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70后诗歌”的提法，作为泛滥全社会的“代际”话语之次级衍生品，不断出现在相关的诗歌批评和编纂中。诗人胡子（续冬）早就预言，在当代文学主板市场极不规范的情况下，作为概念股的“70后诗歌”，即便沸沸扬扬上市，最终也会因“不合格包装引发的大量投诉和文本业绩的匮乏”而沦为一支垃圾股。我实在是同意这种说法，加上自己也曾忝列某个序列之中，更是相信某种集体同一性的虚妄。然而，十年后再看，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点傲慢、也太轻佻了，在并不高明的营销策略之外，这支“概念股”还是包含了基本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是由好事者四处张贴的美学标签来说明，更不是由“新陈代谢”的历史豪情来保证，而是因为30年来当代中国的剧烈变动，的确给出了时间的节奏，先后给出了几代人的界限。当年曾在文学史想象中剃着进取发型的青葱少年，至今部分已年届不惑，作为落寞大叔，或许更能感到这种节奏的强劲、专横。

　　这一次，感谢《诗建设》同仁耐心编出的70后专辑，让我有机会相对完整地阅读同代人的作品，包括熟悉的与不熟悉的、认可的乃至不大认可的。走马观花的感觉是，当代诗蓬乱芜杂的图像，似乎已被修剪成一畦畦整饬地块，大部分的诗可以满足美学与伦理多方面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技术上、情感上彻底失败的东西。即便忠实于相对类型化的主题，由于并不夸饰到喜剧的程度，也会显出一份自如与精准。对于一本诗选而言，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其实相当不易：

　　这就像园艺，为了精致
　　或者枝干更加挺拔，你必须修剪
　　它们的枝蔓。
　　    ——江离《南歌子》

　　借用上面的诗句，编辑也像一种“园艺”。从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看，出于工作的耐心和趣味的认真，或许可以说，《诗建设》的朋友们成功地编辑出了一种风格，一种70后的风格。它与诗歌理念、方式的统一无关，而是显现为总体写作质量的稳定（入选诗人似乎构成了当代诗的中坚），显现为一种相对浑厚的语言姿态（即便有所激进也不过分乖张），也显现为某种被分享的情感类型（不少作品浸透了温润的抒情伦理）。即使出于“编辑”，这种代际的风格还是大致可以信赖。

　　在当代诗30多年野蛮的成长史上，不止一次赶上社会政治与世道人心的大变动，诗歌与诗人也曾有过十分醒目的时代形象。那些风格强悍的前辈们，成长于运动与斗争的火热年代，往往能在特殊的转折时刻，强有力地提出新的美学，提出自己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他们的写作与表述，也往往有了“克里斯马”的非凡气象。针对沉闷的生活教条、语言教条，一些逆向提出的方案，无论多么粗糙、简单，无论有多少夸饰和浪费，却也总能歪打正着，洋溢了价值创造的率真热情，也在更大的视野里，扩张过语言和伦理的边际。延续非凡的惯性，连创业之后的贪腐、享乐，这代人也不乏自我戏剧化的英雄气概。

　　相对而言，70后出生时，大规模的群体性运动已经过去，文革后期的中国其实不怎么折腾，家庭的规模也开始收缩，兄弟姐妹开始稀少以致珍贵。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至少在城市中，双职工家庭模式带来一种普遍的成长经验，不管顽劣与否，这代人与自己独处的时间毕竟多了些，剩余的精力没有更多牵扯到成人世界的热闹中去消耗，只能转向日常性的学习、幻想、暴力和欲望。这方面，或者还缺乏社会学研究的支持，但70年代人是在一个相对平稳、孤独的环境中成长的，这带来部分人性格的早熟，身上各种各样的好坏毛病，不像前辈们那样有机会大大发扬。

　　二十世纪，父亲
　　已是长方的机器，
　　母亲是折叠入墙的
　　床，是塞不进抽屉的
　　日内瓦湖，花园的尺寸
　　已是屋顶的家务，山与云
　　是齿轮与皮带，转动的灿烂
　　是砂石磨废又一条小径的火星。
　　    ——韩博《勒·柯布西耶双亲住宅》

　　韩博的写作，体现了这代人心智早熟的一个极致，虽然已身为人夫人父，冷峻的洞察中还是包含了少年人的厌倦，又没心思去刻意挥霍，回头在与世界的不甚关联中，打磨一个微观而灿烂的人生系统。在句子和意象的自由传动中，不出意外显出一幅好眼光、好性格。

　　但早熟，并不一定就是优势，却如同代批评家所称那样，导致各方面“尴尬”的处境。等到这代人结束漫长的少年时代，在上世纪90年初，开始外出求学或自由飘荡，各种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接近了尾声，那些能够强劲扭转感受力的正反力量也基本耗尽，整个社会处在快速致富与快速自学之中，年轻人的野心更多表现在怎样去游戏规则，而不是首先考虑去推翻规则。社会迁徙、分层带来的重重震荡，当然也在神经纤维上密集传送，但社会主义时代的熹微记忆或小镇情怀，也会在内心形成牵绊，不肯发自肺腑地为时代乱象欢呼，认真地对待变化中的一切。结果是，无论进城鬼混、还是下乡探访，某种感伤、讥诮的小知识分子心绪，似乎还颇为流行，浮光掠影地造成某一类叙事抒情的套路。诸多“尴尬”合到了一处，无论经商、进机关、还是混迹媒体或学院，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即便占尽先机，但大多还是低调致富、低调上进，网络上尚缺乏他们可歌可泣的功德和丑闻。表现在写作中，70后的诗歌技艺普遍合格甚至优秀，结合特定的风土与心性，发展出各自的斑斓色彩，但总体上说，这些风格似乎不再具有“非凡”的气质。

　　对“非凡”的渴望，曾激发过上两代诗人开疆扩土的语言激情，普遍压抑也曾赋予激情以强劲的形式。前辈诗人可能的问题，是被既往“非凡”的时刻所凝固，对自身成就熟稔到不想有所突进。对于后来者而言，“遗憾”不在于错过了造山运动的机遇，而是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当代诗若干浅近的主张已开始固化、常态化。个人的风格似乎可以从习得、磨练中产生，而不再是自我挣扎、冲突的产物，也并非必然伴随观念上的否定与辩难。只要依了心性选取一种，安心或纵情地发展就是。大概15—16年前，曾与周边友人提出一种“偏移”的诗学，即：不再幻想另起炉灶，在承认当下写作格局的前提下，试图在一种修正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可能。现在看来，这个看似世故、保守的立场，不是缺乏抱负的表现，而是基于对当时诗歌风尚的一种信任。这样说难免唐突了他人，因为此后不久，也眼见同代中不断竖起反叛、激越的旗帜，但彼此心知肚明，反叛的只是诗坛的秩序，而不真的具有价值原创的野心。挪用诗人孟浪的名句——“连朝霞都是陈腐的”，年轻人好勇斗狠，还是落在巴掌大的格套中。这也解释了新世纪以来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我们不断目击了“崇低”与“崇高”、纵欲代言与良知代言之间的悄然转换。

　　因为早熟，因为在价值前提上并不好斗，因为能够较社会上较早地容身立命，我们不断目击这一代中的作者，不需要为了入场而炮制抢眼姿态，反而能在相对独立、纵深的地带展开诗的“建设”，能在并不十分开阔的范围内，尽量扩张、拉伸语言的肌腱。那些肆无忌惮的想象力、自我凌虐的想象力，因为有了生活的阅历，似乎也不会脱缰于平凡实感之外，能如蝌蚪般自由甩动，带着蝌蚪般沉重的头颅和娇小下身：

　　像讣告上的黑字，人在天下。
　　你们不
　　停地扭动。像白纸上的蝌蚪。
　　    ——魔头贝贝《履霜经》

　　刚才说了，这本专辑中的作者，可算当代诗写作的中坚，相信不少人能持续写出令人信赖的、可读的作品。这一点毋庸多言，但从某种内在限制的角度，倒可以再拉杂写上几句。

　　坦率地说，写诗这个行当，目前表面热闹（你看大江南北，各类诗刊绿肥红瘦，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不尴不尬，可能早早透支了曾有的历史红利。整个社会处在前途未卜的状态，诗人的写作也缺乏清新的导航系统，大家忙于应酬、研讨、集体出版，一切欣欣向荣的背后，或许精神普遍的松懈感。70后的作者们，对于写诗的行当敬重有加、勤勉有加，但一不小心也会构成“不紧张”的中坚，体现当代诗整体的水准，也体现了其内在的界限。这几年，有个不大稳妥的想法，常和几个朋友交换，这里不妨再重申一下，简单说：当代诗的前景，不一定在常态风格的深化、制度化，而在能否恢复某种现实针对性和价值紧张感。改变的前提是，诗人应考虑挣脱愤青、花花公子、神秘通灵者一类单调形象，主动培育某种成熟的、开阔的、具有关联感的人格。20年前，有感于时代、心境和文学趣味的变化，曾有人提出“中年写作”的方案。回头看，提出者当时不过三十左右的小伙儿，因为历史经验过快被压缩，所以年纪轻轻就有了对晚期风格的期待。70后一代心智早熟，但也可能因早熟而耽搁继续成熟，许多秋风迟暮之作还藏了少年情怀，就是一个明证。想到这里，有时恨不得遵从大师教诲：“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里尔克《秋日》）。

　　当然，成熟的表现不一而足，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不再以小知识分子进城或返乡的感伤姿态，来看待周遭世界的变化，这种视角除了自怨自艾，不能再说明更多；也不再扭捏于看似高深实则表浅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即使有了各类文化经典的包装，也会因不断自我回收而显得沉闷；同样，各类撒娇卖乖、装神弄鬼的技巧，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成熟的心智会带来语言和感受的层次感和针对性，也会唤醒语言创造的崭新欲望。考虑到当代诗在整体上还可能发育未完，对于高低错落的各代诗人而言，就没有了先来后到、扶老携幼的分别，这是一条共同的起跑线。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虽然从未抱有特别热烈的期待，但至少在这条起跑线上，有关写作前景的想象，还有可能被再三地鼓起。

    （转载自《诗托邦》网刊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