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诗歌网近期对《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潮》《绿风》《中国诗歌》《草堂》《汉诗》《读诗》《诗歌风赏》等国内重要诗歌刊物的主编进行了系列采访。他们分享了各自的诗学观念、对当代诗坛的看法，畅谈了他们的办刊宗旨、新年工作计划等。本期推出对《中国诗歌》杂志执行主编谢克强的采访。提问者花语，诗人。

主编访谈系列回顾：

1《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

2《诗歌月刊》主编李云

3《草堂》执行主编熊焱

4《诗潮》主编刘川

5《绿风》执行主编彭惊宇

花语：作为国内重要的诗歌刊物，您所编的《中国诗歌》内容丰富，栏目新颖，排版大气，就连名字都很霸道，能否请您谈谈这本杂志创刊的始末，及创刊宗旨？

谢克强：我是2007年11月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后从驻会副主席位置上退休的。1982年我脱下穿了十五年的军装，转业后到湖北省文联主办的《长江》文学丛刊做小说编辑，后来到《长江文艺》仍是作小说编辑，但初心不改，依然读诗、写诗。退休后，青年诗人阎志找到我，提出由他出资办一份诗歌刊物，我知道这是个给人作嫁衣的事，但我还是欣然应充，因为这是湖北几代诗人想办没有办成的事。最初我们想找个刊号，多方寻求不果，最后找到《诗歌月刊》主编，以《诗歌月刊》下半月刊来办，办了一年半，出刊18期，因异地发行受阻，才重新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中国诗歌》。起初我们几个人曾想过好几个刊名，诸如《诗中国》《诗世界》等，讨论和比较之后觉得中国是个诗的国度，就叫《中国诗歌》，简单，明白，大气。创办之初只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也为新诗研究者提供一点基本的材料，这样在栏目的设置上就费了一点心思，诸如设置的《新诗经典》，从胡适介绍起，一个个地介绍，选取他们的代表作，配一篇赏析文章，这样就能让读者大致知道这位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同时还创办一个当年诗界最高奖金十万元的“闻一多诗歌奖”。这就有了《头条诗人》的设置，为“闻一多诗歌奖”提供备选篇目，只发一个诗人约800行诗作和千字左右的随笔或创作谈，占十二个页码，这在当时的诗歌刊物是少见的。我作编辑的主张就是“重点推。推重点。”这也是我们的办刊宗旨，即推新人、推新作。概括起来就是从最初是办一本刊物、设一个诗歌奖、编一套诗人自选集；后来又向《星星》学习，办一个新发现诗歌夏令营；从2015年开始，又增加了一个武汉诗歌节。

花语：在长期的读诗、选稿过程中，哪些诗作给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您被好作品“击中”的次数多吗？能否说说，被好诗击中的感觉是什么？

谢克强：编辑，其实就是个专业读者。我作编辑的理念就是“推重点，重点推”。《中国诗歌》有一个“头条诗人”栏目，是“闻一多诗歌奖”的备选栏目。诗人高凯给我寄来组诗《陇东：遍地乡愁》，其中《拴牢》：“走时我用一根小河拴住了村子/走时我用一根山路拴住了村子/走时我用一根炊烟拴住了村子/走了很久以后/在离村子三千里的地方/我这个奶名就叫拴牢的天涯人/用一根揪不断的肠子/拴住了村子”。这是他寄来二十多首诗中的一首，我挑选了十来首，要他再寄。二个月后，他又寄来三十多首，其中有首《锁子与钥匙》：“钥匙去了东，锁子不知/钥匙去了南，锁子不知/钥匙去了西，锁子不知/钥匙去了北，锁子不知/钥匙去没去东南西北什么地方锁子也不知/钥匙何时回来甚至回不回来锁子更不知/反正钥匙的任何事情锁子都一概不知/锁子只知道身后的屋子是钥匙的/锁子只知道心里的密码是钥匙的/锁子只知道一把锁子只能跟一把钥匙/锁子只知道怎样独自锁住/锁子只知道怎样独自等待/谁 知道一把锁子是怎样等待一把钥匙吗/除非被什么人撬开或砸开/锁子始终都忠心不二，即使/把锁心牢牢锈住/永远锁死”。我就是被这两首小诗“击中”，给他编发了一个“头条诗人”。后来，这组诗获十万元“闻一多诗歌奖”。

说实话，作为专业读者，我的眼光比较挑剔，能“击中”我的诗确实不多，但在阅读中也时有被“击中”的时候。譬如诗人叶文福的《火柴》：“可怜一家子——／百十口，挤在一间没有窗门的斗窒／个个都渺小，渺小得全家一个名字／但是，个个都正直——／站着是擎天柱的缩影／躺下，是一行待燃的诗／／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头脑／每人，一生／只发言一次／／光的发言，火的发言／燃烧的生命／高举鲜艳的旗帜／／明知言罢即死，却前仆后继／谁都懂得，一次发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圣的天职／／呵，火柴／伟大的家族，英雄的一家子／莫说渺小，个个都是战士”。诗人之所以能把一件具体的物体提高到真正富有意味的高度，就在于他能从自己生命体验或内在精神出发，去透视具像所蕴含的意义，也就是说用生命意识去观照题材，提炼意象使之升华出诗的意蕴美。

被好诗击中的感觉，那真是眼睛一亮，就像在茫茫戈壁发现一片绿洲；再就是沉静下来，反复品赏，探寻这首诗为什么让我眼睛一亮，然后就是反思自己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诗。譬如我读李瑛的《我的另一个祖国》：“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犹如史前部落的遣址／遥远却又很近／生活中直线的心电图和低血素／把跃动的生命全埋葬了／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低矮的茅棚倚着坍塌的土墙／一户户相拥相挤的人家／家家传递的都是愁苦／日子沉重得像石头／贫穷和哑默深不可测／没有什么比这更死寂／／如果不是从墙边冒出呛人的柴烟／如果不是有狗在门前走过／如果不是墙角开着一株瘦弱的葵花／谁也不相信审一座村庄／千年割不断和穷困相连的脐带／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惶／／走进一间黑洞洞的茅屋／一个老人独对一堆火的余烬／苦涩中，两只混浊的眼睛／用逼人的力量拷问我／你是谁？我的心被刺穿／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酷／／我俯身握着他干树皮般的手／泪，扑簌簌滴在死灰上／我的心燃烧起来／我的理智却结成了冰／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跨出门，忽听一片孩子的读书声／嫩绿得滴水的童声／比阳光更明亮／从哪能个缝隙传来／穿透这里全部的／死寂、凄惶、严酷和痛苦／把四周的山都震动了／／我窒息的肺和猝死的心脏／脏病突然醒来，看见／他们生命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乌蒙山／明天他们踮起脚／就会看见山外辽阔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呵”。读了后我就反思，这种乡村生存状况，不要说在乌蒙山，在我们黄冈的大别山区，我也多次亲眼见过，可我为什么视而不见呢？所以，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决定了诗人诗的质量。

花语：中国新诗走过百年，现如今各种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微信、论坛、博客、纸媒都能见到喜闻乐见的诗歌，您是否认同中国诗歌已经走入空前繁荣这一说法？

谢克强：如今确实是各种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但微信、论坛、博客、纸媒都有能见到喜闻乐见的诗歌，恐怕不是那么回事。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状况，客观的说应该是百年新诗以来最为丰富、多元、充满活力的时期，但当今诗歌创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网络和自媒体，无疑使复制这种手段令同质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我不太认同中国诗歌已经走向空前繁荣这一说法。诗被称之为一切文学艺术王冠上的明珠，也是一种以少胜多的艺术，所以中国诗歌的空前繁荣还有很低长的一段路要走。　

花语：虽然说优秀的诗歌没有统一标准，但您认为，什么样的诗能称得上是一首好诗？在选诗时，最重要标准的是什么？

谢克强：诗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但还是有个基本的评判标准。诗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诗，众说纷纭。我以为，诗就是情感的瀑布从思想的悬崖上跌下，撞击生活的基石溅起绚丽的浪花，那浪花就是诗。这里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即情感的瀑布、思想的悬崖、生活的基石。假如将一首诗要传达的生活内容、个人情感、感悟认知等信息比作“所指”，而诗人所选择的文字及句式所实际传达出来，或者读者所所接受到的信息比作“能指”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诗的文字之义与言外之意，即“所指”与“能指”相吻合，我以为就是一首好诗了。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诗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诗的语言应该也必须充盈诗意。譬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比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要好，前者不仅诗的语言充盈诗意，还能给人一点感悟认知。后者显然思想大于艺术。

我选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一首诗里的“所指”与“能指”是否相吻合。如果诗的“所指”与“能指”显然不符，那就是辞不达意；反之，如果“所指”大于“能指”，即文字之义明显大于言外之意，那诗显然是思想大于艺术。所以只有“能指”远远大于“所指”，即言外之意远远大于文字之义，那才是好诗。

花语：您怎样看待诗歌刊物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所起的作用？

谢克强：诗歌刊物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诗歌刊物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导向作用和经典化作用所决定的。这个作用发挥得如何，与诗歌刊物编者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力分不开。

花语：您最早写诗始于何年？有没有哪一首诗或某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对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以至改变您的人生轨迹！？

谢克强：我信笔涂鸦应该是1965年18岁时开始练笔的，那时我已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七岁发蒙读书时，语文老师是位国文根底较深的老先生。初入学时他除了按照语文课本教我们之外，还在课外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教我们背诵唐诗。这使我对诗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以至儿时放牧归来，坐在牛背上也要咿咿呀呀地吟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后来上中学了，常和几个少小男儿结伴夜游“东坡赤壁”，临风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就这样吟咏唐诗宋词，是我少年时最乐意干的一件事。1963年早春，我读初中三年级，时任班长，当时全国正掀起学习雷锋活动，刚巧《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诗人贺敬之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我读过之后，除了激动还是激动，便组织班里同学朗诵这首长诗。在这之前，我只知唐诗宋词，我有些惊奇，诗还可以这样写吗？随后我又读到闻捷的《我思念北京》，徐荣街的《接班人之歌》等等，我便依葫芦画瓢涂鸦起来。应该说《雷锋之歌》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只是诗的艺术魅力，更是诗所蕴含的新的时代精神，那就是：“人应该怎能样生？/路应该怎能样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呵？/什么是青春的生命？/什么是有始有终的英雄的晚年呵？/什么是无愧无悔的新人的一生？”可以这么说，这首抒情长诗，对我这个乡村少年世界观的形成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都有着某种潜在的影响，甚至是深刻的影响。以至我小小年纪就暗暗有一个愿望，也要当一个诗人，为时代歌唱。

花语：是一贯坚持统一完整的诗写风格，还是在不断的人生历练中，求新求变？在您的诗歌创作中，是更注重诗学技巧的运用，还是更注重直观感受？

谢克强：从我最初的诗到现在的诗，肯定是在人生不断的人生历练中，求新求变。由于我少年时就喜欢唐诗宋词，特别是宋词，直到现在，宋词仍是我的床头书。所以我的诗受传统的东西多一些。我接触外国诗很晚，直到1979年我到《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我才读到普希金的诗。

在诗歌写作中，当然要注意诗学技巧，但我更注重的是直观感受。我曾经说过，什么是诗，诗就是新鲜的感觉。记得2011年6月我去西藏采风，坐在行驶在青藏铁路的火车上，我写了一首《青藏铁路》：“是谁铸造了这把钥匙呢／是谁铸造了这把锃亮的钥匙呢／穿云破雾，直插云天／／它轻轻地旋转了一下／西藏的门就开了”。可以说，就是有了直观感受，才使我找到了钥匙和门这两个意象。

这也是一首描写铁路建设的诗，与我早年描写建设铁路的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花语：惯性写作，定向思维使我常常将用过的词语和意象反复使用，从而使诗歌陷入同质化，它们是我们诗歌写作中的敌人，请问，什么是您诗歌写作中的敌人！？

谢克强：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这应该是我们诗歌写作中的敌人，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在写作中，总是力图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即自己独到的体验和认知。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光明日报》约我写一首歌颂祖国的诗。这个题材同质化的东西太多，我也写过这类诗，再写也没有意思。过了好久我没有动笔，有一天我无意读岳飞的《满江红》，突然来了灵感，便有了“含在口里/你是我儿时放牧的那一片叶笛/和吟诵的唐诗宋词”。接着便有了“贴在胸口/你是我远离故土相思的红豆/和饿了充饥的红薯”“捧在手中/你是我家祖传的那只青瓷大碗/和我手中描画未来的画笔”“扛在肩头/你是我父亲走向荒漠拓荒的犁铧/和我屹立哨卡的枪剌”“依在怀里／你是我母亲饱满多汁的***／和妻子温情的手臂”。这是我的这首题为《祖国》中的第二段。就我短浅的目光所及，还没有那一个人如此写祖国的。这首诗发表在1999年9月30日《光明日报》上，后来收入好几本歌颂祖国的选本中，还获过上海作家协会和西安有关方面举办的征文奖。

花语：您曾经当过兵，这段从军历史，是否变成了故事在您的诗中有所呈现？

谢克强：这是肯定的，这叫存在决定意识。譬如我部1970年进驻陕西紫阳，参加修建襄渝铁路。那时的紫阳是全国三个不通公路的县，不要说我们吃喝的东西要人肩驮背扛，开山筑路的机器也要肩驮背扛。当时我在师报道组工作，一次我去某团采访，看到战友们抬着机械进山的情景，我就写了一首诗《快快抬呀》：“快快抬呀，咳嗬！／快快抬呀，咳嗬！／肩靠肩呀背靠背，／大步朝前迈。／／脚下没有路呀，／我们踩出来；／连长挥旗忙指挥，／号子震山崖。／桥墩要水泥呀，／排架等木材，／压风机呵发电机，／要进山里来。／／抢修战备路呀，／岂能坐等外？／要和帝修反抢时间，／速度再加快！／／老一辈的肩呀，／杠走风和雨；／如今我们后一代，／杠起新世界。／／快快抬呀，咳嗬！／快快抬呀，咳嗬！／建设祖国打先锋，／大步朝前迈。”这首诗发表在刚复刊不久《解放军文艺》上。

还有一次，和我一起入伍的一个黄冈老乡丰如洲在一次隧道塌方中，为抢救一道施工的战友不幸壮烈牺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追记一等功。我被烈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多次深入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和施工现场采访，除写了一篇长篇人物通讯在军内外几家报纸发表外，我还据此写了一首题为《安全员之死》的诗。诗云：“那一刻/你惊天裂地的一声呐喊/震得我们都从掌子面惊逃出来/只有你留下/只身扼守在死亡线上//记不清是第几回了/你以侦察兵的骁勇与机警/奋身狙击罪恶/当我们齐声喊你撤退/你说/不闯龙潭不入虎穴/咋当安全员//等我们赶回掌子面/你却匆匆走了/走进那本血染的《安全日记》/走进几行记录塌方的文字/你用二十二个音符协奏的青春之歌/作别了第一声汽笛//远山/太阳悲壮地殃没/乌云垂下欲飞的翅膀/我们一群云彩一样悲怆的男子汉/将你举起来/和旗帜一起/葬你在深深的哀悼里/我们知道/我们的活是你以血作代价的/你这生命的保护神啊”。

我从二十岁月入伍，到三十六岁转业，我的青春都是在部队渡过的，所以这段从军的经历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做人，是意志的磨练和人格的修养，做一个“直线加方块”一样简简单单的人。

花语：黄冈是一个出产将军，也出产高考状元的地方，请形容下您的故乡黄冈，您的少年成长经历是否影响过您的诗歌创作？

谢克强：黄冈在唐朝时称齐安郡，唐朝诗人杜牧曾任齐安郡最高行政长官。他在黄冈时曾写下著名《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朝时黄冈称黄州府，散文家王禹偁曾任黄州府最高行政长官，他在黄州时写下《黄冈竹楼记》。最是苏东坡被贬黄州，他先后写了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使黄州这个长江的小城声名大震，成了历代文人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黄冈不只是出将军的地方，也是出诗人作家的地方，特别是当代，诸如闻一多、废名、胡风、叶君健、秦兆阳等，1991年初我去拜访叶君健先生，这位出生红安的老作家就笑称：红安不只是有武将军，还有我这个文将军。正是由于黄冈人崇文重教，所以黄冈也是一个出产高考状元的地方。只说一个简单的数字，在湖北省自古至今的文化名人中，黄冈就占了一半以上。像活字排版术的创造者毕升、以《本草纲目》行世的李时珍、地质学家李四光，当然还有军事家林彪。

我的少年成长经历，就是较早地接触到唐诗宋词，进而爱上了唐诗宋词。儿时放牛时，我就坐在牛背上，吟诵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正是由于较早接触唐诗宋词，我从十四、五岁时就摩仿填词写诗。应该说我的少年成长经历只是埋下了诗的因子。真正影响我写诗的是我到部队后，是我们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餐风饮露、沐风栉雨的火热艰苦的战斗生活，激活了我埋在心里的诗的因子，开始写起诗来。

花语：现如今，各种诗歌奖项林立，让人目不暇接，您怎么看待各种诗歌奖？

谢克强：门类繁多的诗歌奖项林立，让人目不暇接，这像是不争的事实。诗歌奖项为什么多呢，这似乎与诗歌在文学艺术中、或者说在地会的地位有关系。我在省作家协会工作，深切感到作家协会就是小说协会，很多诗人改写小说，就是因为诗歌不受待见。创办《中国诗歌》时我们就主张尊重诗歌、奖掖诗人，为提高诗的地位作点事，这便设立一个十万元《闻一多诗歌奖》，其目的不只是奖掖诗歌，也给诗人一点实际利益。这个奖的设立具有开创性，是当年诗界金额最高的诗歌奖项。后来不少诗歌奖金也提高到十万，是不是受《闻一多诗歌奖》不好说，但至少我们的十万元诗歌奖推动了后来诗歌奖金的提高。由于若干诗歌奖项设立的层级、形式、规格的丰富与多元，自然不少诗歌奖的权威性和评奖方式受到质疑，这也在情理之中。譬如说“闻一多诗歌奖”，它只是一家诗刊的奖项，它的评奖范围就使它限于局限性，你如果用诗歌的经典性来衡量它，自然就缺乏合理性。至于贿选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何止是诗歌评奖，相对于社会上的形形***的贿选，诗歌界相对还干净一些。总之一句话，有各种诗歌奖比没有好。

花语：因为网络和自媒体的繁荣，诗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您如何看待网络诗歌的前景？

谢克强：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确实使写作者发表作品快捷了，也使诗人的作品关注度提高了，但这只限于诗歌界，是不是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这还是一个问号。因为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票子、房子、车子等等，至于诗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关注的永远只是少数人。网络诗歌、或自媒体诗歌，在我看来，就是像原来写在作业本上的诗歌，任性、自由，泥沙俱下。网络诗歌的前景，我以为就在于经典化，就像中国诗歌网这样，在淘汰和选择中，推出质量相对好一些的诗歌。

花语：互联网时代，诗歌刊物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网络媒体发展给传统刊物带来的影响？

谢克强：互联网时代，诗歌刊物与以往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可选择的范围扩大了。以往当编辑，选稿只能从自由来稿或特约稿件中选择；现在选稿可以从电子邮件、微信、博客中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了，可选择的稿件自然也多多了，这也促使编辑必须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而网络与自媒体的发展，给传统刊物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刊物的印数受到影响，因为人们可以从网络、刊物微信公众号中读到刊物内容，他何必要订刊物呢？但刊物在淘汰与选择中的经典化，这是网络和自媒体不可企及的。因为还有人不想只在网络和自媒体中自误自乐，他们还想在纸质媒介中呈现自已，这也许是纸质刊物还会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花语：诗人注重个性化与创造性，编辑则需要兼容并包。在诗歌编辑与诗人这两个身份之间，您是怎么权衡的？诗歌编辑的经历是否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

谢克强：你说得很对，诗人注重个性化与创造性，编辑需要兼收并蓄。我曾经说过，编辑就是一个厨师，他要为形形***的人作形形色的菜，但厨师并不都吃他自己作的菜，他只吃自己喜欢的菜。这就像编辑和诗人一样，他可以编辑形形色的诗，但诗人写诗时他只以自己的个人眼光去观察世界，并在观察时获得新鲜感觉，然后将这种新鲜的感觉进行创造性的构思，

再以富于张力的诗意文字进行编码写成诗。编辑只需要鉴赏力，而诗人则需要创造力。在诗歌编辑与诗人之间，前者只是工作，后者则是与生俱来的爱好；工作必须认真负责，但爱好可以随意些，有感觉就写，没有感觉就不写。作诗歌编辑的经历当然对自己的写作产生影响，这就是生活接触面宽一些，在鉴赏别人的诗歌时，会反省自己的创作，有时读别人的诗歌时，也会触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而获得创作灵感。

花语：有人说，现在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多了，诗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谢克强：客观地说，由于网络、微信等自媒体的风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释放了诗歌的生产力，所以写诗、读诗的人也确实越来越多了。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和微信等自媒体的开放和普及，使诗的发表变得极其简单和容易，这就极大地助长了诗歌审美标准的缺失，使现在的很多诗不再是诗了，因为诗是文化的精萃与精华，是一切文学艺术王冠上的明珠。

诗歌进入公众视野，我以为这是个伪命题。尽管诗人们、或者热爱诗歌的人们现在将诗歌活动办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气派，但那只是一种表象。诗之所以难以进入公众视野，那是由她的“一切文学艺术王冠上的明珠”的性质决定的。我曾经说过：“歌，属于大众；诗，属于天才。”这也许就是现在诗与歌分离的原因。

花语：作为资深的诗歌编辑和前辈，您有什么忠告要和年轻的诗人们说的？

谢克强：现在的年轻的诗人，由于他们所爱以教育和社会环境，特别是俗称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进入写作的起点都有比较高，像参加我们《中国诗歌》举办的“诗歌夏令营”学员，其作品都有可圈可点的东西，无论诗的语感、诗的意象、诗的构思，都力图有自己的东西。要说有什么忠告的话，那就是诗写出来后，不要把网络、微信等等自媒体当作作业本。诗是一种以少胜多的艺术，所以需要沉淀一下，放一段时间，重新再读时，你会发现你的诗的某些不足，然后进行修改。以我的经验，我以为好诗都是改出来的。

花语：在新的一年里，贵刊在推荐诗人和诗歌上有什么举措或相关计划？将准备举办一些什么样的诗歌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谢克强：在新的一年里，《中国诗歌》最大的举措是改版，将原来一年十二卷改为六卷，也由16开本改为大32开本，同时将原来简装改为精装本，每卷320页。实际上就是系列丛书的形式，即《年度诗人作品选》《新发现诗人作品选》《网络诗选》《民刊诗选》《诗歌理论卷》《年度诗歌精选》。在诗歌刊物同质化和诗歌创作同质化的状态下，我们想以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力，遴选一下当下诗歌，为中国当代诗经典化作一点基础工作。譬如，我们将和中国诗歌网合作，在《网络诗选》这一卷里，将辟专栏选载中国诗歌网发表的“每日好诗”。另外，我们还计划出版一套“诗人研究丛书”，正在筹备中。至于诗歌活动，主要是办好一年一度的“武汉诗歌节”。

花语：能否说下，诗歌之外您是个怎样的人？

谢克强：诗歌之外，我就是一个混在人群中不起眼的男人，有男人的责任与担当，当然也有男人的毛病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