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我当然接受摇滚青年的称号,我还接受摇滚诗人的称谓,这样的称谓舍我其谁?吃菜就要辣的,摇滚就要重的,爱情就要轰轰烈烈的,这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话。
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诗人。她们以柔软细腻的诗心,勾勒着生活点滴、倾诉着爱恨情仇。她们用人生来膜拜诗歌,也用诗歌温暖人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国诗歌网最新推出“女诗人系列”访谈,带你近距离欣赏那一道道亮丽风景。欲知“女诗人养成记”,请随我们一起,探访她们的生活现场,感受她们文字中的温度。
女诗人访谈 No.20
杨碧薇(诗人主页),1988年出生于云南昭通。诗人、作家,文学博士在读。作品发表于《诗刊》《青年文学》《星星》《诗潮》《天涯》等。参加《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首届中国青年诗会。出版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曾获滇东文学奖、2016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诗奖等。
一定程度上,杨碧薇是他们那一代人当中的“先锋”,起码在写作的尝试以及写作者的姿态上而言是如此。这一“先锋性”尽管同样具有异端、怪异、少数人的色彩,但是杨碧薇也承担了一个走出“故乡”后重新返观自我和故地的“地方观察者”,尴尬与困境同样在她这里现身——“别处的暮色比故乡大”。“只想在诗里提出问题,那些在时代的瞬息万变中,被轻而易举地湮没的问题”,从这点上来说,诗人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我们不要奢望诗人去用行动解决社会问题——诗人在世俗的一面往往不及格,他们更重要的责任在于“提出问题”。
杨碧薇的诗长于繁密的叙述,其诗大胆、果断、逆行,也有难得的自省能力,她能够做到“一竿子捅到底”——无论是在价值判断上还是在诗歌技术层面。她敢于撕裂世相也敢于自剖内视,而后者则更为不易。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
杨碧薇的写作有更鲜明的现代气息,也更为个人化。我们甚至能从中读出当代摇滚乐对她的深刻影响,让她写下的诗行更急促,更破碎,更尖锐。杨碧薇所关注、思考、呈现的超越了对所谓城市乡村的人为分割,而立足于个人的体验,强化了个人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在世界对内在世界的扭曲、挤压和破坏。
——谷禾(诗人、《十月》编辑)
她打破了那种所谓才貌不双全,以及才学不双全的神话,一切成见在她面前可能只有一种结局——崩溃。碧薇的诗注重叙事,其主题大致是美与死。这只有从她的身体感出发才能理解。颜值即命运:美女和丑女的生活是不同的。美女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丑女往往逃避自己的身体,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之外的对象上。爱其实是为自身的美寻找归宿,一个人越美就会越关注爱。因此,碧薇写爱不难理解,但她也写死亡、屠杀以及病痛,这并非早熟,而是美的变调:一个人越美越怕死,或者说对死越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碧薇的诗歌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完整的身体写作,而不是局限或沉湎于性的那种。就此而言,可以把她的诗看成用词语为身体拍摄的一张张照片。
——程一身(诗人、翻译家、批评家)
1、花语:碧薇好!在当今的中国诗歌圈,喜欢写诗又玩音乐的男诗人有洪启、马条、蒋山,写诗又玩摇滚的女诗人有张潜浅,你写过连载的小说《摇滚少女发育史》,大学组建过摇滚乐队,那就说说你的摇滚始末?!
杨碧薇:先要谢谢花语姐姐!你说的这几个人我也很欣赏,最近我还在听张潜浅的歌。我是高中一年级时开始听摇滚的,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小说《摇滚少女发育史》基本是我的成长自传。其实从那时起,我就心怀一个组摇滚乐队的梦。上大学后,我去吉他协会学吉他,同时重拾了钢琴,就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我们开始组建业余的摇滚乐队,一开始我是任键盘手的,不久后人员调整,我被“踢”去当节奏吉他手。一起玩的朋友里,有一位大我们十来岁的老王,他很了解我的特质,认为我适合做主唱,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做主唱了。那几年,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排练室里。除了排练和演出外,生活也基本是一体的。我们一起去鼓手家做饭吃,据说他哥哥是叶世荣的学生,他深受哥哥的影响。我还记得他家有一条可爱的狗,名字叫“不能说”。冬天我们就去野外烧烤,端午节时去右江边看赛龙舟,有时还结伴去看别的演出,去外地参加大学生摇滚音乐节……后来因为要考研,读研以后学业也日渐繁重,我就放弃了乐队。不过摇滚并没有远离我的生活,我几乎每天都在听,做家务时听,写作前听,在火车上听,在健身房跑步时也听。我还写了一些摇滚乐评,发表在《天涯》等杂志上,希望有一天能够结集出版。
2、花语:摇滚按我的理解,节奏舒缓以吉他、贝司弹奏为主的,叫轻摇;而以重金属打击乐架子鼓催生的热度能把房梁掀翻的震耳欲聋,我叫它重摇!你的摇滚属于哪一种?您愿意接受摇滚青年这一称号吗?
杨碧薇:你的理解比较符合大众对摇滚的认知,但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可以谈更多。我认为摇滚是一个复合体,它接受任何人的任何理解,这种开放式心态是它能不断发展的前提。而我自己,也没想过把偏好归类,笼统地来划分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些词汇:哥特、迷幻、重金属。这几种类型的音乐与我的性格、气质比较符合。摇滚有很多种类型,它们都指向自由、抗议、反叛、监督,然后是宽容、爱、和平及与世界的和解。如果非要以轻和重来界定我的风格,那我肯定是重。吃菜就要辣的,摇滚就要重的,爱情就要轰轰烈烈的,这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当然接受摇滚青年的称号,我还接受摇滚诗人的称谓,这样的称谓舍我其谁?曾经我也很反感别人用摇滚来标签我,觉得这是把我简单化、概念化了。但今年春天时,和青年艺术家朱赫聊天,他说换一个角度,标签也是一种优势,首先这更容易让人记住我,其次这是我区别于其他诗人的特质。我一想,也就欣然接受了,更何况摇滚带给我不一样的视野。其实诗人们很容易出现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有的诗人读诗多,但不读小说,你要跟他交流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都不可能。更不要提别的爱好。有一次,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张中国摇滚地图,例如在新疆的位置它标了个“舌头”,在山东标了“谢天笑”,在湖北标了“生命之饼”,在云南标了“腰”。很多人都看不懂,问这是什么。他们的询问让我再一次确信,我拥有另一套知识体系、另一个话语系统,我是“小众”,并且将一直“小众”下去。
3、花语:好的摇滚音乐比诗歌更具渗透力,文学性和传播效应,鲍勃·迪伦获诺奖即是证明,在你看来,崔健、许巍、汪峰的音乐是否具有文学性?!
杨碧薇:肯定是有文学性的。只是说水平、侧重点、美学各有不同。就以许巍为例,高中时我曾把他的《青鸟》等抄在A4纸上,贴在卧室门上。我还用荧光笔在一件白色的运动T恤上抄了许巍《两天》的歌词,“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然后穿着这件衣服去学校上课。
在以汉语写作的摇滚歌词里,我还喜欢高旗和木玛的。高旗在他母亲的影响下,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还写过诗歌和散文,他的“这世界充满快乐,它让我艰苦”“童话的结尾人们永远相亲相爱”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木玛也很有文学气质,在一个访谈里,他说自己最近在读Nick Cave和Leonaro的诗集。他的“突然地发现,这是很短暂的,佩戴着的勋章已褪了色”、“看城市繁华如昼,像药水燃烧在血中,从指尖滑过的夜风形成,一首赞美之歌”我认为就是诗。此外他们还有好多非常棒的歌词。
4、花语:很多人喜欢到西藏、新疆等空阔之地去旅行,以清洗被城市芜杂蒙蔽多时的心灵和眼睛。你去过很多地方,2014年,你在天涯上发表了五万字的长文《我的朝鲜行记》,是真的去了朝鲜吗!?描述下当时的情形。
杨碧薇:是真的,那是纪实散文。当时就像探险,充满未知、恐惧、兴奋与不可预测的危险。我长期在外面旅行,其实不太喜欢一些热门景点,因为那些地方不一定会对你的认识造成什么冲击,没法有效地转换成你思想的一部分、促使你形成某些想法。因此去朝鲜我是抱有很大期待的,无论如何,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很不一样。其实去朝鲜禁忌很多,不能自由行,只能跟团,旅行路线都由他们设计好了。平时要处处小心,注意自己的言行,晚上你想溜出酒店,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喜欢摄影,但到了朝鲜后,摄影也是不自由的。他们会指定一些景点给你拍,未经他们许可的就不能拍,你还要作好随时有可能被检查相机的心理准备。我印象最深的是去三八线,那里是军事管制区,到了哨卡,就有一个士兵扛着枪上车,陪同前行。一路上都是铁丝网,听说那一带的地雷埋伏密度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在三八线上,屋子的另一头就站着韩国的士兵,虽然他们语言相通,但他们从来不开口说话,更不可能互相交流。
5、花语:你曾在蚂蜂窝旅行网做专栏作家,他们还给你颁过一个“年度旅行家”的奖,旅行是否丰富了你的人生及诗歌内质,对人的精神品质也是一种提升?
杨碧薇:是。其实我对旅行的要求很高的,这里指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它对个人精神的影响及塑造。我坐过几十个小时的长途火车,从呼和浩特去满洲里,从浙江海宁到广西百色。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被人抢劫过,手机、现金、身份证、银行卡全都没了。我也曾在青海西宁,和很多陌生人挤在青旅的狭窄房间里睡过。至于一个人照顾沉重的行李,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我的独立也与旅行同质,我搞不懂为什么有的女生一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男生帮忙。为了旅行,我吃过不少苦头,但也不断地看到世界的美妙。今年一月,我去印尼潜水。其实我不会游泳,但是换上装备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海里。印度洋的海水暖暖的,将我包裹在其中,我不断往下沉,看到越来越多五颜六色的珊瑚、海葵、海星,一群群斑斓的热带鱼自由地游来游去,阳光穿过水面,投下一束束光柱。周围很安静,只能听见自己呼吸氧气时的咕咕声。我仿佛已置身另一个空间,同时,我是孤独的,我必须一个人面对一切。这就像是人生,越来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越走越孤单,但是你还得走下去。二十岁时,我在昆明的一家书店买到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有句话我记得很深:“我们破破烂烂的手提箱又一次堆放在人行道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6、花语:你从广西百色学院毕业,又继续考研去了海南师范大学;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博士,如此好学的诗人还真不多,能说下为什么吗?
杨碧薇:就是因为我对文学足够热爱吧,我还热爱文学背后的逻辑,即自由。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足够热爱,他是不会放手的,即使暂时放手,最后也还会走回来。如果真的放手了,那就是不够热爱。
其次,学到的越多,我越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只有读书少的人才会自认为天下第一,其实他们所引以为傲的那点发明,前人早就玩过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眼界有限,不知道而已。在我看来,好学,不只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格局。在博士生群体里,我属于特能玩的那种,爱好广泛,比如旅行,就占据了我许多时间。但对我而言,旅行也是一种学习,当它能转化成我生命的经验与启发时,我所付出的旅行时间就是有效的。相比起那种传统的乖乖学生式的学习来说,我的学习状态看似不三不四、玩世不恭,但是,如果我没有付出过极大的努力,我想,要考上博士肯定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还要告诉花语姐姐一个秘密,从上初中至今,十五六年了,我没有看完过一部电视剧,也没有看完过一档娱乐节目。有时在饭店里吃饭、在候车厅等车,公共场合的电视开着,我才会被迫被污染两眼。我觉得这些东西太肤浅,无法为我的智商带来乐趣,花费同等的时间,我会首选看书,看好书。
7、花语:一个颜值高的美女,外表确实就是一张烫金的名片,你当过歌手、车模、主持人,有没有弃文从演的打算,在演艺和文学之间,你是否依然更偏爱文学?
杨碧薇:从没有过弃文从演的打算,这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当歌手、车模、主持人都是很偶然的,它们溢出了我对人生的原有规划,只是因为无意中走到了那一步,顺其自然地,就接受了。其实在这些经历中,也发生了很多故事,让我感慨唏嘘。比如2008年的中秋节,一家公司把自己的客户答谢宴安排到一个大酒店里。他们准备得很精心,希望有一些歌唱节目和游戏环节来助兴,于是就通过演艺公司找到了我和朋友。原定是下午六点开始的,但等客人们带着家眷陆陆续续地到齐后,都快八点了。服务员将一盘盘美味佳肴端了上来,客人们在下面一边吃饭一边看表演。我那天为了彩排,午饭就没顾得上吃饱,到那个点,更是饿得不行不行的。中间我们开始穿插游戏,比如击鼓传花,幸运的客人将获得一份礼品。但他们似乎并不感兴趣,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埋头聊天。经理几次在后台提醒,说要把现场气氛调动起来,于是我握着话筒站在台上说:“今天是中秋节,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可直到现在,我还没吃一口饭,要等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回去后,我才能吃一点简单的快餐。如果现在我在家里,我的妈妈也不会让我饿肚子。至少,她看我坚持站在舞台上,会给我一点掌声。”客人们听了都很触动,有人带头鼓起了掌。接下来我们的表演顺利多了。
这些事情丰富了我的经历,但最后恐怕都要为文学服务。确实有不少人劝过我远离文学、尝试演艺,他们本着善意及世俗的考虑——文学当然不如演艺赚钱多、扬名快。但听到这种话我也就笑笑罢了。
我曾在大街上遇到过三次星探,对别人来说,这种奇遇的概率应该微乎其微吧。但三个星探无一例外被我一口回绝了。其中一个追问过:“小姐,我觉得你很特别。其他女孩子得知我的身份,都高兴得不得了,你却一点都不激动。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我也很好奇,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文学。”就是这样。我心里有很坚固的东西,我所做出的每一件事,并不指望别人能理解。
童年照
8、花语:你算是诗歌圈里的多面手,但写诗,参加过《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首届中国青年诗会,作为80后,你的优秀很另类,以致耀眼,有没感到飘飘然的时候?
杨碧薇:没有过,飘飘然离我太远了。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差劲。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同龄人,高手都太多太多了。还有更多的人卧虎藏龙,我了解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夸口,那就是无知。这种心态可能与我小时候的际遇有关。来自父亲的否定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他很少夸赞我,而一旦我犯了错,他会非常严厉地批评。另外,我小时候长得也很丑。有一次,我和母亲在街上遇到她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那个阿姨再三问我母亲:“这是你女儿?”她根本不相信我美貌的母亲会生出我这样的女儿,最后她说:“不像你。长得也太……”回家后,母亲盯着我看了半天,自己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说:“确实不像我。女大十八变,长大了可能会好一些,不好也无所谓。外貌不能决定你的人生。你要清楚,你不可能靠外表吃饭,所以要好好读书,做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自我否定。在海口时,我去参加教会青年团契,小组长要我们打个自我评判分,满分是100,我给自己打了40分,而其他的弟兄姊妹给自己打的都是80、90分,他们很惊讶我的自我认可度怎么如此低。我想这也许有童年的影响。现在我的导师敬文东先生也常常在敲打我们,要我们充分意识到强中更有强中手。他说某些人在小地方自称帝王,而到了我们魏公村(魏公村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地名,汇聚了许多所高校),连个“村长”都够不上。我知道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很有压力。
少年照
9、花语:介绍下你的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
杨碧薇:这是“差别诗丛”的其中一本。“差别诗丛”有六本,分别来自于六个80后诗人:王原君、泽婴、紫石、白木、老刀、我。诗丛的顺利出版,还有赖于王原君、彭明榜、霍俊明等朋友的协作努力,我要再次谢谢他们。这套诗丛今年9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的这本,收入了我近年来的一些诗歌,分别写于海南、陕西、云南、北京、广东等地。其中传播度比较高的是《妓》、《家庭背景》。
10、花语:描述下你的童年和你的家乡!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杨碧薇:我的故乡昭通并非发达城市,近年来,因为冒出了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对文学圈的人来说,它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地名。我小时候生活在昭通市一个叫大关的县城,那里也很贫穷,但因为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所以我的童年衣食无忧。父亲更是精心地培养我,大到做人道理,小到说话手势,他都要教。长大后我才知道,不是每个同龄人都像我一样,从小就有很多芭比娃娃、从小就找家教学英语、从小就能读文学名著、玩相机的。我五岁时,父亲教会了我用键盘打字,我十岁时(1998年),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脑,那时还没有宽带,他就带我用电话拨号上网、玩BBS,鼓励我在网上自学。长大后,我和很多同龄人分享过彼此的童年,才知道即使是在大城市,如果是普通收入的家庭,1998年也很少有买家用电脑的。然而故乡的贫困是不争的事实,小时候,我常常在街上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老人,缩紧身子顶着瑟瑟寒风,只为卖出一背篓白菜。他们的目光是伤心的,没有快乐。旁观到的贫困,也成为我日后的写作资源。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我的家庭,如果不是因为父母有意识的栽培,今天我的生活可能就黯然无光。
至于我的母亲,她美丽、善良、贤惠、温柔。最重要的是她教给了我现代女性的独立思想,还给了我无私的爱与支持。我愿把所有赞美献给她。
青年照
11、花语:在你看来,一个好诗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杨碧薇:好诗人的品质太多了吧,但我觉得最基本的是:应该对诗有敬畏、对世界有敬畏。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和目的而去写诗。我觉得,这比无知者对诗歌的蔑视还要可怕。
12、花语:你现在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印象如何!?你心灵的诗意的城市是哪里?
杨碧薇:对于北京,我现在打出的分数是中等。它最吸引我的,并不是优异的资源和权力地位,也不是新事物和新思想。我觉得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新与旧并置的城市,摩天大厦、立交桥、胡同、古代的宫殿……这些东西在同一个空间里存在,就使城市避开了单一。因为长期生活在外,我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对北京,我也不存在一个适应过程,我一来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中。我喜欢北京的现代生活,也喜欢北京的胡同和老街。遗憾也是有的,一是气候不好,二是每当我难过时,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去看大海。无论怎样,我并没有回故乡生活的打算。我和我的博士生同门、青年诗人王辰龙聊过这些,关于他的故乡沈阳,他也有此同感。故乡是回不去的了,这就是我们这一类年轻的知识分子逃不开的际遇。
我胃口大,喜欢的城市太多,单是国内就有海口、广州、上海、苏州、西宁、大理、桂林等。以海口为例,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最喜欢的是那里的风,那种风有独特的质感,会唤起我想写诗的情绪。可能是因为气息上有相投之处,所以才会有诗意和吸引。但换个角度想,每个城市都有苦难与不公,这是再强大的诗意也遮蔽不了的。所以杜拉斯才会虚构萨塔拉,卡尔维诺才会虚构看不见的城市。
近照
13、花语:你是敬文东先生的学生,请评价一下你的导师,他身上最值得你学习的是什么?!
杨碧薇:我的导师敬文东先生身上有无数的闪光点。对于学术,他一直保持着充足的能量;对于世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一点他很摇滚,虽然他从来不听摇滚,但这确实就是以摇滚的姿态反摇滚)。
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非常努力。至今他还保持着每天阅读八小时以上的习惯,同时笔耕不辍。他常常对我们说,他自觉并非天分甚高的人,所以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但我们都认为这只是他谦逊的说法,他的天分其实很高,这从他表达观点时丰富多变的手势及灵活跳跃的眼神就可窥见一斑。这样的人还那么努力,你可想而知,他门下弟子压力有多大。其实有一句歌词说得就挺好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因此我也没有捷径,只能调整好前进的动力,向导师看齐,努力、努力、再努力。
14、花语:如果上天再给你三次机会遇到星探,你是否考虑去当演员?!
杨碧薇:不会。在演艺方面,我没有野心,更不需要靠万众瞩目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我有我的高山,我有我的流水。如果今后有合适的机会,在顺其自然的状态下,打打酱油客串一下也是可能的,但我从没想过以演员为职业。我清楚自己的天赋:做什么才是我擅长的。敬文东先生说,世上有才华的人太多,但大多数人最后都一事无成。因此,要懂得如何调教、管理自己的才华,不要浪费它。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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