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男、黄斌、余笑忠三位诗人，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校园，开始诗歌写作。他们的诗歌不仅在省内，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与他们是老朋友，也为他们都写过诗评。湖北省作协为三位诗人召开研讨会，是一次难得的契机，让我有机会把三位诗人放在一起，把读过的诗再读一遍，把自己的阅读感受重新梳理一遍。

　　先从黄斌说起。黄斌是位有古风的现代诗人，他的诗兼有豪迈与细腻，大开大阖，从容有度。说他有古风不在于他写什么，很多写旧体诗词的人一点古风也没有；而在于，无论他写什么，他都希望能让诗歌回到原初，让事物回到自身，让自我回到汉字里。每一个汉字都是有生命的，不可怠慢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所期望诗歌达到的“纯净的力量”，既有现代感，又有传统性。现代感是说，这种追求接近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提出的“纯诗”，即一种面向诗本身的、无杂质的、有音乐性的诗（他们三位在大学阶段，都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传统性是指，“纯净”可以看作中国诗歌古老的美学理想。传统诗歌讲究语言的“纯净”，情感的“纯净”；而今天的诗有太多不洁的东西，不论诗人出于什么样的写作目的和动机，都是值得怀疑的。诗歌写作对黄斌来说，更像是一种不断剥除的过程，剥除附着在事物（包括诗歌）之上的多余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海德格尔讲的“去蔽”的过程——

    当所有的事物都在那一瞬回到了自身

    每一个命名就像被雨水洗过 这样的时刻

    事物因为拥有自身而显得不可战胜

    这样的时刻 没有什么是多余的

    这就是我渴望已久的 纯净的力量

    自由在这一时刻变得可能 我可以怎样热爱

    像回到生命的原点并可以清晰地观照自身

    一个人要在一生中找到几个瞬间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而从不把自己屈从于未来

（《纯净的力量》）

　　余笑忠是位手稳的诗人。如果把他历年的诗放在一起，初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每一次写作其实都是一次双重考验：对他自己的，对他要写下的诗歌的。他的诗其实并不考验读者，而是挑选读者。我曾在课堂上用课件逐行展示他的诗《春游》，让学生揣摩一位诗人会怎样处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过的事物或场景。诗不是用来考验读者的心智或经验的高低、多寡，它考验的是诗人自己，它总会给诗人出难题。若说余笑忠诗歌的特点，是他对细节——事物的细节与语言的细节——的迷恋。当他说“痛楚”，他由衷希望我们在这个词语上多停留一下，就像他在《春游》中的起句：

    盲女也会触景生情

    我看到她站在油菜花前

    被他人引导着，触摸了油菜花

    她触摸的同时有过深呼吸

    她触摸之后，那些花颤抖着

    重新回到枝头

    她再也没有触摸

    近在咫尺的花。又久久

    不肯离去

　　他希望我们在“触”字上停留也就是提请我们注意，世界在我们的眼里和在盲女的眼里，有什么差异。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余笑忠可能是比较少见的，除了在诗中以“我”来抒情，而且一直致力于呈现他人的世界。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的诗里只是出现一个场景或者事件（比如《春游》《凝神》等），而“我”是个隐形的旁观者。他希望我们能多留心一下，这个世界在他人眼里是个什么样子。他很注重在诗中展示差异性的存在，因为世界是由差异构成的。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写作理念：诗人不可能把世界统摄在“我”的目光和感觉之中，也不可能自大到以为可以把世界打碎。但是，从前和现在有很多诗人都在这样做，都在“自大”和“自美”。诗歌就是要在“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他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最后说剑男。他是一位让人越来越感到踏实的诗人；他写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几年，似乎是一个爆发期；但他的诗却变得越来越慢，不仅是诗的语调的缓慢，而且好像要把已经过过的生活再过一遍，把已经表述的情感再倾诉一遍。可能与他进入知天命的年龄有关，他对写下的东西好像越来越没有信心，就像他对命运，仍然不得不屈服。2009年的《山雨欲来》在剑男诗歌写作中具有特别意味，大概从这首诗开始，他发现了幕阜山。我说“发现”，是因为只有当诗人把幕阜山一次次地挪移到纸上，把他内心种种复杂、纠结、沉郁的情感一遍遍地写进分行的文字里，它才从诗人的身后走到他的面前；或者，他把眼光聚焦到幕阜山，让它在文字中显影，并不是出于写作的需要或艺术上的考量，而是生活的需要：写作不是生活的延续，是生活的见证，在见证中成为它自己。福克纳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剑男似乎在以诗为幕阜山立传：

    我行走在丘陵，两座山之间有什么

    孤单地悬着？天慢慢暗下来

    接着又是哪里来的光晕辉映着它们的肩膀？

    那些匍匐在它脚下的村庄卑微地

    点起幽暗的灯火，生命压得多么低

    像黄昏的宁静压住的，快喘不过气

    又像早前的一阵乌云，笼住人生惯有的灰暗

    但好在天已慢慢升高，透出如黎明的光亮

    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被孤寂压低的村庄

    我第一次看见它的屈辱，在被雨水

    洗刷之前有着黎明的模样

（《山雨欲来》）

　　从此，他好像要把有生之年的所有诗篇都埋在幕阜山里，如果命运还给他机会，就看看它们是否会发芽、开花、结果。或许很难用爱与恨、生命的底色与亮色这样截然二分的概念，去概括剑男正在形成的“幕阜山系列”。只能说，命运把知天命者推到了这一步；命运裹挟着他踉跄而行，这裹挟中有彻骨寒意，也有贴心温暖，而命运也终将抛他而去。他的诗里有挥之不去的沉重、压抑甚至号哭，也有令人心动的绚烂、澎湃的生命激情，甚至辉煌；他有时坚信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有时怀疑生活本身是不是一条条捆缚人的软性绳索。他的困惑和矛盾是这一代人的，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夹缝般的生存状态，为无数人所感应到。

　　诗歌评论者的幸福，在于他可以在诗人诗作的激发下，去与诗人一道探讨他自己也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黄斌激发我去谈“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以及现代性与古典性的融合在诗人身上如何可能；余笑忠的诗不仅让我关注“我”的世界，而且引导我去思考“他/她”，还有“它”的世界；剑男让我重新理解“故乡”“故土”“家园”这些大而不当、泛滥成灾的词语里，究竟毁灭了什么。我非常同意谢克强老师说的，他们是越写越好的诗人。我也赞同叶延滨老师讲的，诗歌应该引人向善、向上。我觉得，文学，包括诗歌，应该对人生有意义；对人生无意义的东西，不能叫文学或诗歌。就像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学者、批评家托多罗夫所说：“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使现实世界更有意义和更美的那样一些不可替代的感受。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的使命。”（《濒危的文学》，栾栋译）

　　三位的年龄或接近或跨过了五十岁，到了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他们近期的诗作里，虽然仍不乏对孤独、残酷、荒谬、人生无常的述说，但也常常给人以温暖，以光明，以希望。我与他们是同一代人，年龄相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像他们那样平心静气地享受生活和写作的恩惠和馈赠。

（本文是作者在省作协举办的“剑男、黄斌、余笑忠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