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北岛曾在散文集《青灯》中这样写过一位日本朋友。自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岛带着唯一的行李——中文，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时间，甚至流连于六个国家。如今，这位满世界行走的人，离家太久的人，手捧“时间的玫瑰”，回到中国，推开“重生之门”，站在人们的面前。

4月22日，谷雨之后春海水暖，北岛来到上海“我们寻找生命的湖——「全季·人文大赏」”诗会现场，在青年诗人、作家戴潍娜主持下，和卸下了重重头衔的季琦一起，以诗人、寻“根”行旅者的身份，进行了一场关于爱、诗歌、生命、家与旅途的对话。此外，北岛还对中国当下的诗歌普及热潮以及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海外的最初一两年，我大概睡过一百多张床”

1989年后，北岛开始了到处漂泊的流浪生涯。从89年到93年，他在6个国家居住过。那时候他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演讲，有时候在旅馆，有时候在高级酒店，有时候甚至在朋友的床上。“有人帮我算过，在海外的最初一两年，我大概睡过一百多张床。我对酒店是有一种家庭的感情。”北岛说

1997年，原本在国外某大学教中文的北岛被“炒鱿鱼”。失业的他曾想过自己是不是可以去刷碗谋生，“但我刷碗的本事也不够”，他自嘲。机缘巧合，他开始与“美国之音”旗下一个中文栏目——“作家笔记”合作，进行创作散文。这段在国外的生活，北岛“和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包括有名的人，也包括无名的小人物。在写当时写作的热情来自于经济压力。有几年我基本要靠写作为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给“美国之音”连着写了50篇。这是我维持生活的一个手段。”

“诗歌本身是一种小众的体裁，作为一个诗人，我是悲观的”

北岛回忆自己开始写诗的年代：“从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写。那时候赶上文革，写诗很危险，我们压力很大，尽量不要传播，不敢到处传播。后来终于在1978年创办了《今天》杂志，等于是从地上来到地面上，来到了墙上，校园里。70年代末到80年初中国语言方式发生了变化，80年代的黄金时代和语言也有直接关系。但其实诗歌，它应该是边缘化的一种文化和题材。后来为什么可以影响那么大？诗歌成为一种重要源泉，改变了很多人呢？这个中间通过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又进入了工业时代，其中有一个过程。”

近年来诗歌重新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北岛认为这其中与媒体变革有关系——网络的传播让诗歌的影响得以扩大。北岛认为：“诗歌与诗歌普及是两回事。诗歌本身有诗歌的问题。诗歌本身是一种小众的体裁，从诗人的角度来讲，我是表示悲观的。”

尽管悲观，但作为一位诗人，北岛依然坚持着不断地以诗歌创作铺垫着自己前行的基石。2009年北岛六十岁，他决定进行长诗《歧路行》的创作，为的是“给历史一个交代”。

“很多年轻人缺少的就是想象力”

戴潍娜提问北岛，当下时代纷繁变化，私人的细腻情感如何被容纳？北岛的回答表达了这位诗人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深切关注与担忧。他说：“有一个哲人和我说过，想象力就是人的意识形态。很多年轻人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这也是我现在比较着急的事。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时代，现在很多孩子们，包括大学生，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被重视的问题。

作为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的季琦，也回忆了自己人生中对“家”和“在路上”的回忆。小时候的季琦，父母总是在吵架，天下雨了，屋子里也跟着下雨。那个「家」，没有温馨、没有幸福。唯一能感受到温暖的，是每年放假到远处的外婆家。外公外婆对他的宠爱，他们相濡以沫的恩爱，让季琦终于有了些“家”的感觉。从那时起，季琦心里的家，就是在远方，在路上。北岛和季琦的家，都不是深根结实地扎在一片土地上。他们的人生，都注定开始踏上的旅途。

在本次诗会不久前，恰逢北岛新书平仄木刻雕版红印本《一切》出版，北岛将这个对现实有巨大救赎作用的礼物带到现场，还手书影响了一代人的《回答》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把这份厚重的礼物送给了诗人季琦。

北岛曾是季琦大学时候的精神食粮之一，更是一直崇拜的偶像。他非常期待能够在他缔造的、给旅人提供温暖休憩的全季遇见“一直在漂泊”的心目中的诗神。因此季琦挑选一套《桥系列／竹丝扣瓷茶具组》。“桥”就是“联系”，寓意着季琦与北岛因诗而相聚，因诗而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