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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出《草堂》诗刊2018年5月头条诗人——雷平阳。

>>>五月更多头条诗人

雷平阳，生于1966年,云南昭通人,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云南师大硕士生导师。著有《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乌蒙山记》《击壤歌》《袈裟与旧纸:雷平阳诗手稿》《送流水》等诗歌集、散文集。曾获鲁迅文学奖、《诗刊》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等奖项。 

一根枯草可以诠释我（组诗）

雷平阳

遇见石头在江面上飞翔

比流水还快。遇见石狮子站在庙宇里面

比众神和众僧更不朽。遇见

多年前一份影像资料中的我

我比我更滑稽。翠湖公园里有一条

铁皮铺就的长廊，走在上面哐啷不息

人体里的铁锤遇见铁皮

铁锤比铁皮更乐于与人共享一场空洞的

自我轰响。在长廊上，我遇见过一个

跺脚前行的哑巴，他像青蛙那样离开了

我还被关在声音的铁瓮里

当我伸出头来，看见流亡到此的海鸥

白光一样闪过，我才相信，绝处逢生的

遇见，乃是受雇于共同的命运

而彼此又一无所知

 一匹幼马想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

在过去的杀伐之野，用节奏飞快而又沉重的四蹄

反复叩问。那些沙砾与枯草之间

很快就冒出了一具具骷髅

而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一架向着敦煌航行的飞机正发出一阵阵轰鸣

癸已年暮春，我去赣州访王阳明

通天岩的繁花已经凋谢完毕

山水改由草木宰割。一座寺庙

隐身在人口稠密的闹市，他燃灯的道场

现在充作了屠宰场

有人在庙门口的石狮子头上磨刀

反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多么坚硬的狮子头

嘴唇之上已经被削走，苍白的平面上

象征与隐喻一扫而光，唯有刀与石

舍命抵擦的嚯嚯之声传出，令我的脑袋

一阵阵晕眩。而庙门口的另一个狮子头

当时无人征用，同样被削走半截的横面上

落着几张竹叶和几只枯叶蝶

景象重现的必是王阳明捕杀山中贼时的血腥

赣江和贡江的水变成了红色

我不禁暗中嘀咕：这两个狮子头上

不知有多少个屠夫磨快过屠刀

而身后的菩萨一直睁着眼睛

雨声像不像文字在白纸上

爆炸，像不像？它们在夜色里噼噼啪啪

没在虚空里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一滴水

也没有留给闪电。同样，当我

往白纸上书写塞满了火药的文字

必然会有身负殊命的某些字词

随身携带了火柴，像无辜人群里的人肉炸弹

侍机引爆自己。看着所有文字纷纷

自我毁灭，我始知有的文字我并不认识

它们的本质。再次屏息听雨

仿佛我什么也没有写过

它们也无意破窗而入，浇灭我

已经点燃的满身引信

峭壁上的菊花可以作为

我的名字。还有这座活火山上的积雪

可以移至我的脑袋中，然后往外升起

别人反对碧流与烟霞，反对

与它们相关的寓意，但我还爱着它们

并爱着同样凌空的松竹

爱着破空的坠石

有乌鸦在用尖喙替人们凿筑天梯

有想象里的凤凰，张开巨翅，接引着

已经幻灭的采药人和炼丹者

我视之为奇观，却不再模仿，不再赞美

也绝不诋毁。这身临深渊的生活

有着流放者别开生面的

苍茫而又清迈的狂喜

它意味着我不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人

它意味着我是被遗忘的隐居者

有了自己的国度，并在遗忘的生涯中

找到了自己。是的，我还热衷于咏物托志

还热衷于聆听谷底传来的鸟啼

哦，我该感谢谁呢，是谁让我

像热爱天堂一样地爱上僻远的荒野

哦，我该向谁致敬呢，是谁启发我

无心功过，让我仍然在向古老的山水诗求救

求一叠白纸，一支毛笔，山水之间

酒醉之后，尽情享受书写的自由

审判庭一样的暮晚

苍鹭从天空收回了翅膀

大金塔的旁边，一群支那半岛的信徒

在竹林中，收起了晒干的袈裟

其它无主的万物，没有被收走

它们围绕在月亮和灯盏的四周

我在山谷中赶路

不知从那儿传来的钟声

辽阔而又刺骨，把我的影子

一会儿送到身前

一会儿又拦在身后

人们常说：“万物嗷嗷待哺。”

我不相信，我只知道

是万物缓解了我的饥饿，让我新生

在金沙江上航行时，两岸的山峰

用荒凉与陡峭养育我

住在溶洞中躲避瘟疫时，黑暗的滴水声

把时间交到了我的心中

我在稻田里清数绿色的青蛙，也在夕照下

借飞鸟的眼睛，得出了出山的数目

万物都明白，我就是一个人

一根枯草，就能将我诠释

一份爱，就可以把我引渡给虚空

那些在我眼皮底下断气的人

他们曾经比我更加感激清泉、粮食

和书本，装进棺椁的手心里

还紧紧地握着白银制成的金刚杵

而我只比他们有更长的寿命

活在万物中间，知道感恩

却无力代替遍地的秋风发出阵阵怒吼

闪电知道，我对自己是失敬的

有罪的。它跟踪我令我在审判与惩罚中

度过了半生。深夜，我总听见

身体里有断裂声，那是闪电

在骨头里演习

每当雨季来临，把衣服挂到屋顶的

铁丝上，闪电把衣服当成了我

一再的让衣服倍受劈击

继而，燃烧，化成银箔似的灰烬

我逼着自己在诗人的身份之外

承担了记者、警察、法官等等一堆人的

使命，挑战天空、寺庙和雪山

一次次以失败者的下场

填充自己的虚无。闪电把我推进瞭望塔

把我留在火车站，还把诗集

抛到了一座遥远的孤岛

我想，一百年后，我的墓碑立在山谷中

它一定会点燃四周的野草

到泥土中去找我

一再地设想：方园几公里之内

只有自己一个人

但电锯的声音和汽油的味道

仍在执拗地传来。肯定有人违背我的

意志，在暗中考验我独处的能力

荒凉已经是常态，众多的塑料人走在街头

表象上的鲜活，证明不了这个街区

还有生机。我焚书煮茶

将多年搜罗的毛笔和宣纸搬到了

屋顶上，只等落雪之夜将它们付之一炬

多少绝唱一直没有断绝，五十年来

我目睹琴弦断于刀锋、烈火把诗稿烧成骨灰

教堂改造成疯人院，头顶的乌云上人头攒动

逃生的人，一生热爱月亮……

我的世界观一再被肢解

抛进不同的河流，如一条拆散的船

醉倒于盛宴我仍然是饿鬼，置身火炉我还是寒冰

灵肉分裂之悲，在于悲痛也是分裂的

我该向谁说出心死的秘密？身边伪装的信徒

高僧、活佛，几乎都出自电影剧组

他们热衷于告密与掩埋

热衷于补刀和鞭尸，身上的袈裟

鼓动着风暴。有人以邮差的身份

按响门铃，递给我一张装饰了菊花的葬礼邀请函

他们命令我在我的葬礼上朗诵诗歌

还要求我，务必向送葬的人弯腰鞠躬

但是，投身焚尸炉之前，不准我喊叫

不准我独白，不准我言及内心的孤单

目送这个人远去后，我把门关上

斜靠着鞋柜，忍不住泪如泉涌

终于发现我才是自己最心疼的那个人

意识到了自己的孤单，我从公园里

转身，回到了小吉坡的书房

茶在出门前已经泡好，水温微微高于体温

散发着浓郁的蜜香。对现在的领受的生活

尤其它的日常，我并无什么怨怼

各种透支、孤立和囚禁，戴着虚拟的镣铐

站在私设的公堂，我都能平静地应对

内心有慈善，有光与爱

肉身的酷刑不会令我恐惧

插入心脏的刀刃，我也能慢慢的

将其软化。道德感建立在命运之下

而且驯化了脑袋里的兽类

我拒绝用黄金给穷人修筑房屋

却不给他们黄金；拒绝盗用神明的身份

在纸上书写伪善的诗句。苍山顶上的积雪

高远、洁白，我不会站在大理国的

废墟上，梦想家一样地演讲

“看啊，圣洁的白雪，来自天空的经卷……”

然后鼓动一群天真的斗士，踏上了

有去无回的登天路，自己则坐在火炉边上反复斟酌

为自己提前塑立的纪念碑铭文

生活赐予我蜜糖

也在街头扩散着迷乱与邪劲，我知道一本书里

遍布爱字的页面，往往也会有恨字

耶酥的晚宴上也少不了犹大的身影

但我不做狂妄的解读，默认一切存在

就像默认我被讥为野孤禅的角色

有什么不能站在失败者的角度

和风细雨地面对呢？《道德经》属于老子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

用他们的灵魂换取酒钱，甚至把他们

想象成自己？不，圣训只能出自圣人之口

发布战争的命令，权力属于国王

我决不分僭越本份， 我只关心一个诗人

他写下的文字，有多少会为他顽强地活着

有多少可以让读者活得更安生

是的，孤单，在书架下面喝着茶水

我仍然觉得自己沉沦在了千夫所指的小广场

只能从众多伟大灵魂那儿

获取纸面上的安慰。是的

我的文字中的敌人太多了，我的照妖镜

是玻璃做的，一击即碎。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我已经又一次铺开了稿笺

只要没有人拆走书桌，在伏案写作中

我就会知足，就会安静下来

就会与笔下的主人公结伴

一起担负一个谦卑写作者的命运

并对狼烟滚滚的世界心怀感激

你纷纷睡去。是的，纷纷

不是你睡着了，也不是你孤单地入睡

像一个石榴，像俄罗斯套娃

石榴有多少颗甘甜的籽粒，套娃中

还藏了多少个人，你就有多少个干净

而又独立的灵魂。它们纷纷

因为疲倦而沉沉睡去，就包括你

整体的那一个，被世人所看见的那一个天使

也睡了。方舟、冰川、火焰、鸟群

巫术、钟表、美学，凡是你兴之所至

你就是它们可爱的主人，而它们也欣然

在你众多的灵魂中分别作为配角

像不同的星宿组成星空一样组合成你

这曾让我的惊叹缺少主题

也让我感到你的不可知，你无处不在

却又无法确认你什么时候是俄尔甫斯

什么时候是文殊菩萨，什么时候是哭泣的本体

现在，你纷纷睡去，我找不到

任何一个你，正好让我在这雨夜

逐一的辩识你的化身，请它们暂时

离开一会儿，让你，血肉丰饶的那个你

静静地安睡，不接受任何赞美

想去天空的人

文 | 雷平阳

近期，一直读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作品。他用现实生活去激活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并使其笔底的现实具有了神性或宗教力量的超凡之功，令我惊讶，深受启发。《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中哥哥的“复活”，《三孔桥》里砌入桥墩的活人，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他所信奉的精神出处。因此而确立的时间与精神的纵向之轴，想象力与思想力的扩张空间，乃至在省察现实世界时持有的冰山式的冷静态度，使其作品在呈现民族寓言与家国命运的过程中具有了动人心魄的史诗性品质。

我也曾尝试性地做过类似的工作。十多年前读到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和迁徙史诗《铜鼓王》，孔雀之胃从天上带来棉花籽、母铜鼓源源不断地生下沙粒一样的小铜鼓、人类背着鼓到处迁徙等等细节，以及佤族史诗和哈尼族史诗所提供的诸多奇思妙想，就让我深感自己的诗歌写作存在着与它们实现对接的可能性。为什么还要犹豫呢？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西方正典的血管是伸入到《圣经》里面的，它们的血液就源于那里。直到有一次去西双版纳，我意外地在基诺山中听到了一位年老的寨父演唱创世古歌《巴什情歌》，我才决定在持有“现代性”的前提下，写一部呈现人、鬼、神共生于基诺山上的现实之书。这就是我后来出版的诗集《基诺山》。在《巴什情歌》中，人界、鬼界和神界是相互敞开的，人与鬼、人与神、鬼与神，他们可以转换身份，亦可固守自己的世界而隔着世界相爱。我知道这是现代文明来临之前建立在秩序缺席基础上的人类童年期的幻觉，但它庄严的神性和万物有灵的法则足以挑战现代文明，也是足以激发起我在人、鬼、神三界之内漫游的激情，并从遥远的空间内对现世发出诠释之声。当然，我没有将写作的现场缩回古老的三界内，我的精神世界里必须存在当下乃至超前的一切生活具象，高速公路、电话、汽车、幽灵一样出没的汉人、英语、毒品、偷渡客……作品集出版后，不乏有人视我为掉队的旧式游吟诗人，但更多的人发现我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精神根系。

在卡达莱的《谁带回了杜伦迪娜》中，“复活”足以颠覆一个基督教王国，因为它可以对应耶稣的复活。而当《巴什情歌》中的一位女神出现在今天的基诺山上，并且她没有选择沉默。有多少人乐意接受她的命令与审判？她的命令与审判，她带来的爱，在今天是否具有合法性？一大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但它们不是我渴望解决的，也无心去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是如何将饱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的现代汉诗的血管，一意孤行地伸入到产生《诗经》的旷野之中去。

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历经了一百年，新的一百年已然开启，浩浩荡荡的诗歌大军也已然出发。都是一些想去天空的人。我无别想，既然语言是诗人的故乡，我只希望，包括我，能写出更多也更具品质，同时也不缺现代性的、从我们脚下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现代汉语诗歌。

野性与蛮力

文 | 程继龙

雷平阳的诗山高水阔，气象萧森，放在一摞流行诗歌中，是非常出众的。最近费却半月时间，集中读了他的《云南记》《基诺山》及一组新作，一时进去出不来，怒江、无量山、哀牢山、荒村、野店、杀狗者、菩萨、司杰卓密，心神完全被摇荡，眼前景纷沓，心头词乱飞，找什么词来概括雷氏之诗呢？慌忙中，拿来“野性与蛮力”，姑且一说。

晚明王季重说：“盖廊庙必庄严，田野多散逸，与廊庙近者，文也；与田野近者，诗也。”大诗人必有野的一面，不野不足以为诗。野，才能陡然隆起，块垒嶙峋，充满奇情壮采。不野，随世俯仰，不偏不斜，只能做室内花草，馆中病梅。野性，首先是生命体验的奇崛与壮阔。百年新诗，走了很多弯路，也有很多明了真确的收获。八十年代人诗人、学者喜欢说“生命意识”“生命体验”，这的确是促动新诗发生、演化、壮大的一个原力、一大法器。诗歌，可以和文化、历史、政治、科学等等结合起来，走他们的路线，但必须首先植根于生命。生命是大江大河浩浩汤汤的流波，是朝阳野火赫赫焱焱的光辉，它漫无目地生发着、耗散着，无目的中又冥冥地有着合目的性。真诗人，都会解开加诸自己身上的桎梏，收视返听，雕空镂虚，认识生命的本相，记录生命的华彩，在一切思维言行中注入生命观察的眼光。这是一个悖论，在这一过程（诗与思的过程）中，生命既成了主体，又成了对象。这自发的源与流本身就是奔突与创造，不乏尖新生奇，充满了大苦大悲，甚至经常是混沌而莫可名状的。和新诗史上那些大诗人一样，雷平阳也凿开了这生命之流，舔刀尖上的血，尝“针尖上的蜂蜜”。对生命的省察和展示，在他那里崔巍而辽远了起来。“仿佛，我真的，有了一次机会，在佛塔里/走丢了，却又活着，从其尖顶爬了出来”（《德钦县的天空下》），这是大孤独中体会到的生命的迷失与涅槃。“我被书卷压着，真的挺不住了/白茫茫的心，怎么也找不到桃花源”（《冬至》），这是直面本心的空洞与惶惑，再也找不到救赎。“坐在炸药堆里，我想抽支烟/该走的都走了，不该灭绝的那些/正在灭绝。”（《独处》）这仿佛是穿越了的陈子昂在炸药堆里（幽州台上）发出的海子般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由黄钟大吕构成的挽歌，悼人，也自悼。再如这组诗中的《独白》，可以说是自我生命冲撞、对话、融合的真实记录。“自我”是生命之流焰的漩涡和形式。“你纷纷睡去。是的，纷纷”，“你”指向“自我”，大概是在睡前的独白、自我安慰中突然目击了自我的分裂，“纷纷睡去”，主体众多，有时间长度，而且行为多而杂。“像一个石榴，像俄罗斯套娃”，众多晶莹多汁的籽粒、重复有又不相同的人偶组件，代表了众多的“干净而又独立的灵魂”。“我”变成了自我、本我、超我、真我、非我等等，与物交接，“方舟、冰川、火焰、鸟群/巫术、钟表、美学”，只要兴之所至，都各自认领其主人或配角，形成夜空里星座般的存在。“我”的角色又化成“文殊菩萨”“哭泣的本体”，这样的体验奔涌而劳苦，最后，那个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血肉丰饶的那个你”，只想“静静地睡去，不接受任何赞美”。这是专注于生命体验的诗歌，而在这种特殊的体验中，雷平阳遇到、品尝到了生命的冲突、酷烈、疲倦，以及大悲哀与大精彩。这是野性的诗，也是最纯粹与最基础的诗。

野性，也源于对自然、山水的无悔拥抱。雷平阳和李贺、屈原一样是深深迷恋“山鬼”的，这是禀性，也是宿命。故乡云南的那片山水，就是雷平阳的世界、根系，不可能像移植花木那样“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是我们对他很明显的感受。“山水比德”，敏锐的雷平阳发现了这句古话，也将其当做自我命名的信言。他在微信、讲座中经常呼吁保护某一条江河，不要无情开发某一片山野。他说在有生之年要用“肉身做的文字”，将“绕不开的山水、密林、寺庙、虫鸣……”搬到纸上去，建造一片“纸上的旷野”（《〈云南记〉自序》）。他说，“访问或讨伐自己，得有一个贴心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基诺族人世代居住的”“雨中的基诺山”，“人、神、鬼共存的基诺”（《〈基诺山〉序》）。在将世间的“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的更高一个写作阶段，雷平阳仍然跋涉在他真实的、想象的山水草木中，他就是他世界中的“野物”。雷平阳深刻地意识到，而且展示出了自己和山水草木的血肉般的依存关系。“万物缓解了我的饥饿，让我新生/在金沙江上航行时，两岸的山峰/用荒凉与陡峭养育我”，这些蛮荒的比人更永恒的东西像粮食一样“养育我”，“我”的精神、灵魂，甚至肉体。及至领悟了“一根枯草”的存在和意义，“一根枯草可以诠释我”，它生的郁勃，死的荒凉，和不管生前死后所面临的茫茫虚空的处境，和“我”一样。“我”有感恩，也有无奈，“无力代替遍地的秋风发出阵阵怒吼”。不仅形同山水草木，而且信仰天地万物，用“山水诗”的方式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我”过上了“身临深渊的生活”（《山水诗》），“我”变成了另类，“流放者”“隐者”“无用之人”，但仍然固执地将峭壁上的菊花作为自己的名字，将活火山上的积雪移植到自己的脑袋中，爱着“凌空的松竹”和“破空的坠石”。然而面对“乌鸦凿筑天梯”“凤凰接引已经幻灭的采药人和炼丹人”——“不再模仿，不再赞美”，“想热爱天堂一样地热爱着僻远的荒野”，却只限于静观和书写，没有变成陶渊明、谢灵运一类古典的山水田园诗人。对山水、自然的热爱、依恋是一样的，却心绪更复杂，行为更怪诞。比陶谢王孟多了恐惧和悲哀。因为这片山水的边界线正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轰鸣声中迅速的退缩，它终将消失，这于诗人而言，几乎就是大限的来临。古人是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所以诗末“无心功过”“求一叠白纸，一支毛笔，山水之间/酒醉之后，尽情享受书写的自由”，只能象征性地享受这种书写“山水诗”的自由，这是无奈中的自我安慰。这样，借助山水诗的姿态，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处理，也是龃龉的。这里面隐含着灵魂的大悲痛。

野性，还体现在一种强烈的“边地文化精神”。“地方性”“地域文化精神”，这是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特征。雷平阳说，云南的红土地、深山密林里生存着二十八个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山水草木为家园，和花鸟鱼虫建立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关系，信仰死后有灵，万物有灵。这些人害羞，不喜欢被观看，不习惯暴露在镜头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仪典，永远在祈祷、献祭。这和高度统一的、以实用著称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也和透明、理性化的现代文明相反。我们经常感到，诗人雷平阳身上有祭司、遗民的影子，一种独有的边地文化造就的复杂身份。他说，“在‘诗歌中的现实’里，我则是哪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这种自我想象和表述让人想起沈从文早期小说中那些与神巫恋爱的苗族、土家族青年。雷平阳相当一部分诗作，展示了边地人生活的语调、心理和信仰，给人神秘、苍凉的感受。《边疆》：“江河是上帝的目光/山造的塔，自然而然，站在两边/烟幕，有时垂下，有时拉开/……/我们都想生活在地上/神的庇护，给了我们足够的身体的饥荒”，这是对边地乡民基本生活状况的刻画。但雷平阳的写作更多的是对边地文化正在丧失这一历史处境的悲悼、回视和反思，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末日》：“在广州，有人问我/什么是末日？我没有多想/脱口而出：佤山的巫师，基诺山的/白蜡泡，雪山上的天葬师……/当他们用汉语布道时，世界已死”，这是站在边地民族立场上，在高度现代化的广州做出的末日预言，预言一种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是由热带雨林、佤山的巫师、高空的鹰等构成的。这一过程在《我才是自己最心疼的那个人》一类诗中有更深切的书写，世界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但电锯的声音和汽油的味道/仍在执拗地传来”，于是，“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焚书煮茶”，“目睹琴弦断于刀锋，烈火把诗稿烧成骨灰/教堂改造成疯人院”，“荒凉已成常态”，“多少绝唱一直没有断绝”，多少年来“他们热衷于高密和掩埋”，以至于“醉倒于盛宴我仍然是饿鬼，置身火炉我还是寒冰”，灵肉分裂，在最后的葬礼上仍然只能唱颂歌。这真是笔折琴断，津梁摧坼，“昆山玉碎凤凰老”，一种文化走向终结时的大哀之境，读来真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之感。

雷平阳给我们的，是野性十足的“力之美”！山间静静潜行之后跃起的纹豹，目光深沉、缓缓走向云烟的大象，宁静中潜藏的力，火山般瞬间爆发的力，或者谷底的澜沧江将山顶的石子一一吸下去的力，等等。鲁迅评诗，喜欢偏于力的诗，“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去除政治因素，这样的说法适用于雷平阳。雷平阳有一种茫漠的“阴刚之力”，他仍然是清新刚健的，一洗流行诗风的颓靡浮华。当下，我们有太多的诗人忘掉了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忘掉了时代历史，只钻进自我的象牙塔里絮絮叨叨地书写着一己的小情绪、小想法、小格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雷平阳有壮阔之美，他不是“无我”，而是“有我”，这个“我”从天地中崩出，充满蛮荒之力，犹似出世的孙悟空，携风雷之势直搅出个天翻地也覆。“礼失求诸野”，由野，产生了力，力之美。

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评论家指责雷平阳是怀旧性的、后视性的“乡村诗人”，缺乏前瞻性。现在看来，此类批评敏感而片面。一方面，在一种文明走向黄昏，被后起的文明摧毁、替代之际，对千百年来生于斯没于斯的文明的依恋、悲悼和回顾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吗？孔子、屈原、杜甫、鲁迅，乃至但丁、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在更大的意义上，都是绝望的悲悼主义者。似乎文明史上，更有意义的行为大多是对前一文明的怀恋和反顾。诸多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比如《论语》《红楼梦》《神曲》，都是这一文化行为的产物。而且，后起的文明，因为其势不可挡后来居上，就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吗？沈从文、海子、昌耀当时也遭遇过同样的指责和拷问，他们的处境几乎是相同的。另一方面，从诗艺的实际情况来看，雷平阳也并非一味怀旧、沉于古老的想象，他不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从《云南记》到《基诺山》，再到当下的写作，他有浓烈的“现代性”质素，甚至可以说是当下汉语诗坛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现代主义者”。《杀狗的过程》《场景》《访隐者不遇》《白衣寨》《狮子头》调用而且内化了叙事、反讽、戏仿、身体性等当代诗歌观念和方法，他不像很多诗人偏于一途，他写得更综合，浑厚广大，生气弥漫。他不仅站在山林里写边地传奇，而且站在城市的褶皱里里写日常生活、当代场景，二者相互驳诘，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甚至可以说他是站在文明的边界上，发出更悠远、冷静、深刻的声音的。他给了我们一种反思现代文明的视角。雷平阳不仅有“反现代的现代性”，而且有“超越现代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