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轻松：我经营着多种体裁，就像十八般武艺，谈不上样样精通，但我起码做得还算专业，所谓的艺不压身。激发我这种热情的恰恰是改变本身，无论哪种武艺，其精髓是不变的，也无论是哪一种写作，其核心也是不变的。

[编者按]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诗人。她们以柔软细腻的诗心，勾勒着生活点滴、倾诉着爱恨情仇。她们用人生来膜拜诗歌，也用诗歌温暖人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国诗歌网最新推出“女诗人系列”访谈，带你近距离欣赏那一道道亮丽风景。欲知“女诗人养成记”，请随我们一起，探访她们的生活现场，感受她们文字中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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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女诗人”系列访谈】合辑

“走近女诗人”系列访谈 【第21期】

李轻松（诗人主页），女，跨界写作者。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垂落之姿》、《李轻松诗歌》等五部，并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荣获第五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九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花街》、《心碎》、《大西迁》等七部，曾多次荣登图书排行榜。曾在《南方周末》开设个人专栏，著有散文随笔集与童话集若干。近年开始戏剧创作，有诗剧、音乐剧、京剧、话剧呈现于舞台上，另有影视作品多部。现居沈阳、职业编剧。

简评：

在当代诗坛，李轻松是一位以激情贯注写作的诗人，面对流派芜杂、立场多元的诗歌现场，她从未随波逐流，而是主动与世俗保持距离，孤寂而安静地剖析人性中的一个个黑暗瞬间，在精神的谷底铸造诗情。从八十年代初涉诗坛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沉醉于陌生而混沌的微观心灵世界，以浓重的主观色彩步入文字的竞技场，通过语词间的辩驳、诘问和意象的非常规组合，抒写幽深宏富的原生态经验，既含现代主义的前卫之美，又深融尊崇生命的人文传统，个性纯粹卓然。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意识到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在坚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她尝试调整姿态，“由内而外”地返回日常空间，对身边生活采取“及物”的观照，从而拓展了言说范畴。可以说，李轻松的写作是在迂回与起伏的不断探询中走向成熟的，无论是狂野飘逸、还是平实沉静，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释放血性与激情。在喧嚣浮躁的商业年代，她能够以澄澈之心，坚守神性写作的立场，实为难能可贵。

——卢桢、罗振亚

李轻松是一个翔舞飞腾于东北平原上令人“勾摄魂魄”的“天使与魔女”。说她是天使，那是其诗满眼皆是令人眩晕的色彩，仿佛有着某种神谕的力量，成就了她诗歌的独具的天才表现；说她是魔女，是她诗中时不时喷发的魔幻般神秘而灵动的语言光泽，并以此为我们展现一个神话般超现实的世界。

一路飘逸而神秘地走向诗坛的李轻松，时而如游龙戏水般进入自己腾跃的生命空间去获得心灵的自由度，时而像羊群游动在天地间去绵延自己的精神图景。如果说翟永明是一位神奇的“女诗魔”的话，我想李轻松应是一位神秘的“女诗妖”，或者说是诗坛上一个“无限妖娆的女兽”。重要的是，李轻松诗歌带给人们一种东西，那就是莱昂内尔·特里林曾阐述过的“自由想象力”，其意向是对自由、独立和宽容的不懈追求，是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无限解放。难得的是，在写诗与编剧之余，她又加入小说家的行列，还经营起散文随笔、影视和评论来。据言其诗剧《向日葵》在北京公演时曾引发强烈反响，着实令人惊讶于她才情超卓的表现以及生命中所具有的活力、精力和动力。

——庄伟杰

出生于1964年的李轻松，堪称一位善于表达女性身体的诗人，我不认为一些专写“下半身”的诗人懂得何为身体，因为身体不光是性器官，肉体除了性高潮，也还有着疲惫、衰老和疼痛，姑且不论精神性诸于身体的影响。李轻松书写的“身体”，尽管具有流水的形态和质地，却显得比油锅更加暴烈，犹如纵身一跃的瀑布，大开大合，这样的“身体”是如此美妙，但却隐露着看不见的刀锋。那是“一把暗处抽出来的、不声不响的刀”，有着不易觉察的隐秘性，符合所谓隐忍而凶狠的女巫特征，沾着女性情感的铁锈和血迹，还有女人精神的锋刃和寒光，它通过割伤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打击这个世界。正因为李轻松诗中浓郁的暴戾感和高涨的斗争热情，让我感到她是不会也不屑跟这个世界对话并和解的。但无论如何，她在展示女性身体和女性精神的天才表现上，除了翟永明等有限几人，至今仍是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黄金明

1、花语：我印象里您是一个创造力超凡的人，在您有限的写作生涯里，您创作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影电视、戏剧等多种体裁的作品，您旺盛的创造力是源于经历，还是源于您丰富的想象和对生命的热爱？

李轻松：一个人的经历肯定会成为写作的原始资源，几乎每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都带有自传的色彩。我也不例外。我的所有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生活的烙印，但讲故事不是全部。

这些年，我看了许多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电影与戏剧，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退化了。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而使现实主义走到了一个死胡同，现实生活无需我们如实地记录，因为每天发生的故事不知比我们的笔下精彩多少。我们还需要从故事里挣脱出来，发现故事背后的巨大空间，不经心理处理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我经营着多种体裁，就像十八般武艺，谈不上样样精通，但我起码做得还算专业，所谓的艺不压身。激发我这种热情的恰恰是改变本身，无论哪种武艺，其精髓是不变的，也无论是哪一种写作，其核心也是不变的。但这种形式的变幻无穷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乐趣，它不止于想象不止于技艺更不止于快乐，它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梦境，我不愿意把一个梦做到底，我想做的梦，每一个都不同，它们互相渗透、一个梦套着另一个梦，变化永远没有穷尽，只有这样才有意思。

我理想的作品一定要与现实保持着应有的距离，一定有一个妖冶的女兽，她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它能够也一定能够承载我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它可以越超时空越超生命存在，它可以流光溢彩也可以沉寂无声。她是多元的、有张力的、无限延伸的、充满情欲的。

2、花语：您的创作已经三十年，请介绍一下您这三十年的创作经历。

李轻松：1985至1995年，我的主要精力用来写诗。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期，可惜我没有赶上末班车，直到1989年，我才算是正式登上诗坛。第一个十年，就我个人的诗歌创作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我是从外往内里写，深入到精神深处，完成了我第一次的自我完善。无论后来如何变化，那时的部分高度我再也无法超越。1995至2005年我主要写小说。十年间的小说写作，培养了我讲故事的能力，最火的一部小说曾卖到百万册以上，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另一部小说在1998年也光荣地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当然，我并不是以图书的发行量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志。但是，我应该算是最早与市场接轨的写作者。如果谈起市场很容易陷入通俗的陷阱，但我并不忌讳，因为畅销并不妨碍我的人性思考。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它培养了我对好小说的判断能力和写好小说的野心。2006至2016年是我写影视与戏剧的十年。这十年突破了我对原来思维模式的限制，使我获得了更加宽广的想象空间。戏剧可以说是公认的最难的文本，但是值得骄傲的是，我在做在坚持在进步，这是寂寞的前行，所幸的是，现在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我掌握了那些技能，汲取了戏曲的传统经验，又在日新月异的创新浪潮中受益。我一直在诗歌戏剧化、小说戏剧化的探索中找到新意，这是最令我欣慰与激动的。

3、花语：您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曾多次荣登图书排行榜，这个成绩值得骄傲，请介绍一部最得意的作品？

李轻松：最得意的作品我还没写出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小说是《花街》。1995年，我还在一家科技期刊工作，每天八个小时，一丝不苟。我的孩子才两岁，每天的午休时间和下班后的一小段时间是我的写作时间。最享受的是我用小说里的角色对话，就像一个人的戏剧，我来表演众多的人物，用不同的口气对话，常常会泪流满面。小说使我多活了几辈子，体验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有时我会沉浸在那种命运中不能自拔。

   这是一部描写两个家族近一个世纪的情爱纠葛的长篇小说。象征着西方文化的尖顶小楼－－牙科诊所和象征着东方文化的日式小楼－－乔府都地处花街，它们在本世纪初开始隔街相对，经过了风雨飘摇的时代变迁，其中的人物命运也随之大起大落。他们彼此对峙、拒绝、融合、毁灭，直至最后的寻找，无不带着历史的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怪兽，对命运的冰冷注视、肆意摧残和无声控诉。它以一个个狞厉与焚情之爱，展示了一幅世纪的画卷，得到了圈入人士的好评，有人这样评论我：“她与写《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有点像－－才气逼人，都有些最奇特的地方和浓郁的神秘。”

我一直想把我的青春时代所经历的灵魂上的悲剧和对美的重新审视写出来，在揭示人性真实的时候，可以穿越那些黑暗的瞬间，哪怕是残酷无比，但是可以得到拯救。我如果没有学过医，没有过那种惊心动魄的灵魂历程，我就不会有这样的美学观念，不会把美放在这样残缺的生命之中，那么写出的作品也不会带着这种别人所不熟悉的气味。这大概也是我的小说热销的原因之一，也是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4、花语：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最初如何进入诗行的？

李轻松：诗歌为我所有的作品都赋予了灵魂。

在我眼里，天空大地、山川河流、石头草木、人情世态都是诗意的一种存在形态。当我在戏曲中听到诗被吟唱，在电影里被呈现、在剧场里被表达，而不仅仅被朗读时，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诗与旋律、诗与剧情、诗与画面、诗与肢体都发生了联系，再看诗时，诗已不是单纯的静止状态，而是流淌的水、是飞翔的鸟、是绽放的花、是天籁之声……

我似乎说过，我写诗是因为童年的恐惧与少年的幻灭。我童年时代怕见生人、怕天黑、更怕巨大的宇宙。我用写诗来抗拒这些恐惧感，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因为当年学医，看见那么多的白骨和脏器，我感受到了死亡；又因为当年跟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在一起，感受到那种崩溃感，简直令人也快要发疯。是这些把我原有的一切打碎了，使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本质。其实，看到本质是一种残忍的事情，我的青春就是在这种不断地破碎中度过的。所以我感谢写作，它就像一些针线，把那些破碎的东西重新帮我缝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丧失掉的永远找不到了，而新生的东西又带着一种碎裂的痕迹。

5、花语：您的诗有着自言自语式的破碎忧伤，它犀利、疼痛、简洁，有着手起刀落的快意与诀决，您创作中“铁”的意象有何深意？

李轻松：铁如一座奇诡的迷宫，变幻无常，酣畅淋漓。从最质朴清晰的白描式的絮语到最前卫的迷离扑朔的梦呓，从舒缓的抒情柔板到最原始的情绪宣泄，都饱含着血液与体温的浓度。我要“铁”那种激情、富有生命的活力，平易，力度和光彩；我要“铁”那种先锋姿态而拒绝平庸、萎靡；我要“铁”那种对汉语的输血能力，突破规范、打破常规的极度自由；我要“铁”那种身心的舒展与贯通；我要“铁”所构建的伟大的精神世界，超越性别的局限，到达更加广阔的天地。

我与铁重建了我的自然河山及思想河山，它自身携带的血性基因，一直给我的创作输血，让我能够保有自然与本能的原生态，摆脱一些所谓“文明”的困扰与束缚，不断地激发我生命的潜能，带我去赴一场生死之约。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铁”就来到了我的内心，我们就打一场天翻地覆的“铁”，那是又一次的锻造、淬火与拯救，也让我所有的沉渣全部泛起，深情的拥抱那朴素的心灵属地，壮美，开阔、幽深。

如今所写的打铁诗已有几十首了，它记载着我灵与肉的融合。而打铁与写诗一样，是一种手艺，我爱上了它，幸与不幸都在其中。

6、花语：您曾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萨满，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剧本创作需要？

李轻松：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有幸的是，我在拥有现实世界的基础上，还拥有一个别人几乎无法靠近永远无法了解的世界：灵异世界。

我的祖母是萨满师，我从小在她身边长大，可以说，我是一个亲历者。她十四岁成为大萨满师，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曾经名满辽西。萨满还是个心醉神迷的人，能与超世界通灵，能灵魂附体，也能灵魂出游。我祖母具备了大萨满师的一切功能……

萨满向我输送的都是形而上的信息，是要靠自己的心灵接收并处理，才能发现并体会其中的奥秘的。也许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在无数个神秘的时刻迎接神灵的降临、在雾气茫茫的山间招魂、在无数繁琐的仪式后与鬼魂通灵……它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我无法向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解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我写诗，不过是记录那些状态下，我的所感所触，或许那所感所触并不是我独有的，而是我替神灵记下的罢。

直到2001年，我认识了一位专门研究萨满文化的学者，跟着他到黑龙江去实地考察，后来又跟一位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人类学家一起采访与探讨萨满，才知道原来我所感受到的是中华文明的初始形态，就是具有原生态的遗存萨满。现在，萨满教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重视，每年都会有学术研讨会。在世界萨满文化的故乡，我戴着祖母给我的护身符，众神好像从来都不曾离我左右，他们为我打开的另一个世界也依然鲜活。我时常会想，如果我没有受到后来的教育，如果我也生在旧时代，我会不会也像祖母一样成为一个萨满师？

7、花语：请介绍一下您拍过的电影，最得意的部分！

李轻松：四部，都是合作编剧，电影也许就不是一个人的活儿，它需要多方的碰撞与交流。在好莱坞，一部电影的产生就像一条流水线，每个人负责一个岗位，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国内将来是否也会如此细化，我不好预言，但多位编剧的交锋是十分必要的。我的四部联合编剧的院线电影是《欠我十万零五千》、《黄河女人》、《洋妞到我家》、《无悔的心》。得意的一部还没拍出来，这些实践为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许得意的一部，就在未来的某一部。

8、花语：您创作了各类舞台剧，最近跨界融合新京剧获得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6年资助项目。您如此得心应手是否得益于您良好的写诗功底？

李轻松：文学都是相通的，我想挑战更有难度的写作，尝试诗意不同的表达方式。三十年过去，虽然我在不同的阶段里有着不同的写作重点，但唯一没有放弃也没有停顿过的就是诗歌创作。

今年我做得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是申请北京市艺术资金，以跨界融合的方式，颠覆以往旧有的模式，来重新结构一台戏剧。可以说跨界是我的常项，多年来的跨文体写作，使我在各种体裁之间可以自由地穿行。申请这个项目是很难的，要经过层层的筛选，还要通过专家组的答辩，所幸的是，这个作品得以满票通过。

在这部剧中，我写了几段梦，同一个人物的人生不同阶段用不同的行当来诠释，形成了跨行当的表演。花旦、刀马旦、青衣、老旦会共同演绎同一个人物，打破了以往一个行当一个人物的固有模式。在唱腔上，即保留了传统京剧的原有意蕴，又不拘泥于固定的程式，大胆地使用民乐来伴奏，以前有钢琴，现在有民乐，通过那种丝竹之声，来体味京剧的韵味，一定会别有滋味。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着迷于传统戏曲，因为我在其中看到更多我们已经丧失的东西，我会在那种一唱三叹中体味到那绕梁三日的余韵，要部分地找回那优异的部分，并进行孤独的实践。我已改编了古希腊经典戏剧《安提戈涅》为京剧，今年已经改编了评剧，由沈阳评剧院演出。这些创作更多是受益于多年来打下的诗歌写作基础。戏剧的空灵与飘逸与诗歌最为接近，尤其是唱词上，古典诗歌基础更为借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还将继续做下去。明年这部剧将首先在国家大剧院绽放，接着会进行全国巡演。

过去的几年，我继续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舞台剧，影视剧。也许你会觉得这与诗歌相去甚远，可在我看来，把诗歌置身于我的舞台上与屏幕上，那感觉是全新的。我因此而多出多种展示的可能，多种视角与方式，比如（元）叙事、解构、白描、陈述、场景穿插等，因为写作就是无所不能，除非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所以给诗歌一个舞台，一个戏剧百空间，就给了诗歌无限的可能性。

1972年与父母和小妹合影

9、花语：您是2007-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请描述一下您的驻校生活，最难忘的是什么？

李轻松：2007-2008年，我重返校园，在那间五楼的小屋里，第一次沉下来，用心地看着四季变化，读读书、发发呆、散散步，堪称是世间最幸福的事情。

房间窗前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相信许多人都描写过这棵树。我怀念它的不仅是那风吹过时那树叶发出的哗哗声响，还有春夜里，那雏鸟儿细小的、柔软的呢喃声，它一直能叫到我的心融化……是件幸福的事情。

经常往返于南北校区，在北校区图书馆借到书，抱着它们徒步回到南校区，仿佛抱着宝贝一般。然后坐在冬日的阳台上，让阳光暖暖地照着自己，慢慢地读一本书，是件幸福的事情。

我驻校期间，正好赶上汶川地震。那天，我陪着蓝蓝去北大医院看医生，坐在候诊室里聊天时，好像是她的表妹或表姐从四川打来电话说地震了，我们俩非常震惊。之后的校园便一片动荡的气氛，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那天晚上，据说北京有强震，我与首师的学子们一起，不敢回到房间，在大操场上走着圈，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所幸地震并没有发生，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为了诗剧《向日葵》的成功演出所付出的辛苦。为了能表现诗歌的另一种方式，我在驻校仪式上就表达了我的这个理想：我的作业将是一部诗剧。我做到了！在南校区的操场上，当年那些孩子们为了排练而奔跑的影子、那呼喊的声音、那年轻的笑脸还闪烁在我的回忆中。我从远在家乡的精神病院借来病号服，从西安美院借来了人体素描，从首师大美术系借来了画架、调色板。我身兼数职，为了借道具，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成了落汤鸡。

在九个剧场，我几乎请到了所认识的不认识的众多诗人，包括鲁院学习的那一届学员。观众太多了，座位满了，便加了马扎；马扎满了，又加了坐垫。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观看我的诗剧上演。结束的时候，那么多的掌声与鲜花，我不知握过多少人的手。有人说，这是他们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先锋戏剧，那是件最幸福的事情……

当然，也有不那么幸福的事情，演出结束后，我光顾着接受鲜花与赞美，有点被冲昏了头，结果那张借来的人体素描不知道怎么就没了，一股火上来，我感到浑身都在发烧。我平生最怕的就是不守信或对不起别人，答应人家演完了要还的，结束还不上了。记得我坐在拉道具的车上，给人家道歉的情景，真是死的心都有了，痛不欲生。所幸的是，那位同学并没有怎么怪我，好像还安慰了我。至今那幅画是怎么没有，去了哪里，依然是个谜。

1985年，在精神病院宿舍与邓红锦合影

10、花语：您上过卫校、有过精神病院工作经历、中戏学习经历，这几段生活在您的人生中是否重要，说说当时的情形？

李轻松：如果说医学经验对文学有所助益的话，只以我的经历来说，那就是医学帮我打碎了原有的美，使美有了更多的指向，比如残酷之美、绝望之美、暴力之美……我在破碎之后的重建过程中，找到了文学这个载体，它那么契合我的心意，帮助我直接到达内心。

卫校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解剖室，我在那里接触了死亡，它神秘而高大，冰冷而绝望。那些尸体的气味、那些闪烁的手术刀、那些破碎的脏器，使我幻灭。精神病院五年，又恐惧又迷醉，却在那种碰撞与交流中到达过别人无法到达的地方。我每天在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中开始写诗和恋爱，使我苦闷的青春有了细小的呻吟和回答。我觉得诗歌与精神病有些相通的地方，它使我对佛洛伊德的阅读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且可能比佛洛伊德更加丰富。

   卫校的生活使我收获描写以解剖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而以精神病院为背景，我收获了另一部长篇和一部诗剧。我想表现精神病人－－这游离出正常人类的一部分心灵，对人性释放的争取、自我生存状态的极端自由，应该与所谓的正常人群相互观照与互见。

在中戏，最令我怀念的就是追戏的桥段，各种的软磨硬泡。周围的人艺剧院、青年话剧院、逸夫剧场、黑匣子小场场，我成为这里的常客。黑匣子天天有演出，座位太少，几乎每次都是站着看的。最疯狂的一次是自带面包与水，一天都没有离开剧场，觉得那是犹如神仙般的日子。

11、花语：您参加过第18届青春诗会，当下活跃的诗人还有谁？当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轻松：当年第18届青春诗会在安徽黄山举办，与会的诗人有：鲁西西、杜涯、雨馨、黑陶、庞余亮、胡弦、刘春、江非、张岩松、姜庆乙、哨兵、魏克、张祈，李轻松。

印象最深的就是与盲诗人姜庆乙同行，他从丹东赶到沈阳，在他弟弟的陪同下，与我会合，我们一起买了到南京的卧铺。一路上，慢慢了解他，敬重他、佩服他。在黄山，庆乙虽然看不见，但他与我们一样登上了黄山之颠，他的乐观与积极让我感慨良多。这些年，我们成为相知的朋友，经常互通信息，让我惭愧的是，他的阅读量与信息量大得惊人，一般都是他在微信上告诉我，哪里发了我的作品，网上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当初我不知他是如何阅读与获取信息的，后来我们有过长谈，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他的阅读与思考，是那样的震撼我。我知道那是他伟大的母亲，与他共同创造的奇迹。而且他的母亲，一个普通的东北女性，不仅对他的儿子倾注了无与伦比的心血，她对于艺术的直觉与判断能力都是令人惊讶的。还记得在他的婚礼上，我止不住泪注满面，为那样的坚韧与强大、那样的庄严与信念，被他感动至极。

到达黄山旅馆之后，我们与会作者的名字都被贴到了门上。我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我的名字被写成了“李轻朽”，同样，张岩松的名字也被写成了“张容朽”，后来大家经常开玩笑，两个老朽，一个轻易就朽掉，一个容易朽掉，半斤八两。

那时刚刚有了网络，我记得每天傍晚，刘春都要纠集一些人去山下的汤口镇上网，发布诗会信息。诗会分了三组，我们这个组负责的好像是韦锦。他谈作品不在房间里而是到小溪边，山上有飞流下来的瀑布，耳边是流水声，我们就坐在河边的岩石上或在河边漫步，谈诗的修改，在场的人有胡弦或者还有江非或者庞余亮？我有点记不起来了。但那次改稿肯定是我一生中最有浪漫意境的经历。

我们在登山的途中，遇到了莫言，他与梁小斌有三句对话。莫言问：“你的钥匙找到了吗？”梁小斌所答非所问：“你对黄山印象如何？”莫言说：“好像一堵雪白的墙。”众人一笑，合影留念。

那时我刚刚完成香港亚视的“体验生活”的采风，沿边境走了几个月，在见面会上，刘春与江非他们不时地看我窃窃私语，不知我哪里不对。后来才知道，他们认为我不像个诗人，倒像个商人，原因是因为我腰间绑着一个大钱包。我那几个月的远足，因为总是丢钱包，所以就索性绑在腰上。不过他们仅凭这个就给我一个标签多少有些武断，所谓的商人也就是指的世俗气罢了，不像诗人那么仙气，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也乐于接受。

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小雨住一个房间，我与她谈得更多的不是诗歌，而是我那几个月的所见所闻，她听得兴趣盎然。后来与鲁西西、杜涯一个房间。鲁西西手不释卷攻读圣经，那么虔诚，令人感动。杜涯戴着一顶大檐斗笠，足以遮住她的半张脸，显得那么神秘与大气。坐大巴车，大家都需要唱歌，我还记得我唱的是东北民歌：“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儿，花心心的脸庞红嘟嘟的嘴儿……”那种民歌的鲜活及生命力远远胜过我们的想象力。

至于还有哪些诗人还活跃在当下，只要是身在诗坛之中就不难分辨。有些人淡出，有些人留下，都是有一种选择，都很正常。

1970年

12、花语：听说您在做一个独立的项目“剧本朗读”，能说明一下吗？

李轻松：目前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原创力量·剧本朗读”，已经做了三期，得到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的演出形式是：因陋就简，另辟蹊径，无需长时间的排练、无需豪华的舞美、无需大腕名角的现身、无需大量的资金投入，采取现场朗读的形式，配以适当的音效与灯光，通过朗读者声情并茂的朗读，同样能够营造一种真实的戏剧气氛、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完成完整的戏剧冲突，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引领听众一同参与剧情，走入角色内心，最后共同完成二度创作。未来演出成熟之后，我们还将在朗诵中间，穿插几段表演环节，使朗诵会更加生动形象，更加聚集人气。

我们会通过两种方式招募演员。一种是专业人员，另二种方式是志愿者。只要是热爱戏剧，勇于走上舞台，我们就给予他们表达的机会和表演的舞台。虽然他们没有专业素养，但他们有更大的热情与敬业的精神，愿意奉献，也同样能够慢慢地从主持人、从朗读者身份转向戏剧爱好者或表演者。

演出结束后，我主持现场交流与对话会。我们邀请编剧、朗读者、导演、专家上台，开展一次零距离的交流与剧本研讨活动。听众可以就剧本的构思、创意与实现与编剧进行场对话，气氛十分热烈。我们的朗读会不断地得到改进，在继承与创新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满足听众的需求，慢慢形成沈阳市的一个文化品牌。

13、花语：是否崇尚女性主义写作，在男权的社会，是否推崇女权主义？                    

   李轻松：性别不应该成为一种标签，更不应该成为女性的障碍。我也不会推崇女权主义，众生平等，男女平衡才构成如此世界，不应该谁压倒谁。写作也是一样。过分地强调作家的女性身份会把女性写作引入一个歧途，这是很危险的。我喜欢不在场感，那才是客观的。另外，我也不喜欢那种过分强调“无性别写作”，这又陷入到另一个误区，从一个极端一另一个极端，又在刻意回避着什么，不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首先是人，有着共通的东西，其次还是性别。写什么和写成什么样子那是天然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并不是刻意做秀的。有的女作家认为在作家的前面标上女性甚至标上美女带有性别歧视的嫌疑，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至少在当下还带有一种被看的心理暗示，尤其是对男性读者，有着深层面的复杂的因素。我不想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男性视角的不怀好意”或“某种敬意”，如果分析起来那是个很大的命题，在这里我不想多说。

14、花语：您曾获过一些奖项，未来是否还有更高的追求？

李轻松：获奖，多一项不多，少一项也不少。但诗歌，永远要多一字都多，少一字都少。你的每一首诗歌被人阅读，就是一次获奖，就是读者心中的一个奖杯，含金量多少，读者自知。用心经营自己的作品比去经营奖项更可靠，更持久，更纯净。而且我也相信，一些奖项一定会越来越公平越公正，更具有权威性，我会用我诚实的写作来向它靠近。

未来，就是还没到来，生命太美，还有着我所没有到达的地方，我的探索之心与描述之笔就不会停止。我要走向更远的远方，也要走向心灵更幽深的角落。我对写好小说、写实验戏剧、写梦一般的电影都怀有野心，总有一天，这些都会一一呈现。当然，这也是我诗歌的另一种写法而已。而我的诗，会充满我的每一天。

我曾经在天空中飞翔，现在我在大地上行走。我需要停下来，等等我自己的灵魂。我曾迷恋过刀，现在我喜欢花。我坐下来，面对风清云淡，慢慢喝一杯茶，我的目光便越过了自我，看到无边的幽野星空。现在我面容洁净，眼神安详，对一些不能原谅的事都能宽恕，对一些不能赦免的罪，都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