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政治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求人努力培养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德行以达到“正义”的精神和谐状态，此时理性就会在灵魂中占统治地位，这样的社会便是“正义”的社会。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正义”是公民守法和分配平等。洛克说正义就是政府保障人权和财产权。其后还有罗尔斯主张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经济利益的按劳分配。休谟继承前人重视财产权利的正义观，同时强调“正义”的基础是人们对“正义”的敬重和赞许之情，有利于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社会利益，而“正义”社会的实现需要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共同感受和协力合作。而穆勒从功利主义出发，除了提到“正义”中天赋人权和利益分配的内容，还认为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正义”观总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正义”只能说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诗性正义”正是由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不满所开始的批判。“诗性正义”的早先用法是指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比如英国批评家托马斯·赖默在《最后时代的悲剧》就是用“诗性正义”意指古希腊悲剧中的因果报应、善恶有报的内涵。其后真正拓展“诗性内涵”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努斯鲍姆在1995年出版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经济学功利主义”把人物化，不能具体的对待个人。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引入诗性使法官做出更正义的判决，文学中的想象能力运用在司法审判中有助于保持正义不被个人经验和观念所改变。“这个文学裁判是亲密的和公正的，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她在‘畅想’中了解每一个公民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看到了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 法律从业者为了达到完全的理性，必须有能力进行畅想和同情。“他们不仅仅必须培养技术能力，而且也应该培养包容人性的能力。”

　　国外法律界提出的“诗性正义”进入我国文学研究界是一个美丽的错位，原因在于我国文论传统中的“诗言志”、“文以载道”使得中国学者对文学负载能力有着原始冲动。原本是用来纠正法律之弊的概念，被我国学者发挥为纠文学之偏的理论。进入消费社会以来，文学日趋边缘化、市场化，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波，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视野一直延续在大部分学者心间。有些学者讨论的“诗性正义”其实还是人文精神的内核，所论基本不脱《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这篇反思之果 。正如向荣在《诗性正义：当代文学的主题和价值》一文中自认的：“正义在文学中，体现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和伦理立场，是浸润在文学骨子里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气质。” 文学的诗性正义要求“作家必须拥有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诗性正义最重要的审美功能和社会作用，就是以文学独具魅力的正义叙事影响读者，以情感的力量激发和感召社会的正义精神，推动正义关怀走向生活世界的人性深处。”徐肖楠、施军也认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学开始了自我毒化，文学与市场都需要“诗性正义”来抗衡利益最大化和市场自由旗帜下的利己主义。“文学的诗性正义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所有文学都提供并创造与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相类似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

　　诗歌正义这个说法很好，不同于诗性正义也就不必管诗性正义的解释者们寄寓其中的某些意义。这给我们一片重新发挥的自由，只关于诗歌的自由。诗歌正义应具备几方面内涵，首先是伸展想象力，其次是情感的真挚，最后是语言的更新。分别涉及运思、内涵和构成元素，如同人体的气、血、肉。其他有些东西似乎应该考虑进来，其实不然。比如“善”——正义感和完备的道德观念，我对这种涉及价值判断，容易成为论辩点的东西避之不及。具有历史意识的人会知道，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某些价值判断往往显得可笑，其所坚持的最后往往崩塌。如果我们将写作视为永恒的事业，那能够永恒的写作资源只会存在于我们日渐分裂的自身。比如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贺敬之、郭小川等人投身于政治的颂歌，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诗，抗震救灾时的大批抗灾诗，这些诗都是“对”的，但却注定是短命的。诗歌中到底能不能放进怜悯或同情，这是一个问题。进而能不能表达善，也是说不准的事情。因为在诗歌中说服读者的不是观念的正确，而是感情的真挚。艾青的《大堰河》、臧克家的《难民》之成功所依赖的不是题材或思想的善，而是其中情感的真挚深厚。也许这样说很不正确，但在写诗的时候正确不是第一位的，情感的真挚才是第一位。我们被告知太多正确和应该了，而当你成为诗人时还是忘掉那些价值判断的，只说出来你的心灵你的感情就已经足够，没必要想着对不对。比如沈浩波的《一把好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柳永的“淫词艳曲”、布考斯基的色情醉酒等等。不要被“善”给框住，那不是诗歌正义的内容，诗人既深入人性中的光明，也暴露人性中的黑暗。只要不是浮光掠影地建造，只要是能在人类身上普遍找到的经验，即使“不善”也是优秀的诗作。

　　伸展想象力

　　想象力真正受到重视是从康德和浪漫主义诗人那儿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重感觉而不重想象。霍布斯和休谟等经验主义哲学家把想象看做是知识生产的条件之一。康德把想象力分为再生的想象力和生产的想象力，再生的想象力受联想律支配，生产的想象力是先验的想象力。康德借助先验的想象力使知性和感性、概念和直观对象结合起来。康德认为：“美的观念是想象力附加于一个给予的概念上的表象，它和诸部分表象的那样丰富的多样性在对它们的自由运用里相结合着，以至于没有一个名词能表达出来。”通过想象力展开的审美意象建构，诗歌中理性和感性得到统一，物质和意识融为一体，必然与偶然同时显现。想象力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诗歌正义的重要一途。 生活的世界有许多盲目的、巨大的错误，这些错误仅靠个人的反省或警示是难以揭示的，我们必须对人类的理性报以悲切的同情。 不是要放弃认识的正确性，只是诗歌作为一片飞地，它必须要有腾空而起的本领。诗歌有别于其他文类的特点就是它的暧昧、含混、游戏，诗歌正义不是要在这种含混中找到立场，而是让它含混地更加优美，暧昧中有更多可能。实现这一切就要伸展想象力，去编织一张飞毯，带给人类从上而下的视角。国内学者主张的“诗性正义”或“人文精神”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这还是看低了文学。文学不承载，它创造。你给它一种态度或精神，它就少了无数种可能。人类的主体意识太强烈了，将任何事物都下意识看做客体。为什么不能把文学（诗歌）看做一个生命、一个人、一个有他自由意志和成长发展的主体？这样你给他想象力，他会给你全新的世界、情感、观念、思维。 让诗歌伸展想象力也许可以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僵硬、冰凉、孤独，诗歌正义是承认诗歌有生命。

　　情感的真挚

　　我们不要求诗歌叙述的真，也不要求作者情感体验真实发生，我们只要求读者所体会到的阅读效果是情感的真挚，而这要求于作者的是艺术情感的构造能力。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说：“每一种艺术都以不同程度的纯粹性和精巧性表现了艺术家所认识到的情感和情绪，而不是表现了艺术家本人所具有的情感和情绪。”现代诗歌有种种排除情感的倾向，将玄思、知识、叙述等炫技式地放进诗歌里，不但增加诗歌的“黑话”性，阻碍了诗歌与人的沟通，更抑制了诗歌的情感蕴含，割裂了人的精神和灵魂。当代诗歌不但要在古老的诗歌传统中认出自己的源头——《诗经》《离骚》，也要在百年新诗史中树立起自己的典范。其必要标准就是情感的真挚，诗歌以情动人，无真情则无真诗。诗史上的教训已经够多了，玄言诗以哲思悟道作诗弊成干瘪、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书本作诗弊在枯燥难解、新乐府运动的“歌诗合为事而作”弊在生硬不能动人。

　　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我们有真正学会吗？现代诗中有多少诗人称得上是抒情诗人，屈指可数。我一直认为文学的目的是人本身，而诗歌的目的是人之情本身。的确，古典时期和现代社会有了很多差别，现代社会有了很多变化，出现更多需要诗人去探索的领域，但是，这全人类、全部时代都普遍经验的情感难道不更值得去探索去表现吗？我一度觉得，现代人的情感是不是已经被现代社会给破坏了，导致我们普遍对深度抒情的无能，导致浮浅抒发的泛滥。 这一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现代人类对爱情普遍失去信仰，这种最深刻的情感体验已经被普遍地接受为可再生体验，视同任何一种生理快感。曾经被视作渴望相伴一生的爱侣也被视作可替换部件，视同任何一种工业产品。亲情、友情也随着社会关系的原子化、人的原子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无法接受又不得不面对的惨象，不禁要问：除了自恋自怜自伤之外，人类还有没有其他的情感？

　　诗歌正义呼唤诗歌的深度抒情，只有在诗歌中表达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唤起人类的种属意识和社会关系联结，人类才能体验到丰富的情感，产生对同为人类的他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社会的正义方能经由诗歌正义而被实现。前景是美好的，而现实困难重重。情感体验需要积累、互动和专注地身心投入，而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动荡迁徙的丛林社会、危险密布的原始社会、信息爆炸的电子社会。一个人要有多大勇气、冒多大危险、有多少幸运才能走进这种可以成诗的情感体验。我们只有期待，不停期待，一定会有一个如昌耀一般的受难者向我们揭示那内陆高迥的奇观。

　　语言的更新

　　此时我必须征引墨西哥诗人帕斯对墨西哥的判断：“政治谎言像立法般地扎根于我们这些国家。道德损害是无法统计的，已经侵入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纯熟地运用谎言。” 语言必须得到更新，因为现代汉语的危机已经存在太久了，世界正在衰朽，通过语言的更新能够再造优美、文雅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正义就会不请自来。所以，诗歌正义需要有语言的更新。用全是谎言的语言来写诗，会使诗人和读者被这种语言所侵蚀。网络社会的语言呈现一种无序、野蛮、原始的繁殖状态。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因缺少文化传统的语义沉淀，而趋于平面化、单义性并且浮躁、聒噪。这一特点大量表现在口语诗和当代小说上。

　　诗歌语言的更新首先是词语的更新，补充能被普通读者理解的古语词语，把现代放进传统里，淘汰套话、废话等词语，把现代洗干净。诗人需要对他使用的语言有所检查，就像画家需要挑选优质的颜料，雕塑家要找合适的石料，钢琴师演奏前要调音。诗歌语言的更新也不止是词语的问题，还有句法、词法的更新，隐喻功能的发展。王敖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批评汪国真的人，其实他们写诗的句法、诗思的构造方式也并不就比汪国真高明。 所以我们要能够用新的语言写出新的句子，这种句子不是说排斥语法结构，而是要学会“静观”“羚羊挂角”的构思方式，联系起不相干的物体，创造未有的景象，写出直抵意识深处的句子。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臧棣的近期创作的“入门”系列。

　　维特根斯坦有言：“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的更新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诗歌正义都要经过的一个点。诗歌中的语言更新，将会反致世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是诗歌对世界缓慢却切实的影响。当诗歌中不再歌颂爱情的时候，人们不再期待爱情；当诗歌中开始歌颂功名的时候，人们开始追求功名；当诗歌中充满正直的勇气、良心和担当的时候，人们敢扶起老人，社会的正义重新生长。“在生活中，我们拥有了新的语词或新的语词的组合，表明了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新的姿态，它或者意味着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或者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在文学世界中，新的语词、新的句式和新的表达不断出现，世界的边界由此得到拓展。”

　　结语

　　诗歌正义的侧重点不在正义，而在诗歌，成为真正能感动人心的诗歌就是诗歌的正义，而不是要用诗歌去补救正义。要在于此，则可以知道，想象力、情感和语言对拯救诗歌之弊，实现诗歌正义。走向诗歌正义与实现社会正义是怎样的关系？这可以用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这使得个体在社会性中摆脱他的功能性生存和施行活动。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