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哲学是人类心智的两个极端，都是特别容易被误读为某种绝对性和自足性的东西，但这可能恰恰是因为，在它们看似完全对立的心智运作方式背后，都有一个看起来大而无当，因而容易被无视的目标：理解和肯定世界的整全性。或许正因如此，它们需要存在于与这个世界若即若离的某个极点上。因此，当人们说古希腊人生活在《荷马史诗》的世界里时，并不算是一种太过夸张的说法：而施特劳斯就是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结构和情节，而不是从其概念化表述和哲学主题当中，来解读伟大哲人的“隐微教诲”。当人们能够突破自以为是的“现代”视野，看到古典诗人和哲人心智宇宙的全景时，就会发现它们原本是那样地接近。连卡西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都在这种心智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18世纪文化：在尼采和那些富有雄心的现代主义诗人那里，或许还可以看到这种心智的遗迹，但已经被当作现代“哲学”或“诗歌”各自眼中的附属物和多余的外部因素来看待了。

在古典作家们的整全视野当中，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活世界中的现实的文化存在来考量，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不被封闭在深山谷壑当中，也不会随着流行的时尚文化随风起舞，从而消解自己的文化重量。古典作品的文化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灵异的秘密：“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在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时，古代圣哲们唯恐自己的主旨因为不恰当的表述方式而被误读和误用，而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思虑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他们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心智，不如说，出自于一种恢弘和整全的心智构成，将伟大的心灵力量在两个极点之间往返周旋、反复平衡，才把这一切做得圆融无碍。当然，这并不是一种老练狡黠的生存技巧，从根本上说仍然源自于对这个世界深沉的挚爱，以至于必须进行整全性处置和把握的深层愿望。可以左右对这个世界出乎其外、入乎其内能力的，恐怕“诗”与“思”是最接近神性的力量，而从事“诗”与“思”劳作的心智本身，也才得以从对存在领域全体的全面占有和全方位劳作当中，获得自我满足。

因此之故，伟大的诗人和哲人都不以否定这个世界为能事，而是从根本上严肃地肯定这个世界。这种肯定态度，是在看透人类生存的严酷性和局限性之后，抛弃一些非本质的东西，最终让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世界稍许减缓它的残酷性。以哲人的眼光来挑剔这个世界的毛病，否定它，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用理念的利器拆毁那并不完美的历史的宫殿，一定势如破竹，但人类从此就得从文化存在的意义上重返原始的洪荒年代。因此，伟大诗人的思想格局，不只是存在于诗歌的语言内部，而同样也在诗歌的肌体之外氤氲盘旋：打破生存世界的物化硬壳和人为障碍，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以将这个世界编织进诗性的文化经纬的方式，整理和肯定这个世界的整全性。因此，近代今文经学大师廖平才将《诗经》界定为“经学之总归，六经之管辖”，邦国的根基。而伟大的哲人同样在理念的金字塔塔尖上，为这个世界牵肠挂肚。如果放弃世界的整全性理解诉求，那么只会被一个破碎的世界和思想文化的碎片遮蔽自己的眼光。西方传统当中的“诗与哲学之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源自于诗歌与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责任。从诗歌与哲学的立场看来，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或者价值秩序，“诗”和“思”的职责是维护和保存这个序列或秩序，但它们都不想、也不可能以通过自身成为一个价值层级的方式来做这一切——因为这违背其诉诸整全性的劳作本性。因此，诗和哲学之间的争执，从更深层动因上讲，是一种自我排斥和“自我退出”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对于对方的护持和召唤：“诗”“思”之争，恰恰是要召唤对方的存在成为存在，以便在生存世界的内部，为人类操劳。当然，诗和哲学最终谁也没有驳倒谁，而成为应和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的生存世界和生活方式的范型——它们分别对应着以价值皈依或按自然理性的方式来生活，这其中撑起的是西方文明的宏大格局。

因此，“诗”“思”并举，才是文化和文明应有的格局。它们二者当中任何一方的缺失，不是理念和思想的缺失，而是文化的缺失、文明的缺失。而在“诗”与“思”之间覆盖的心灵地带，是人类心智当中最为高贵的那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原型。一种经不起心灵的光芒照耀的文化，必然是塑料般的工业产品：一种没有注入心智的金液的文化，必定是浅薄的机械复制。它们或许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但只是一种消解文化的价值纵深和文明的价值秩序的过程本身。对之进行的简单迎合或拒斥，都有可能不得要领、用力不当。今天的诗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轻飘飘的文化失重的感觉，这也包括某种意义上不乏优秀的诗人们精心编织的或精细或锐利的那些语言织体，因为找不到楔入这个越来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的恰当方式，从而也只能在这个“美丽”的文化世界当中，处于一种失去平衡的滑动状态。在并不真正了解当代诗歌的一般人眼中，诗歌估计已差不多沦为一个文化小丑，因此，无怪乎几乎每年都有“年度”笑话被归之于诗歌。人们把这归之于诗歌的“圈子”，诗坛的“晦气”。但实际上，在当今诗坛，蔽塞的不是诗歌“圈子”，而是诗人和批评家的心智，“晦气”的不是诗坛的氛围，而是人们关于诗歌的知识。当下诗歌领域需要的是停止自我剥夺，恢复诗歌心智的整全性。

其实，当下诗歌领域并没有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多么强烈的自律和超脱的性质，它仍然在以各种方式映现着这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文化观念，粘连和辗转于强大的“文化生产”机器当中。这么说，当然并不排除当下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场域本身并非一定是个真正有利于诗歌的文化场景这一因素。走出诗歌的自律性幻觉和纯语言幻觉，进入文化的真实性和存在感，首先需要把人类分立的心智贯通起来，把“诗”和“思”贯通起来，走向一种具有文化重量与文化延展度的诗歌场域的存在感、存在格局。人们可以在生存性总体这一比较原始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文化心智”和“存在格局”的意旨。当然，在当代诗歌领域，从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和观念方式通达这样一种思考和认知格局并不重要，比较有意义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将它转换为一种诗歌心智的要求：我们相信当代仍然有一大批严肃对待诗歌的诗人，但当人们并没有深刻地思考、理解和处置今天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处境时，有理由相信，诗歌心智还并没有挣脱不应属于它的片面性，诗歌还没有超出其断面化和支离化的文化存在方式，而进入圆融的整全性。

对于当代诗歌来说，用“诗”和“思”的统一来表述和要求这样一些问题，会不会让人这样理解：这难道不是在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吗？是不是在以偏概全？这里的问题、当下诗歌的问题，是否确实只是一个“思”的问题？蔽塞和封闭当代诗歌的，恰恰是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概念性的东西，而能破解观念和概念的蔽障的，只能是观念和概念本身——虽然它的结果，不是指向观念和概念，不是“思”本身。用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方式来说，当代诗歌仿佛还缺少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存在“形式”，来承担它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实体性。这个意义上的“形式”，只能是缺少来自于“思”和理性力量的不断投入，而不可能是来自别的地方。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诗歌相当程度上很可能只是诗歌的质料，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诗歌需要像一个哲人一样生活，而我们的诗歌还只是处于冲动的激情少年阶段。其本身可能不乏“真知灼见”和“片面的深刻”，但还没有找到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可以着力的恰当方式，以及自身存在的文化重心之所在。诗歌本身的“思想性”，只是这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诗歌领域很多人希望定型的“诗体”，乃至像古典诗歌一样的诗歌格律，或许也只是这个问题的遥远的影像投射：而盯着诗歌文体所理解的中国古典“传统”，自然也就难以通达诗歌的古今之变……这些都把问题变小和简单化了，它们本身只是一些建立在现代神话基础上的观念碎片。当代诗歌需要的，是以开放而健全的圆融心智，在“诗”与“思”的诚恳而又睿智的平衡中，以深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文化本质，以深度加入外部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回归自身的文化存在，在心智的回环、弯度和曲折当中，或许是诗歌自身的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实体性诞生的地方。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