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你临别时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胡适《许怡荪》 

胡适的《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1922年经过删选后再次出版。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正因此，胡适被视为中国新诗的开山鼻祖。

不过，当代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认真读过这些诗。这并不奇怪。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读到诗集开篇的《蝴蝶》，基本上是忍不住发笑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样构思简单、略显滑稽的诗，真的能算是有诗意吗？这种否定和质疑并不只是我们当代人的感受，就连同时代的读者也发出了批评乃至咒骂：创造社的成仿吾说，《尝试集》里没有一首是诗；清华的诗人朱湘认为，《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

如果仅仅考求最表层的文字和意境之美，这部诗集大概无法获得赞叹。但是，全方位地考察，它果真写得差劲吗？不应忘记，任何诗歌都强烈地关联于历史、社会语境，胡适的诗更是如此。只有当我理解了历史背景和诗人心态，并带着这些理解更深入地重读，才逐渐认识到它们的“好”。

点击收听刘阳鹤为你读诗

作者简介

胡  适（1891-1962）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之一，安徽绩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留学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他是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知行合一地倡导和实践了最早的白话新诗写作，出版有诗集《尝试集》《尝试后集》。

自古成功在尝试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著名的八个条件：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这振聋发聩、广为人知的“八事”，其实最初是诞生在日常的闲谈中。胡适对立场的选择与坚持，与他的朋友们大有关系。1915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有一帮很热闹的朋友，他自己也总是有与朋友切磋琢磨、辨明是非的热情。在这年暑期，他就是在和朋友们的“乱谈”之中，弄出了“文学革命”这个词。胡适相信，中国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要创造一种“活的文学”，容纳新的思想和新的精神，就必须使用新的文学工具——白话文。

不过，他当时的朋友梅光迪、任鸿隽（叔永）认为白话不能作文，更不能作诗，胡适却决意要证明，白话也可以作诗。因为没有人愿意结伴而行，胡适只能单身匹马地前往新的文学领地。他自述道：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蝴蝶》这首诗，既是实写眼前之景，也是寄托他此时的心境。貌似轻松诙谐的诗句，实则记录了文学革命前夕的重要一页，也见证了友人之间的交往论辩对于一场历史事件的决定性作用。正如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的：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朋友的反对，虽然使胡适感到孤单，但并没有令他埋怨，反而令他更加坚定了试验白话诗的决心。《尝试集》中，他的诗先是采用五言、七言的整齐格式，后来又进一步打破束缚，改为长短不一的句式，从而真正实现“诗体的大解放”。陆游曾经写“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却认为“自古成功在尝试”，作白话诗本身，就是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精神之体现。

胡适曾经谈到新诗之所以区别于旧诗的基本原则：只有用解放了的诗体，才可以用来“写实”地描画情。

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

——《谈新诗》

能够根据现实的场景进行描写，而非以传统诗词中“春花秋月”、“长河落日”这样的套语陈言作诗，是胡适首要的文学追求之一。

《尝试集》里的诸篇，大多采用白描的手法，写一时一地的见闻或感兴，基本上已做到了说前人所未说过的话。也许这些话并不总是伟大和深刻，但是至少是诗人切实感受到的独特体验。如果你觉得《蝴蝶》还缺了点诗味，不妨看看《湖上》这首优美的诗：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这首诗是胡适根据夜游玄武湖的一时所见而写成的，可以说是一种“即兴”的诗。诗人并没有说理，只是实实在在地白描，但是诗意已经自然地包含在其中了，仿佛还带有些俳句的风味。

诗歌写的不过是“萤火虫飞到水面上”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诗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挖掘了不同于一般的观看方式。两个萤火不过一个是实物，一个是倒影，但诗人故意把虚的东西也写成实在的东西，像摄影机一样，纯然记录下两个萤火渐渐重合的画面，也让人感受到夜间湖水的平滑如镜、静谧幽暗。

胡适在《梦与诗》里表达了自己“诗的经验主义”主张：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也就是说，作诗必须以直接的经验做基础，而虚无缥缈、空幻无根的思绪，是绝不能作为写诗的材料和动力的。这种信条，对于当今许多诗人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有效而急迫的警醒。

使用“大白话”作诗，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坦白、真诚的态度，不论对事、对人、对己，都是如此。胡适在诗歌中对自我的剖析无疑是十分坦率的：

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

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颇读书。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

——《赠朱经农》

胡适选择了自我检讨和自我调侃的态度，既没有浪漫的美化，也没有哀戚自怜，某种程度上更新了文学传统中的“诗人”形象。胡适乐观进取，反对无病呻吟，他笔下的作为诗人的“我”，也同样是可亲近、可交流、感染人和鼓舞人的。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并不会为文艺而文艺。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和理想，总是在对中国社会前途的关怀中展开的。在《尝试集》中，无论是作诗还是做人，作者都自然流露出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胡适曾在序言中回忆过自己在朋友建议下删改诗集的经历，比如《你莫忘记》的原文有一句“火就要烧到这里”，康白情曾从三万里外来信，替胡适加上一个“了”字，改为“火就要烧到这里了”。只有经过这一改动，句子才符合白话的文法。胡适想借此说明，“做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话，更不配做白话诗。”

可见，胡适作新诗的重点不是在个人诗才的体现，而是在于为“白话”文学的做示范。只有从最基本的虚词、语气上着眼，才能建立起一套足够清楚、稳固的表达体系，才有可能谈到进一步的开拓。

《尝试集》里似乎有许多“车轱辘话”，不断地否定和妥协，构成了一种基本的结构，且看这首《小诗》：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和《蝴蝶》一样，这首诗看似是讨论个人情感，还有几分幽默，但实际上包含着更深的意味。

胡适曾写道，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对此，陈独秀评价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后三天（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就被军警逮捕。胡适作此诗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同情陈独秀的遭遇、重申他的理想。“情愿相思苦”，表达了“虽然如此，也坚持这样”的志愿，也许这才是“车轱辘话”背后的坚韧心态。

这类勉励人们为公理、为社会奋斗的话语，在《尝试集》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晨星篇》就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首诗以星光比喻几个朋友在文学革命上的作为，同样体现了“虽然阻碍重重，但仍要继续努力”的意思：

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努力造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在另一首诗《一颗遭劫的星》里，胡适将被捕的《国民公报》主笔孙几伊比作一颗被乌云包围、但在大雨后再次闪亮的大星。再看《晨星篇》，其中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应该不仅仅意味着文学的演进，也同时指向了白话文运动所关联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变革。

胡适诗歌中的真诚与严肃，也表现在关于夫人江冬秀的诗作中。胡适安然接受其母为他订下的小脚夫人，在五四一代流行反对包办婚姻的风潮中，这样的名人并不多见。

胡适也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贯彻在对婚姻的选择上。在他看来，自由结婚有好处，也有坏处；而中国的包办婚姻，未必都是坏处，因为基于订婚关系的名分和结婚前积累的想象，能够使得传统婚姻的夫妻更加认识到彼此的情分和义务，建立起更为牢固稳定的关系。胡适对待江冬秀的接纳与尊重，不只是出于对其母亲的孝顺和遵从，也是自身的主动选择：“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种“情愿如何如何”的表达，恰好再一次体现了他积极实践的态度，以及对责任、义务的许诺和欣赏。

图 | 胡适与江冬秀

尽管，他们后来的婚姻生活也有摩擦与波折，但大体上还是保持了和睦的关系，并得以维系始终，甚至在相当的时期内，二人展现出很好的夫妻之情。《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写道：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家庭生活中的鲜活图景立即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学者身上平凡而可爱的一面，比那种曲折曼妙的恋爱更让人印象深刻。诗人强调妻子对自己的关怀照顾，并且以亲昵调皮的语气写出，表面上是抱怨，实质上却是更高级的“秀恩爱”。

优秀的当代诗人马骅曾在文章中写道：“我听到的最悲观的说法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出色的也只不过是个胡适。’”这句话乍看是贬抑胡适，实际上是对胡适的另一种肯定。现代汉语诗歌作为“新诗”，本质上就有求“新”的冲动和诉求，从革新的意义上来说，胡适无疑是无法超越、无可忽视的先行者和试验者。在今天这个充满吐槽的、容易变“丧”的时代，再读一读他的《晨星篇》，不是令人感到少有的振奋与轻快吗？

作者简介

李 琬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2017届硕士研究生。

读诗嘉宾

刘阳鹤

刘阳鹤，1991年生，在关中地区长大，写诗兼事翻译、批评，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