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走向语言的共和：百年新诗再出发——基于一个地方性诗歌爱好者的观察（第十三届三月三南浔·荻港诗会专题演讲）

百年新诗是在语言载体断裂式蜕变中诞生的，从总体上说，新诗语言——现代汉语基本上是一种翻译体。一为白话文，是从文言文通过白话和书面语现代生活化转译而成，其间所隐含的古典诗词传统，是从《诗经》以来的整个诗歌话语的精神转译；一为欧化语，来自肇始于荷马的整个西方诗歌的现代汉语翻译。观察百年新诗语言的外在技术形式与内在经验形态，看一看，在哪些方言地盘、哪些私语领域、什么经纬度小语种打下过怎样的桩基？建立过怎样的庄园，或者说独特的诸候国度？这些郡省地盘是由哪些诗人、诗集和怎样的文本文语言所构成？其风格面貌有着哪些不可替代的独创性？梳理并厘清百年新诗风格化语言版图后，我们来提出百年新诗再出发的一些思路或想法。

为了方便梳理，我们将百年新诗按政治变迁史分为三个阶段。

一、建设性前期30年：从语言的解放到文体的自觉（1917-1949）

1917年胡适《两只蝴蝶》的发表，是新诗公认的开端。但是，在我看来，那并不是新诗文体自觉的开端，那只是白话对文言的颠覆或者说消解，是文言外在表现形式的终结，白话文的黎明解放。新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的自觉尚在蒙昧之中。为新诗文体自觉进行语言开拓者可以列出以下一大串名字。

郭沫若是浪漫抒情语言帝国的开创者。他的《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放歌》，以及稍后的诗集《瓶》，是欧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的汉语引进与东方培植的结果。他的直接功劳就是初步奠定了百年新诗抒情大国最初的版图。

汪静之是爱情小资园林的开拓人。他和湖畔派对两性相娱的现代汉语诗歌探索的贡献有目共睹。爱情是私语，是人类永恒主题，却有着最广大的美学公民基础。

冯至大约在新诗第一个五年左右开始写作，在第二个五年结束时完全成熟。他是里尔克的译者，是百年新诗纯粹抒情、唯美写作诸候国的创始人。他的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直到今天仍可视之为纯粹化抒情的经典之作，《蛇》、《南方的夜》等诗歌语调柔和，音质优美，意境圆润，对开启唯美抒情诗写路向影响深远。在他的后继中，何其芳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何其芳在30年代中期进入诗界，他的《预言》、《夜歌》等文本，把古典诗歌精美曼妙的语言与欧化句法较好地融合起来，第一次巧妙地将文言文的气息完整地带入新诗，他的风格面目非常鲜明，可惜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一个人化写作领域。他后来专注于公共话语诗写令人至今都不无扼腕之叹。

鲁迅的《野草》写于新诗最初十年，是现代散文诗与现代主义风格的话语谱系的第一开创人。如果将他的《影的告别》、《墓碣文》、《死后》等诗按新诗方式分行排列，那么完全可于乱真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其中波德莱尔、克尔恺郭尔哲学心跳非常强烈，生与死、梦与醒、光明与黑暗、自审与他审、希望与绝望、眷念与决绝之间的张力充满字里行间。张枣等人曾建议将之看作现代性新诗开端，对此夏可君教授刚才已经阐述得很深入，我在此就不展开了。

李金发是百年新诗中极其小众菜园的开荒人。我将之定位为晦涩抒情话语的探索者。卞之琳说李金发“对本国的语言（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没什么感觉力”，甚至连“中国话不大会说，不大会表达。”但正是这样一个对汉语掌握不太好的诗人，在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中创造了一个晦涩的方言系统。袁可嘉在《诗与晦涩》一文中曾经描述过“晦涩”特性，“二十世纪人类所可引以为傲的几位出类拔萃的现代诗人，里尔克、梵乐希、叶芝、艾略特、奥登，几无人不给我们晦涩难读的负担。”新诗的晦涩诗写虽属小众，但也毕竟客观存在，就像一个国家孤悬海外的小岛，在一百年中不乏接受者的垦荒跟进。

卞之琳是智性写作的开国者，他的描述、记叙话语、理性抒情、戏剧呈现、格律探索等，为百年新诗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地，是与感性抒情隔河相望的一片浩大山河，后来的知识分子专业诗歌写作几乎扩展成了百年新诗的半壁江山。

戴望舒大约在新年十年时开始成熟，他是象征主义话语国度开山人，他的《我的记忆》一类诗歌，将暗喻语链内嵌在复杂的句式结构内部，以铺排来推进情绪抒发，即使放在今天的新诗中也不会逊色。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原初的象征气息，如李商隐等人的元素，也有不自觉的承传创构，他的开拓贡献有目共睹。被戴望舒背影吸引并跟进的艾青，他对象征意象运用得更集中、更鲜明、更自觉，对后世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40年代成熟的穆旦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言与古典彻底无知的人”，这话是王佐良先生说的。但他却是艾略特奥顿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领地的引路人，是现代智性话语、晦涩语言、意象符号、科技物语在在百年新诗之路上的集成者。他甚至开拓了肉身抒情的路向。这一切对百年新诗影响有目共睹。江弱水教授有《伪奥顿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指出了穆旦诗歌文本与奥顿原创之间创意关联、语意仿袭、语调套用等方面的瑕疵，即使这样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无妨穆旦在一山头的王者风范。

浙江温州的唐湜，是叙事长诗版图开创者。唐之前如冯至等人写过长诗、叙事诗，但真正将叙事诗长诗作为一种自觉文体写作的，唐是第一人。

在这时段，最后我要提一下陆志韦和徐迟，他们都是百年新诗版图上由湖州南浔走出的优秀诗人。陆做过燕京大学校长，在新诗起步的这一阶段，他也写过新诗，写得不多却非常成熟。他的《夜态》组诗中的一首：“羊脂白玉的光今天菊花瓣儿上离别了/来化作门栓儿上的一层薄薄的霜/茫茫然穷秋的深夜/把我的青春年少时反挂在枫树枝上/年少时，年少时/仙人球花开的年少时/仿佛是昨天的事/今天像隔了一重纱帐/收拾起残余的努力/好灌输最后一次的牙唇的紧闭/怕得在夜猫子的铃声鼓声里/夜用蒺藜把葵叶似的希望的棺材钉起。”“棺材”意象在陆志韦时代就已进入了新诗，足以看出现代性已经埋藏在先人探索之中。陆志韦还有一个很大贡献就将基督教的理念与意识引入新诗，把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关怀开辟为新诗一个精神源头。他的《杂样的五拍诗》最后一次修订发表于1947年，多处提到艾略特等人，对现代主义诗歌贡献值得进一步挖掘。徐迟比陆志韦略晚一些进入诗坛，他的诗细腻而生动地呈现了乡村与都市之间的紧张，主要贡献在于以现代性来探索“都市经验”的抒写，他在理论上还提出了“放逐抒情”这一理念，对后代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亚建设性的中期30年：从主体的全面沦陷到个体潜在反抗（1950-1977）

1949年之后，国家全面吞没社会，将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肉身欲望等层面的自主性全面收缩进了乌托邦意识形态治理结构之中，导致了个体主体性的全面沦陷。但即使在全能国家一维高压之下，个人反抗依旧在地底之下以潜隐方式存在着，试图以个人性语言开疆拓土的诗人仍然顽强存在。

黄翔是个人生命语言反抗与挑战第一人。黄翔出生于1940年代初，应该是略晚于白桦、公刘、邵燕祥右派一代的诗人。他偏居贵州一隅，早在1962年就写了《独唱》一诗。“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听众/是沉寂。”绝望、孤独、悲愤完全超越了时代，在新诗百年历史直接打通了鲁迅《野草》的“北京的苦闷”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巴黎的忧郁”， 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时代呐喊，却从黄翔穷乡僻壤的声带传出，在黄翔也许是不自觉的，但重建个人主义语言帝国的划时代意义显而易见。黄翔的《野兽》结尾有句：“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这样的绝地反抗的句子，如此富有冲击力的哲学情感，北岛、多多都写过了，可要比黄翔迟。可以看出，黄翔撕开了第一道口子，建立了一小片具有独立面目的精神领地。

食指是本期内理想主义语言反抗建国者。他的诗众所周知，《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有一种切肉斩骨的力度，希望崩塌中绝望的希望，信念溃败中执拗的信仰，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精神生活。

多多是存在主义语言反抗省份的开拓者。多多对古典中国传统也有着一种无知，据说他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古典文献，但他以直觉天性直接接通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血脉，在现代性异国他乡建立一个崭新的小天地。

北岛，政治语言反抗的京畿地区的精神领袖。诗歌界对他的诗研究与传播比较深入，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建立正义自由语言王国的信念一直如日朗照在他的诗行之间。象征、隐喻，甚至反讽、荒诞、黑色幽默等方面的语言技术的集成与综合，使得他在百年新诗发展里程中的影响极其深广，在百年新诗再出发中依然有着绵韧不竭的活力。

昌耀，地域语言反抗郡县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昌耀虽然写诗不多，但作为地域文化鲜明要素已经初步呈现，其中对汉藏文化、佛教元素、历史原料、地理风光的杂糅，具有较大开创意义。

必须看到这一时期台湾诗歌群落的意义与作用。痖弦可以作为代表列出来，他是超现实主义在汉语新诗中的外省领军人。他的《深渊》、《殡仪馆》、《葬曲》等诗，以超现实、陌生化的梦魇语调开创了一个近乎精神障碍者对孤悬海外、远离母体无根人的痛苦、忧郁与救赎的盼望的抒写源头。这一诗歌技术路向影响了当时的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新诗写作，也对后来大陆新诗写作的想象力解放起到巨大作用。

三、重建星空后期40年：从碎片化部落蜂起到语言共和的多元崛起（1978-今）

1978至今的40年是新诗发展中兴的40年，成绩有目共睹，从前期北岛舒婷的“朦胧诗”，到韩东于坚“第三代”，在89年被意外事件打断之后，经由“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直到本世纪近20年来的泥沙俱下、风起云涌的个人化写作，形成了纷繁多样、丰富多彩、风格万千的繁荣态势。总体上看，新诗语言在内在自觉理念的指导下展开了充分个人化、多向度的实验与探索，语言自觉已经成为优秀诗人技术探索的潜在动能与文本实验的伦理内驱力。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正在重新聚拢来的大国，其各地缤纷深湛的、仪态万方的方言部落与郡省，以各自语调、音质、语言面貌传递出独有的精神、思想、情感、信仰与趣味、态度、日常生活的爱好，包蕴着各个方言主体——现代人在历史、自然、宗教、技术碰撞中所呈现的人性深广度与丰富性。在诸多碎片化的诗歌个性化部落语言跑马圈地实践版图上，以京畿知识分子写作、外省口语化写作、南方新古典主义写作和零散蜂涌的地理性写作为大致划界版块，在我看来，也许有一定的工具解释力与分析有效性。

限于时间与篇幅，在此仅以“新古典主义”一脉代表性诗人展开评述。新古典主义一般指“回归中国传统”美学与技术取向的诗歌实验，这一联盟试图在“欧化”与“白话口语”间达成某种平衡与融通，通过重回中古传统与专注本土关照来改造与提升百年新诗的语言承载力与表现性，从而激发其再度出发的源源不断的活力。这一大联盟的代表性诗人有柏桦、陈东东、杨键、潘维、庞培、李少君、陈先发、胡弦等。下面允许我选择下述诗人进行点评。

首先来看杨键。杨键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诗坛以来，就受了广泛的瞩目。傅元峰等曾编订《杨键文学年谱》，对杨键的写作成果、精神生活、诗界对他的研究进行了详尽梳理，最近一期《扬子江》诗刊了发表了吴思敬教授对《哭庙》的研究评论。这表明杨键诗歌写作在学术界、诗歌界已经和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杨键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在我看来，杨键的不可替代性要在汉译佛经、佛教文化、印度宗教对现代汉诗乃至现代汉语影响、改造、提升和造血这样一个高度来研究指认。众所周知，佛教是在东汉末年进入汉语地界传播生长的。之后的数百年间，随着佛教的不断汉化，佛教经典也不断被翻译、汉化，在理念构建、价值建立、构词要素、造句样式等方面为中古汉语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对中古汉语产生了异质性再生性影响，推动骈丽化、书面化、唯美化中古汉语走向了大众化、世俗化与日常生活化。我们要追问的是，佛教经典对现代汉人的现代汉语产生过哪些影响？换句话说，这些典籍是否对现代新诗语言的改造、提升、换血注入过活力？哪些诗人哪些文本做过这一工作，其功效如何？将杨键放在这一历史承担者的角色来看，我以为他的贡献的可能性及其走向还远未被到位衡估。杨键的长诗《哭庙》和数百首抒情短诗，以佛教经书及其泛化的语调、旋律、要素、故事来抒写他对尘世痛苦的超越，意义相当宏远。本次“三月三”诗选中的《落日里的运河》和《新春献词》，句式与调子都近乎一种念经的舒慢与低柔，有潜性润心之功效；杨键短诗中佛光慈目的物象选择与意蕴传达，充满了一种菩萨心肠与救赎光芒，这对现代汉语的生活主体——当下中国人显得多么重要。在日常语言及生活日趋粗鄙化、物质化、高速化、网络化的今天，这样的语言语调及其深处的情感态度，在我看来尤有特殊意义。在杨键行列里，我还要提到英年早逝的梁健，他那些情感善良、调子温和、意蕴脱俗、象喻独特的诗歌，也是这一部落再度出发的起点之一。总之，以前的杨键是否是在明白这一使命的自觉状态下写作我不太清楚，如果以自觉状态通过写作来布道修行，那么百年新诗再出发的杨键的综合性与融通性将是令人期待的。

陈东东是新古典主义阵营中最优秀的唯美抒情诗人，可以越过冯至何其芳直接接通晚唐和两宋唯美词人传统，他早期的诗有着泰戈尔的语言质地，通体散发着宝石的光辉、磁器的晶莹、玉器的温润，是新诗百年纯粹抒情的典范之作。相对于欧阳江河的西方哲学玄虚，陈东东更具东方古典的空灵与妙悟，相对于海子宏大的文化抒情，陈东东以及物细节有机穿插为诗境添加了高翔中的大地引力。本次“三月三”发表的《北京人》一诗，将原始人与现代人、历史与现实、兽性与人性、毁坏与创造精美地绣绘于“北京人”这一总体意象与画面中，打通古今的立意构思属于新创。语言修辞上，苏州绣娘式穿针引线的精致、精巧、精细的娴熟技术，一种特有的江南语调，在百年新诗史上也属超拔群伦的水平。这样的文本，包括《宇航员》等作品一起，将李商隐、晏殊、吴文英、纳兰性德和泰戈尔、帕斯与瓦雷里甚至毕肖普的笔法集纳在一起，在思想洞察力与传达技能上已经形成较强大的综合性，如果东东能以此技艺朝着现实与历史题材开掘下去，百年新诗再出发进程中，是值得期待的。

潘维与沈苇都是湖州人，沈苇还是南浔人，他们都是通过地方古典主义发掘现代性的诗人，他们善于综合并创构新的语言样式与话语腔调，不断在凸现着自身面目的可辨识度。潘维早年写下大量少女、水与乡村诗歌，明亮优美，是西门尼斯的西班牙乡村调子直接江南汉语化的美学结果，其中的冯至、何其芳、曹植、温庭筠、杜牧影子也隐约可见。近年来潘维试图转向城市经验书写，要用他那种潮湿柔韧、盘旋灵异、精美曼妙的语言修辞来刻写现代城市中人的困境与超越，这是意义重大而且艰难多险的选择。百年新诗对城市题材的表现是弱项，比起现代小说城市经验的描写，在语言积累、形式创构、要素提炼、命运开掘、人性刻画等方面还任重而道远。现在潘维毅然加入城市诗歌地图的勘察与描述，当然我们有理由予以期待。如果能够在部分领域取得成功，那么他的综合性立体性将得到转折性的暴发。沈苇是一个将江南与西域、太湖与沙漠、水和沙、汉语中原与方言中亚结合为一体的诗人，他的诗呈现了清正、大道、宏阔、阳刚等失传了的古典汉语境界。十多年前我在《从湖人到胡人：沈苇诗歌的精神肖像》一文中，将沈苇诗歌写作称作不断去掉身上水份的过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沈苇从2007年“新疆事件”以来写作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对人性的无条件肯认，对爱的超文化宗教布施，将早年诗歌“高处的深渊”的空疏与旷远不断填满，早年的奇峭劲健的语言也日趋朴素柔韧，语调更低沉和缓，表现力日趋综合与多元，这是一种走向大诗的迹象。

在此一领域我还希望提到已经逝世多年的浙江苍南诗人高崎，他喀斯特地貌上植被奇诡式的风格化语言，也是新古典主义地域抒写的重要遗产之一。

庞培是一个有大格局、大野心低声说小话的诗人。他一以贯之的题材是长江、运河、落日、厨房、母亲的遗像、黄昏巷口等待妻子归来等日常场景，这些充满人性汁液的人与事，给他的诗带来日常生活审美亲和力。庞培的诗最大特点就是写得不像诗，没有警句，没有奇崛的意象，没有崎岖的句式，甚至比喻夸张也很少，但他却能呈现人的崎岖，命运的陡峭，灵魂的坎坷不平，以及月夜平原一样平淡悠远的喜悦。当代文学界对庞培的散文成就评价高于他的诗歌，其实在我看来，庞培诗的成就要远远大于他的散文，他的散文只是诗的扩展稀释，而他的诗则是他的散文、小说和民谣音乐的综合与提纯。《阴天十九行》很散文化，琐碎的细节内嵌在诗行的转折分行间，就像楼梯过道狭长而幽暗，却由于有着情感的小窗户通往人性的自然平原，读起来全无压抑碎屑之感。近年来庞培有一种将阅读对象化作写作题材的取向，如《谢阁兰》和致“沃尔库特”“康拉德”“霍斯曼”，甚至还包括写天山、黄河、比萨斜塔等诗，将长江边的庞培推向了近现代典籍中的庞培，将空间的抒情主体推进了时间深处，转化成历史的抒情主体，这种拓展对庞培个人来说意义很大。我个人认为，如果庞培能将阅读题材深入拓展，钻探的笔尖一直向古代地方文献深处伸展，那么庞培获得综合性能力的天梯也许由此而出现。

在新古典主义写作路向中，李少君、张维、伊甸、泉子、长岛、李浔等也都是我关注的诗人，都在某一方面呈现独特的面目，占据某一经纬点，已经或正在开疆拓土，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了。

最后总结一下，走向语言的共和，百年新诗何以可能？

新诗百年走到今天，已到了出综合性大诗人的蜕变期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指认。一是古典经验，目前中国百年新诗的发展态势很象初唐，唐诗是在六朝宫体诗的语言积累、思维历练、人性抒写、经验开发的基础上蝶化发展的，李白杜甫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而且我认为第二个百年新诗中大诗人大约一定要在江南产生的。李白是在江南写出他的大诗人文本的，杜甫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接近江南过程中成熟的，他的代表作是在长江中游写下的。二是横向比较，相对汉语小说已有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语诗歌获得国际承认也应该为时不远了。虽然获奖并不是唯一标准，但毕竟也是一种尺度。

在作如此乐观的评价下，百年新诗再出发，我认为必须以政治学的共和理念引导并管理好诗歌的生产与传播，无论诗人个体还是群体，包括意识形态管理者，都必须以共和理念贯穿在写作过程，以充分尊重个体创造的立场来处理好地方与京畿、方言与普通话、个人私语与公共话语、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自我与他者、全球化与地域性等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共和于语言建设，共和于文本创作，共和于美学实验。反对那种唯我独大、老子独尊、不灭他人不朝食的绿林意识、帝王姿态、诸候立场。在共和共建共生、互竞互促互构的文化氛围中，百年新诗再度出发，集大成型的诗人必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