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对诗歌语言的看法如何？诗歌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张执浩：我越来越觉得，离开语言和语言的技艺，诗歌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诗歌写作纳入到具体的语言运用的层面上来谈，才可能是有效的。但现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人们更乐于谈论一首诗歌的思想深刻度，因为这样做大致不会太偏颇，露怯。比较而言，谈论一首诗是怎么发生的是件相对容易的事，而从发声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却对读者的学识是个考验。在我看来，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决定他写作的总体走向，甚至能够决定他作品的大致成色——有没有真东西，或作品的质地究竟咋样。有些诗歌生就了一副唬人的模样，张牙舞爪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主张“祛魅”的。
 
　　好诗一定是可以让平面语言“站立起来”，产生出立体的效果，语言如果是死寂的就没有书写的必要，叙述如果是呆滞的就没有讲述的必要。我所理解的诗歌的语言应该有透光的效果，能够澄清我们混沌的生活，并调动我们内心深处五味杂陈的感受。这样的语言也许是新奇的，更多的时候它也许就是平淡的，但经由诗人以独特的语调处理，就产生出了意味深长的匠心的力量。事实上，我个人的写作可能更偏向于后一种：不以新奇制胜，反而以平淡见长，在看似司空见惯漫不经心的地方展现诗歌独特的发现的能力。
 
　　与那些以诗歌为生活掩体的写作者不同，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真实呈现，尽可能达到诗与人的互证效果。我强调肉身在场，也主张身心同步。于我而言，每写一首诗都是对自我生活的一次澄清，都是一次让自己变得更加明晰的努力。
 
　　2 您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态度怎么样？
 
　　张执浩：迄今为止，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是中国传统诗歌，而且都是那些自少年时代起就萦绕于脑海的诗句，这些穿过岁月、闪烁着金属质地的诗句，经常在不经意间让我对眼前的生活刮目相看。尽管我不写格律诗，但我常读古诗词，且常读常新。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这些写作新诗的人其实并没有与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割裂开来，脐带仍在。语言方式的改变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恐怖，如果你能稍稍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绎进程，就不难发现，新诗及现代汉诗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华文明自主选择的结果，绝非仅仅是对欧美诗歌的生搬硬套，借鉴模仿肯定存在，但那个时期一旦过去，现代汉诗就会回到她自己的本源上来，从本土的血脉中吸取能量。
 
　　3 对您影响最深的是哪一位诗人或哪些作品？
 
　　张执浩：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考虑过，后来检索自己的作品，发现还不曾有哪一位诗人从头至尾影响过我的写作。阶段性影响过我的有很多，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但每个时期的欣赏趣味都在变化，这一过程近乎于借光走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发现，我的文学气质可能更贴近杜甫一些，尤其是杜甫晚近一些作品风格：那种向死而生，明知无望仍旧执念而活的力量，总能时常打动我。所以，才有了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目击成诗，脱口而出。
 
　　4 您觉得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特点是什么？
 
　　张执浩：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是，风格的多元化，标准的多极化。我知道，这在外界看来有些混乱，特别是在那些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眼里，当代诗坛实在是太过混乱无序了。但我觉得百川竞流并不是坏事，各种可能性的存在至少体现出了某种潜在的活力和希望。如果你能冷静地看待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各种风格的写作中已经出现了独领风骚的人物，而且具备了某种大气象。新诗毕竟才出现一百年时间，急不得。
 
　　5 在您看来，谁是中国当代诗坛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谁最积极？谁最先锋？
 
　　张执浩：哈哈，有意思的人很多啊，诗人大多都有意思，特别有意思的人估计杨黎算一个，他的生活写作包括他的那些观念都颇有趣；最积极的人应该算是伊沙了，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曾经说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这一点我完全不具备；最先锋的人嘛，这个不好说，有一意孤行的先锋，譬如余怒，也有姿态性很强的先锋，譬如沈浩波，这个人的破坏性很强，不仅对整个诗坛，也包括对他自己写作的无情推翻。
 
　　6 俄罗斯目前有较多诗人是在网上而出名的。您如何看待网上写作？
 
　　张执浩：中国也一样，我最近将出版一部书《神的家里全是人》，推介了当代４０位非常优秀的“第一线”诗人，其中有一大半都是从本世纪初的网络诗歌论坛上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已经是当代诗坛的生力军了。网络作为一种便捷的交流平台，对新人的出现一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怀才不遇”的现象。但网络自身也有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譬如说，当年的ＢＢＳ在被个人博客取代之后，交流变成了个人发布，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后来，出现了微信，直到现在的微博，越来越快捷的推广渠道，使阅读的功能基本上退化成了浏览的现象，对于写作者来讲，科技的进步有可能是一种伤害，关键要看你如何对待它。网络写作的初衷是对自由的崇尚，追求真实，反抗遮蔽，但现在看来，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名利仍然在左右着许多写作者的思想，遮蔽现象在我们这个国度仍旧很严重。我有时甚至很怀疑：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网络文学”存在，尤其是“网络诗歌”这一概念。如果有，必然有一种崭新的文体，但目前出现的碎片化写作，还没能满足我们的期待。
 
　　7 方言写作有未来吗？
 
　　张执浩：我一直强调诗歌的声音感，方言作为一种古老独特的声音，怎样将它带入进诗歌里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知道，许多诗人都在做这样的实验，问题在于，我们可能不能将方言视为另外一种文字，而应该从中发掘出某种具有地域标识特征的语气或口吻，用一种异质的声腔来抵抗同质化的腔调。从这里出发，写作者也许能找到一个更加有明晰来历和出处的自我，让自己的作品血肉更丰满些。
 
　　8 中国诗人有双语者吗？以汉语为基础的双语写作有可能吗？
 
　　张执浩：应该有吧。但我不觉得双语写作就一定比单语写作厉害，你会几种或几十种语言除了能证明你的语言能力强之外，并不能证明你就能写得好，是不是？说到底，写作并不完全依赖知识，知识本身只能为写作者提供视野和角度。诗歌写作强调的是诗人的感受力和语言表达力，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天然穿透力，就看你能否运用自如。汉语是一种极其具有包容性和转化力的语言，其丰富歧义性（模糊，能指等）对写作者是一个挑战，但同时又能带来天然的诗意空间。
 
　　9 俄罗斯一大部分当代诗歌是以读者为主要受众，都是所谓“给眼睛看的”，念起来让听众听而不给他们诗文看，便会失去其魅力。中国情况如何，有类似现象吗？
 
　　张执浩：这种状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中国古诗词讲究音韵和格律，自然具有服膺于“耳朵”的功能，但新诗就那么讲究了，新诗强调的是内在的气韵，语言的节奏感是由写作者的呼吸和口吻所构成的，因此，一般的读者很难用既有的诗歌教养来理解它。但凡一种新的诗歌教养的形成总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拿一百年的新诗史与数千年的诗学史相比。“给眼睛看”意味着诗歌的功能减弱了，诗与歌分家了，这对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既，你的诗要从平躺在纸面上的文字转化成立体的、行走的语言，所谓“生动”、“形象”，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诗既有画面效果，又有声音感，这样的诗我个人比较偏爱，但我反对那种追求所谓韵脚的写作，中国当代的“朗诵体”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特别搞笑。
 
　　10 众所周知，诗歌中有时候存在着我们日常用的语言当中而无法存在的现象。因此，可以说诗歌语言本身对一般口语来讲就是一种偏差或偏移。您支持这种看法吗？
 
　　张执浩：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真正好的诗歌应该可以吸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也就是说，凡是我们语言无从表达的诗意，都只能算是诗意的缺失，而非语言本身的问题。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他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是他生活态度的反应，譬如有的人喜欢拿腔捏调地写作，那么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装腔作势的人，这样的写作在诗歌界为数不少。我主张使用日常生活用语来写诗，这种语言介于书面语与纯口语之间，因为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是我对自身写作一个要求。

张执浩（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