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在高原上建构的诗意栖所——简论牛放的“高原诗”系列

摘要：四川诗人牛放“高原诗”系列中所流露的“高原（草原）情结”，表现出了诗人对自由、本朴、野性人生及生命状态的高度认同与肯定，显示出了诗人对理想人生（生命）境界的热烈追寻，具有某种乌托邦意味与色彩；与此相对应，诗人的创作整体上追求并呈现出质朴、自然、优美、雄放的审美艺术风格，以其独特的题材、主题选择及鲜明的艺术特色而赢得了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牛放 “高原诗” “高原（草原）情结” 审美艺术风格

众所周知，四川系中国新诗的重镇，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的二十余年间，从四川这片天府之国涌现出来的优秀诗人数量庞大，阵容颇为壮观。四川本土的诗人，要想在强手如林的四川诗坛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不能鲜明地突现自身的特色，或者说不能找准自己的“突破口”，其结果通常是要被“淹没”掉了。来自四川若尔盖草原的诗人牛放（贾志刚），却凭借其创作的一系列“高原诗”而鲜明地突现出自身的“艺术亮点”，以其独特的题材、主题选择及审美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也因此彰显了诗人自身的独特价值。正如已故著名诗人孙静轩在为牛放前些年出版的诗集《展读高原》所写序言中所敏锐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所长，也有所短，要紧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志刚的位置在哪里呢？那就是草原、牧场、账篷和寺院。”（孙静轩：《同诗人对话》，见牛放诗集《展读高原》，四川民族出版社）。诚哉斯言！诗人牛放以“高原”为表现对象进行集中性书写的诗歌创作现象，在四川诗坛乃至国内诗坛均不多见，由此建构出了一块属于诗人牛放自己的审美表现领域。具体说来，诗人牛放是以整个川西北高原为表现对象，通过审美化想象与艺术性书写，建构出了一片诗意盎然的心灵栖所。下面拟从两个大的方面对牛放的“高原诗”系列加以简要的论述。

一、 高原：一片与现代都市相对立的精神家园

诗人牛放身上存在着浓郁的“高原（草原）情结”，这在一个汉族诗人那里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理喻，难怪已故诗人孙静轩生前读过他的诗及见过他的面后，都固执地认为牛放是个“藏族诗人”。孙静轩对牛放汉族诗人身份的有意误读，恰恰说明牛放“高原诗”所透露的精神气质的“地道”与“正宗”，其实准确一点说，牛放的心理与精神结构都完全“藏族化了”。因此，牛放对自己生活、工作了二十年之久的川西北高原（草原）才表现出藏族人般的迷恋情感与心态，《草原话题》一诗把诗人对于高原（草原）情感与精神上的高度认同予以了极为生动的诗性叙述：

祖祖辈辈踩着绿色

仰望雪山

再用身躯丈量生命的长短

然后在天葬场

将一辈子的得失

依次躺成进入天堂的糕点

任乌鸦、鹰鹫慢慢咀嚼

满天星星

亮成满天酥油灯

照亮身后的黑暗

诵经之声追着已逝的亡灵

侃侃而谈

草原的岁月

就这样重复生生不息的追求

绝不要思考留下什么

羊群翻过了山丘

就把帐房拆掉

换个地方再搭起来

这首诗对藏族人的生命历程及生存状态作了浓缩性的勾勒，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藏族人依托高原（草原）的生命历程及生存状态是充满一种随遇而安的满足感、幸福感乃至感恩情绪，诗人对高原（草原）的情感认同达到了非常本能化的境地，我们被诗人对于高原（草原）人生的内在憧憬与自豪感所深深感染。在这里，诗人完全是以高原（草原）之子的身份来言说他的“高原（草原）情结”的。

缘于其浓郁的“高原（草原）情结”，在诗人的笔下，高原（草原）显露出了多姿多彩的迷人形象，试看《草原悠情》中的一节：“静默的草地/重复自然季节/这是一块自由的原野/动物比人多/山高不过浅浅野草/亡者灵魂上天/都不沾活人的土地/天葬场是通往天国的桥/红幡在风中/笑城市的繁华/偶尔有炸雷轰响/像是从遥远的山外传来/牛毛帐房守护着甜梦……”，在对草原形象的描述中，虽然不乏写实性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对草原形象想象性的高度美化。很显然，诗人对于草原风景、草原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的描述，已经染带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进入了超现实的层面，呈现出某种乌托邦的意味与色彩。

诗人牛放“高原诗”系列中所流露的“高原（草原）情结”，表现出了诗人对自由、本朴、野性人生及生命状态的高度认同与肯定，显示出了诗人对理想人生（生命）境界的热烈追寻，而在诗人的“高原（草原）情结”背后所呈现的乌托邦意味与色彩，则在客观层面暴露了高原（草原）及高原人生在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所遭受的被“吞噬”与被“挤压”的命运，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诗人在《我的帐房》一诗中表达了“丧失草原，无处可栖”的深深忧虑：“逐水草而居/再也回不去那片曾经的草原/……//我们逃往剩下的草原/当我们把最后一根帐房拉绳桩/沉重地钉入草原/内心深处的树叶阵阵颤栗/以后我们将逃往何处……”

对于“丧失草原”的深深忧虑乃至内心恐慌，归根结底源于诗人对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内在拒斥与否定。《一个藏族农民站在上海街头》是表达此种思想意向的典型诗歌文本，诗人在诗中以“藏民”的眼光来观察和描述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陌生化”的感觉充斥全篇，诗的结尾，诗人发出如此感叹：“而地上地下四通八达的上海/我竟找不到走出去的路”，生动地表现了“藏民”（诗人）对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情感上的极度不适应与内在抵触态度。在这首诗的语境中，“上海”与“高原（草原）”这两个词汇与意象分别象征着现代都市文明与游牧生活方式，它们是物质与精神、束缚与自由、喧嚣与宁静、冷漠虚伪与热情本真的二元对立。因此，高原（草原）作为诗人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栖所，是与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相对立的意义上而被建构出来的。

由此可知，诗人在精心描画与勾勒高原（草原）这座精神家园与心灵栖所时，始终暗含着其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内在批判意向。《从沱沱河流到上海滩》是此方面最具典范性的文本，该诗从长江的源头写起，顺着时间的线性方向一路梳理历史的发展潮流，最后汇集到象征现代工业与都市文明的“上海滩”。但是，诗人对于“上海滩”给予理智上的肯定的背后（体现为一种历史理性），在情感与心灵的意义上对于“上海滩”却是持内在的抵制与质疑态度的，请看诗的结尾一段：

“而长江/从高高的念青唐古拉山/曲曲折折历尽坎坷/就连四百里巴蜀群山/也冲刷出一条深深的峡谷/我是青藏高原的儿子/固执地守望草原/如何穿越自己/此时在崇明岛浸泡长江/我以一滴浪花的晶莹/用心感受这同样来自源头的水流”。在这里，“浪花的晶莹”这个意象，既喻指诗人情感与心灵的纯粹和美好，又是整个高原（草原）形象的诗化隐喻，同时，暗含着诗人对“上海滩”水流“浑浊”的内在抵触情绪。质言之，正是诗人身上深入骨髓的“高原（草原）情结”（如诗中所说：“固执地守望草原”），才使得诗人对高原（草原）上一切人事景物的描写镀上了一层迷人的色调，即使是对高原（草原）上女性苦难人生的描述（如《阿妈呀，我的阿妈》、《草原女人》、《背水女》等作品），诗人也对之给予了高度审美化的表现，使其笔下的高原（草原）充满了人性及人性美的光辉，而这正是牛放“高原诗”系列的精神价值所在。

二、 返朴归真式的审美追求

与诗人以高原（草原）为书写对象并将之建构为诗意栖所的主题向度相对应，诗人在创作中体现出返朴归真式的审美追求，具体而言，诗人的创作整体上追求并呈现出质朴、自然、优美、雄放的审美艺术风格。诗人牛放曾如此坦言：“我喜欢川西北高原的本朴、自然。如果把川西北高原比喻成花，那么我的诗就力图写出花的芳香气息，而非招展花枝”（见牛放诗集《展读高原》后记），由此见出，诗人的审美追求是颇为自觉的，也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统一。

质朴、自然是一种重要的美学品质，它是对事物原生态式的审美描述，以去掉一切外在华丽的藻饰的叙述与描写而呈现事物美的本质与内核。在诗人的笔下，高原（草原）上一切富有意韵的事物都能在本色（本真）化的语言叙述中显露美的光辉，试看《牧歌》一诗中诗人对于高原（草原）人生经验的本色化言说：

土长草 草养羊 羊奶人

 过不够的日子

春分夏至立秋冬至

孩童青春夕阳

 儿子长大成人

牧歌悠悠

 一遍又一遍千古绝唱

太阳地球月亮

自然运转美丽圆圈

简洁、朴素、毫无雕琢、充满自然节律的语言，把高原（草原）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极为生动、鲜明地揭示出来，并使作品本身产生大自然般本色、庄重的美感效果。设若诗人不追求这种质朴、自然的美学风格，高原（草原）特有的风情、人物形象及其精神状态便达不到形神俱备的表现效果。

现再举《牧民艺术家》一诗为例。该诗描述了一群草原地道的牧民在川西北某县城剧院进行藏族歌舞演出的情形，我们来看诗人对那群牧民演员登上舞台时的实录式描述：

刚放下牧鞭

还没来得及抹去额角的汗渍

就冒着川西北草原的土气登上了舞台

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人群里闪烁的挑剔眼睛

顶灯脚灯镁光灯

你们羞涩中带着惶恐

担心台下听见心跳

极为本色化的叙述、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那群“冒着川西北草原的土气”的牧民真实、可爱的人物形象，这种“原生态”式的语言运用与表现手法，给读者制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容易留下深刻难忘的阅读印象。简言之，诗人牛放对于质朴、自然的审美风格的自觉追求，使其能够恰切、生动地表现出高原（草原）上的人物、景色与风情。

除了质朴与自然，优美也是牛放“高原诗”所包含的一种重要美学形态与品质，这也与牛放将高原（草原）作为自己心灵栖所的诗歌写作动机关系密切。既然将高原（草原）“定位”为自己的心灵栖所，诗人在其笔下必然要对高原（草原）予以“美化”（高度审美性）表现。

诗人在描写、刻画高原（草原）风光与女性形象时，往往营造出优美的意境与氛围。比如，诗人如此描述草原森林“红叶”的飘零情景：“这悠悠扬扬的飘飞/是生命最终极的归途/这脱离高枝顺风起落的意境/成为红叶最灿烂最动情的风景”（《三江红叶》），便通过审美的“点化”作用，把秋叶飘零的凄凉景象“改造”成温馨动人的艺术境界。再如，诗人这样呈现草原妇女月夜背水回家的生活场景：“清澈的草原河/在女人背上流淌/背回启明星/背回清清纯纯的月光”（《背水女人》），在这里，草原妇女披星戴月“背水”的辛苦被纯美的月夜景色所“取代”与“遮蔽”。读者在阅读的瞬间只被诗中优美的想象与意境所陶醉、所征服。

很大程度上，牛放“高原诗”的优美品质源自诗人对色彩的敏锐捕捉与表现能力，缘此，牛放“高原诗”作品中的色彩意象颇为丰富，画面感也颇强。例如，在《九寨沟长海》一诗中，诗人用“这宁静的深深的蔚蓝”来形容“长海”的颜色，用“千年的雪宝顶”来喻指九寨沟的雪山，一“蓝”一“白”对比鲜明，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效果，更有引人遐思的艺术功用。牛放的《白龙江源头秋色》是一首呈现丰富色彩意象而引人关注的佳作。

牛放的“高原诗”系列不仅有优美的品质，同时也兼有雄放的风格特征，如果把优美视为阴柔之美，那么则可以把雄放视为阳刚之美，这二者在牛放的“高原诗”系列中常常融合在一起，形成互补互渗的审美格局。某种意义上，雄放更能体现牛放“高原诗”的美学精神特质，因为它更能与诗人的题材及主题选择构成对应与对称的关系。《若尔盖草原》是展示诗人牛放雄放风格特征的典范文本，请看该诗的结尾：

不过这里是若尔盖草原

是不长庄稼而长牧歌的草原

还有著名的河曲骏马

从汉唐到宋元一路驰骋

驮运的美酒醉死了几个朝代

也没有一个牧民

   骑上脚力强劲的河曲名骏

   离开故乡

所以今天听到的牧歌

还是那么悠远 嘹亮

此诗对于若尔盖草原及草原历史的描述，节奏跳跃，时空跨度很大，情绪豪迈、洒脱、奔放，极具艺术感染力（让人联想起洛夫的名作《与李贺共饮》），展示出高原（草原）诺日朗般的雄性号召力与精神魅力。

通过上面的简要论述，我们对于牛放“高原诗”系列的思想艺术特色与价值有了基本的体认与了解。我个人很看好牛放的“高原诗”系列，它不仅有较为丰富的表现题材，更重要的是诗人对于高原（草原）高度诗化的描述与呈现，为我们在一个工具理性占主导的物质化时代，提供了一座温情脉脉的心灵栖所与精神家园。尽管在工业化进程席卷一切的历史潮流面前，“高原（草原）人生梦想”已具有乌托邦性质，但它毕竟为不甘于物质化生存的人类，提供了一种缓解精神焦虑的可能性途径与方式。就诗的具体技艺层面而论，牛放的一些“高原诗”尚显得平淡，流于表面，但他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异想象力与机智品质，显示出其有待开掘与释放的巨大艺术潜能。我个人认为牛放是个颇有才情的“高原诗人”。已故诗人孙静轩曾在牛放诗集《展读高原》的序言中这样评价牛放：“贾志刚极具一个优秀诗人所必须的潜质，随着不断的磨练笔锋不断地积累艺术经验，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放射出光彩的。”我完全认同这位诗坛前辈对牛放的“艺术评语”。在此，我建议牛放继续“高原诗”系列的写作，无论在题材、主题还是诗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技巧方面，均要自觉寻求新的拓展与突破，在这方面，已故诗人昌耀及当下优秀西部诗人的诗歌文本及诗理论文本，都是诗人牛放可以从中认真吸取与借鉴其经验的可贵资源。

                         2007年12月16日 写于京师园公寓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