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台北，这个季节
                                 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
                                 从北京来的人
                                 在学着吃甜得发腻的凤梨酥
                                         ——沈浩波《冬天，从北京到台北》
 

１．
　　还有谁能比沈浩波更具争议性和话题性？即使现在从表面上看起来，诗歌之外的争吵、骂架已让这位曾经浑身斗志和戾气的家伙感到厌倦，但他仍然是最有争议和话题性的一个家伙。
　　沈浩波对当年的自己既高调认同，也不失调侃和自我嘲讽，“近期因方韩大战（笔者注;方舟子与韩寒的微博论战），很多人挖坟挖到我当年这个博客了（笔者注：沈浩波与韩寒就现代诗话题争吵的博客），只好再到此宣布一下，这个博客已废弃。剩下的，只是一座骂架博物馆，供观瞻。”
　　网络搜索“沈浩波”，给出的相关链接是“沈浩波的下半身”“沈浩波一把好乳”“沈浩波沈老总”。是的，诗歌归诗歌，生活归生活。虽然身为中国著名的出版人，但他内心唯一的事业仍然是写诗，“这是一个 / 羞于对人言的 / 小秘密 / 每次我去雍和宫 / 或者潭柘寺 / 双手合什 / 祈祷完幸福平安之后/ 总要匆匆忙忙地 / 加上一句 / 祈祷我的诗 / 越写越好 / 之所以将此心愿放在最后 / 不是因为它不重要 / 而是我 / 有些害羞 / 今年春节 / 去潭柘寺 / 在菩萨面前 / 想了又想 / 把这最后的祈求 / 咽了回去 / 老天待我 / 已经太厚 / 它既然给了我这条命 / 就一定准备好了 / 那些藏在命中的诗”。
　　向命要诗！我喜欢老沈这样在写作上有野心的诗人。每次酒后高兴的时候我摸着沈浩波后脖颈上肥嘟嘟的肉就提醒自己——我能容忍现实生活中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那些在诗里掺水掺沙子弄虚作假的人我却不会把他当作朋友。
　　2015年6月，台北的夏天阳光炽烤，溽热难耐。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和沈浩波横躺在台湾海峡北海岸一块巨大的焦黑色岩石上。岩石温热，深蓝色的海水在身边拍打、冲涌。这一时刻适合安睡。同来的冯娜坐在远处礁石的一角，留给我们穿着淡绿花裙子的后背。
　　不远处，一只白色的水鸟静立在大海的一根漂木上，漂来荡去如神祗安排在这个下午的一个小小的神性启示。半眯着眼望着天空，沈浩波对我说他以前有一句诗写的就是这片海岸——“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我突然觉得，这句诗其实更像老沈在说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内心。
　　来台湾之前，我曾经在一张废旧的报纸上写下几个字：“海岸聆风雨，江涛正起时”。我想把这两行诗送给此时的沈浩波。
 
２．
　　一见面就谈诗的朋友基本快绝迹了，而沈浩波是例外。已经记不清我和沈浩波到底见过几次面了，在北京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诗；我们还一起去过内蒙额尔古纳、云南蒙自、福建武夷山、台北和花莲……甚至计划着要结伴重走当年老杜甫的人生漂泊之路。
　　第一次见到沈浩波是2007年1月零下30多度的内蒙额尔古纳雪原。深夜赶来的沈浩波被层层的衣服包裹着，蹬着一双高帮皮鞋。他的光头在寒夜闪亮，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能和很多人一样，“又圆又秃 / 是我大好的头颅 / 泛着青光 / 中间是锥状的隆起 / 仿佛不毛的荒原上 / 拱起一块穷山恶岭 / 外界所传闻的 / 我那狰狞的面目/ 多半是缘于此处”（沈浩波，《自画像》）。
　　2010年2月21日深夜，我和沈浩波以及欧亚在鼓楼大街附近的酒吧谈论沈浩波的长诗《蝴蝶》以及他刚刚编选出来的《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沈浩波一直怀有强烈的先锋诗歌情结，但他同样也对自己的先锋诗歌之路持有警醒，“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凌晨从酒吧出来，一只乌鸦惊叫着从屋檐向不远处的槐树飞去。几年后沈浩波在诗歌中写道：“有人在北京看雪 / 鼓楼东大街的槐树 / 每年都会压断一些枝条 / 落在泥泞的街道”。
　　2012年是我沈浩波见面最多的一年。深秋，我和沈浩波在云南蒙自的青春诗会上再次相遇。9月27日一大早，离开碧色寨火车站，我们结伴徒步24公里的蒙自铁路。最初太阳曝晒，随后暴雨呼啸，席卷而至。中途走在黑漆漆的隧道里，他拿着几乎没有什么光亮的手电筒模仿着舞台剧演员的声音——“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声音在黑暗的隧道回荡，而我们的心灵，又何尝不是另一条幽深的隧道。
　　2015年6月6日，台北，正午，一个瘦削的老女人穿着红上衣拉着那种买菜用的便利车缓缓地向巷子深处走去。这情形有些恍惚，突然就有大雨如泼而至，我们赶紧寻找避雨之所。沈浩波发现附近一座绿荫掩映的两层日式建筑，他说“我来过这，好像很有名。”于是匆促进去，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紫藤庐”。我们在东侧挨着窗户的位置坐下来，木质桌椅和地板都是老旧的颜色。座椅可以随意转动角度，屋内屋外的空间很舒服地纳入眼底了——窗外大雨如注。隔着玻璃窗看着三棵盘绕的紫藤还有稀疏的竹子在雨水中闪亮，小小的水池中几尾肥大的锦鲤游来游去，水溅在石板上形成悠长的水线，院子里的石桌石凳，袒露在雨水中。我和老沈点了两种台湾高山茶。我负责沏茶，玻璃水壶不断有咝咝热气冒出。避雨的下午，构成我们安静惬意的闲暇，一杯杯地饮茶，与友对坐，人生之美好，有时就在这样的浮生之闲中。
　　坐了一会儿，好动的老沈就开始环顾四周，突然看到墙上镶在镜框里的一幅字，他说老霍这个字不错。我一看，是于右任写给行灼先生的，“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另一面墙上有陈运通写的“无何有之乡”。陈运通是台湾著名学者，曾经主编过《客家菁英》。一会儿，进来两个外国人，一个穿碎花旗袍的中国女孩负责翻译。老沈立刻双眼放光，不断对着那个女孩用手机拍照——机关枪一样连拍。我们和那个女孩的桌子隔着一排桌子，桌子上是一个花瓶，里面插有数枝百合。老沈以花瓶为背景咔咔地拍。我提醒他“你把闪关灯关掉”，他仿佛没听见，专注地偷拍，不像偷拍，像那女孩雇来的专职摄影师。喝茶到了五点多，雨渐渐小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霍俊明 沈浩波 紫藤庐雨中”。
　　回到北京后，我就读到了老沈的一首诗：
 
有那么十几分钟
我完全忘记了
眼前那杯
芬芳四溢的香茶
举起手机
对着斜对角那一桌
白色百合花后面
笑意盈盈的女郎
拍个不停
并非惊艳于她的容貌
而是失神于那
风情万种的
女性神情
几天后
另一位台北姑娘
拿此事取笑我：
“你偷拍人家女生时的样子
一定很猥琐吧”
她的打趣令我不舒服
觉得亵渎了什么
        ——《在台北紫藤庐茶馆》
 
３.
　　在一个愈加碎片化、个体膨胀而精神疲软的吊诡时代，我看到了一个逼近中年诗人逐渐柔软但又不失陡峭的内心。在一个精神涣散而物质世界的油彩五彩缤纷的情势之下，依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位叫沈浩波的诗人保持沉默，他与强大的世界保持着对峙。“下半身写作”“一把好乳”“心藏大恶”，这些争议巨大的词汇，作为标签一直贴在沈浩波的光头上，令其诗歌的从阅读与评价、传播的角度来说，仍然被局限在某一部分人群中，远未在诗歌界和读者中形成共识。但抛开美学观念的差异，至少有一点有目共睹：其创造力和写作的持续性在同时代人当中是罕见的。
　　沈浩波的诗歌写作从风格学上而言几乎从未“执于一端”，他以口语先锋诗为主体，但也不乏在抒情、语言、意象、修辞方面的突破和尝试，风格多样，视域宽广、题材丰富，在同辈诗人甚至更广泛的诗歌界都殊为罕见。很多优秀的诗人都不希望被归类和得到风格学上的固化认可，尽管沈浩波曾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诗歌运动中嗓音突出、姿态奇崛、且最终赚尽眼球引风骚一时，但他似乎从未想过要保持某种固定的身姿。
　　2000年沈浩波开始和巫昂、尹丽川、南人、李红旗、朵渔等谋划创办一个同仁刊物，当时前辈诗人侯马反对沈浩波用“下半身”一词，而沈浩波竟当场就否定了被他一贯视为兄长的侯马的意见，让侯马颇感意外。不久《下半身》就横空出世，“下半身诗歌运动”如火如荼，沈浩波和他的这群同样出生在70年代的年轻伙伴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为诗坛瞩目的焦点。
　　“下半身”诗歌运动，既让沈浩波成为中国成名最快的诗人，也让他身陷长达十几年直至今日的非议和争论中。但沈浩波自己却并不允许自己成为某种写作标签和写作符号，他不想让自己陷入任何一种唯一的泥坑。为此他左冲右突，横冲直撞，不止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而是构筑了更多种诗歌发展的可能。他是具有强大反思和自我警醒能力的诗人：“我出生于温暖湿润的南方乡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乡村抒情者；我出身于学院，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语境下开始写诗，但我没有成为一个热爱修辞的学院派。”
　　沈浩波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尽可能回避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伦理判断和道德认定。没有在个人与整体、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沉落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恰恰相反，他的诗歌一直在美学与道德上具有双重的冒犯和僭越性。多年来沈浩波一直对廉价、低幼阶段的“乡土抒情”抱有警惕，“大部分8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诗人、作家都有过一定程度的乡村经验——因此能否获得写作的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喜欢那些带有乡村抒情特点的江南才子式的诗人，也不喜欢那种乡绅式的试图在诗歌中恢复古中国农业文明荣光的诗人。”好多次见到我，老沈浩波就说老霍你不要再写乡村了，显然在他看来我和那些写乡村的诗人大抵可以归入“纯情的小白们”的幼稚园行列。
　　2009年我乘汽车经过江苏一个地方，街上一个店铺写着“黄桥烧饼”，原来这里是老沈的故乡啊——他的“沈家巷”应该就在不远处。沈浩波近几年一直为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鼓而呼之——“现代性是一条标杆，跃过标杆者，才能真正与世界诗歌汇合，才能构成评价体系。”他在评价很多诗人时都是以现代性为标杆来衡量的。对于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我在本文中暂且搁置不谈，因为现代性本身就太过复杂了。但是一个仍然不能绕开的路径就是中国乡村和现代性的关系，这恐怕也是沈浩波本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尽管沈浩波对一些低幼的乡土抒情不屑，但是对于这个出生于苏北平原的人来说，“乡村生命经验”又是其天然的情感来处，是不可回避的心灵成长之始，正如沈浩波自己所说，“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曾轻狂的妄图割去黏糊糊的连接在我身上的乡村生活的脐带，彻底逃离子宫，隔离母体，向更大的世界飞去。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那是属于我的乡村，属于我的故乡，过去属于我，现在仍然属于我，它的疼痛包含着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强烈的现代性。太现代了，现代得你无法描述其荒谬与虚无。”或许，选择直面，选择用另一种更现代的方式重新进入其心灵的母腹，是沈浩波的必然选择。
　　沈浩波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现实甚至自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写作可以不依赖任何公共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自我。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他才能呈现给我们更丰富变幻的诗歌气象和复杂的精神症候，并越来越变成一个难以用诗歌概念和某某主义进行框定的诗人。他用自己的写作为自己贴上了很多标签，再用自己的写作亲手将这些标签撕下来，等读者或同行为他撕下自己的标签而惊呼沈浩波已经“痛改前非”“改邪归正”时，却发现沈浩波又陡然尖锐起来，仿佛又要把标签重新贴上，这令很多人觉得，他越来越是个捉摸不定的，难以被归纳分类的家伙。这样的认知，实际上正是对沈浩波的误解——非要将诗人符号化和标签化，而不能从诗人心灵深处来认识一个诗人。我们不能将一个诗人从他的整体性写作割裂出一个个局部来单独讨论。不管是“下半身”时肆无忌惮的沈浩波，还是近些年来“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的沈浩波，实际上一直都是同一个人。不管是肆无忌惮、戏谑不恭还是一本正经、忧愤不已，抑或是温柔幽深、微妙轻盈，其背后却有着其一贯的基本写作态度——在“现实”中说话，写现实中的诗，写尘世中的“人之诗”，写抵达和洞悉人性的诗，说“人话”。他永远在写现实和人性，因为他关心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
　　沈浩波的诗歌总能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不期而遇的震惊体验，这更多是由其写作的先锋性带来的。他不同阶段的诗歌都带有同样强大的个体精神势能、生命意志、“现实感”、爆发式的想象力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先锋精神和担当意识。当他去除了早期诗歌中某些为了推广诗歌运动和宣扬诗歌立场而导致的诗性不够单纯的姿态性后，他的先锋性其实反而具备了更纯粹的力量和更厚的重量。先锋对于任何一代人而言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的前提又恰恰在于只有很少有诗人能维持这种恒久的创造意识与先锋精神。沈浩波是一个多年不改初心的“先锋诗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年过去了，许多当年和我一起先锋过的青年已经无力为继时，我自豪于自己没有背离写作的初衷。也曾经犹豫和停滞过，也曾经由于乡村生活的背景而放任过那种浪漫主义的软弱抒情的一面，但最终我却更为坚定的成为一个年近中年的‘先锋派’”（《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４.
　　先锋即真实——不伪善，不隐恶，一切都在明处（比如《慢慢就不知羞耻了》《你妹啊》《我没有睡她》《你的乳房》《操地铁公司》《我想你了……对不起》）——沈浩波是真实的诗人，是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诗人。他从来不想扮演圣母、上帝、道学家、英雄以及广场上振臂一呼的启蒙者。他曾自我解嘲称自己为“心藏大恶”的诗人。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尽管在题材和用语上有明显的“冒犯”，但却绝不藏污纳垢——这实际上是诗歌一种特殊的“还原”方式。有时“现实”要比沈浩波的这些诗更荒诞更残忍更不可思议。他在冷峻、讥诮和戏剧化中压榨出的人性中的“恶”、生存中的“黑”以及历史中醒目的“空洞”，有时甚至淋漓尽致、痛彻心扉。沈浩波越来越自觉的承担起个人化视阈中对现场的勘察和自我发问的责任。
　　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城市化语境下，诗歌写作的日常性成为趋势。这种日常性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着乡村经验的沈浩波没有沦为一个廉价的乡村抒情诗人，成长和居住在北京的沈浩波也没有沦为一名城市批判诗人，他超越于这种简陋的抒情和批判，试图在日常中凸显了真实生命体验、个体命运、家族命运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正是其内心中坚定如铁的“求真意志”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先锋诗人，与他性格中的这份“求真意志”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不是什么运动，什么主义令沈浩波先锋，而是他天生的求真意志令他只能走先锋之路。
　　从关系和场域来说，沈浩波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现场进行了毫不犹疑的介入，社会的晦暗与骨刺被他以最真实和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完成于2004年的组诗《文楼村纪事》。在这点上来说，沈浩波的诗具有强大的“现实性”和“历史感”。只是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呈现方式是独属于沈浩波的，插科打诨、嬉笑怒骂或者一往情深。沈浩波诗歌呈现给我们的场景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可感而又怪诞夸张。这必然让我们一再追问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沈浩波以其沙哑而尖锐的声调，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但又极其日常化的场景来对应城市化时代的精神症候。这使得沈浩波的一些诗歌呈现出某种病历性的特征，呈现了语言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摩擦力和临床一样的病理特征。病态城市文化的癫痫症状以及日常状态的琐屑、平庸的后遗症和并发症成了诗歌写作不可回避的现实。
 
５.
 　　沈浩波还将其“求真意志”打入了不断开拓的诗歌空间。就诗歌空间而言，沈浩波正在形成越来越宽广的诗歌容积和相应的强大精神势能，比如近年来他诗歌中高密度的各种国家、地区、宗教（比如亚细亚、太平洋、叙利亚、布拉格、印度、日本、台湾、教堂、庙宇、神灵）。并试图在地方性知识、区域政治和族群身份中进行诗歌的戏剧化呈现。他有一首《台北故宫挤满了人》，写的就是几个中国大陆人在台北故宫与台北人吵架的过程，我当时亲眼看到沈浩波顶着锃亮的光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不停地晃来晃去，其他围观者看到了一场粗俗的争吵，顶多在心中骂一声“没素质”，而沈浩波却看到了历史、族群中的身份焦虑，这首《台北故宫挤满了人》中，诗中那些“台湾人”“东北人”“美国人”“大陆人”“中国人”“操台湾人口音有东北人父亲的美国人”的字眼密集出现，如同一群吵架的人。读到这首诗，再想起老沈当时挤进人群的样子，全神贯注的表情——这正是诗人的敏感和好奇啊。再比如他的《布拉格在阳光下》，“布拉格的街角 / 迎面走来的孩子 / 手里拿着一个巧克力做的坦克 / 在阳光下 / 滴着甜浆 / 令我失神了片刻”。在布拉格，孩子手中的巧克力坦克，一把将诗人拎入时空深处。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诗人就是能够将历史中钢铁的坦克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巧克力坦克的重新命名者。
　　沈浩波说“向命要诗”。是的，没有生命感的诗歌该是多么可怕——甚至配不上“诗歌”的称号。就生命感而言，大约是因为人近中年，沈浩波近年来的写作生命感和时间感越来越浓烈。时间就是凶年，比如沈浩波写作“父亲”等年老者的那些诗——真实到了残忍的程度！时间的焦虑一旦与死亡想象牵扯在一起就必然是《奏鸣曲》般的敲击—— 
……
在灯光下
我觉得自己
像一个年轻的死神
腰里别着镰刀
死死摁住
你灵魂的黑键
……    
 　　而死亡也可能是温柔而宁静的，当死亡融化入宗教对信徒的爱中：“刚下过一场小雨 / 木制的十字架 / 纹理清晰得 / 像死亡抬起 / 干净的脸 / 每一个小小的墓床 / 都是蔷薇编织的花园 / 那些永恒的祈祷者/ 死后仍然 / 匍匐在大地上 ”——《教堂墓园》。沈浩波的这首诗让我想到2016年春天，我在希腊和布拉格的雨中看到的墓园，一切都被雨水淋湿，而在众多的死者之间一个生者却要更为孤独——因为他要如此真切地面对自我和近在咫尺的逝者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老沈在宗教中看到了沉默中的爱和宁静，看到了神性对人的救赎和对死亡的安慰，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一味成为宗教的赞美者和神灵的拥趸，不，恰恰相反，当他强硬的时候，当他不允许宗教和神灵视人为子、为民、为蝼蚁、为羊群时，他又会瞬间如鹰隼般凌厉而强硬： 

我喜欢那些
小小的教堂
庄重又亲切
澳门路环村的
圣方济各圣堂
细长的木门
将黄色的墙壁
切割成两片
蝴蝶的翅膀
明亮而温暖
引诱我进入
门口的条幅上
有两行大字
是新约里的话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想了想
在心中默默地
对耶稣说：
“对不起
这句话
我不能同意”
     ——《在圣方济各圣堂前》
 
　　他早已不再为了质疑而质疑，为了赞美而赞美，为了柔软而柔软，为了强硬而强硬。而是该质疑质疑、该反抗反抗、该赞美赞美、该柔软柔软、该强硬强硬。这一切既来自于其个人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也来自于其诚实的求真意志。其所捍卫者，唯真实的个人意志！他在《理想国》一诗中与柏拉图“理想国”的对峙，同样源于此。
　　无论多么变化多端的写作，对于沈浩波而言，实际上都是一场追寻的过程，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自我生命意志的真实和完整性的维护。其诗歌的变化也正由草蛇灰线成为瓷器上的金丝铁线——曾经的欲望化叙事转化为知性内倾的幽深质地，诗歌的视角也在当下的日常景观中拓展至历史纵深和精神自我的深层矿脉——他有一首诗名叫《我在你和神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正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写作。布拉格的查理大桥曾经被洪水淹没，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墙上的数字标记。时间的洪水必然冲刷一切，而诗人就是在坚硬的墙体和桥墩上标记出时间和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在人与神之间刮起内心风暴的那一种存在。
　　2015年夏夜，我和沈浩波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蜗牛。两只蜗牛在雨后交配，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在台湾花莲一所校园，一只只蜗牛缓慢地爬行在人行道上，轰鸣的机车将那些体型硕大的蜗牛瞬间碾得粉身碎骨。沈浩波将那一声声近乎雪山崩裂的“嘎嘣”声写进了诗里：
 
       寂静的
       海风吹拂的夜晚
       宽阔
       无人的马路
       一只蜗牛
       缓慢的爬行
       一辆摩托车开来
       在它的呼啸中
       仍能听到
       嘎嘣
        一声
           ——《花莲》
 
    (2016年春末改定于鲁迅中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