的——诗歌的孤岛式书写及其现代性问题》第二部分。）

诗人简介

李瑾，男，山东沂南人，现居北京。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从事散文、诗歌和小说创作，出版诗歌集《人间帖》《孤岛》、散文集《地衣》、评论集《纸别裁》等多部作品。

诗人新著书影

李瑾诗集《人间帖》封面

李瑾《地衣——李村寻人启事》（纪实性散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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