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海子论(二)

作者:陈超   2016年07月15日 16:26  中国诗歌网    623    收藏

                           二


   从海子的构想看,现有的《太阳·七部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海子辞世后,其友人骆一禾、西川整理出了已成部分,并补充了诗人已列出的写作提纲,称之为“七部书”。“太阳·七部书”包括:《太阳》(诗剧),《太阳·断头篇》(诗剧),《太阳·但是水,水》(诗剧),《太阳·土地篇》(长诗),《太阳·弥赛亚》(第一合唱剧),《太阳·弑》(仪式和祭祀剧),《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诗体小说)。在这些诗章间,“太阳”构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海子这部长诗不同于习见的“史诗”模式,而是以意志性感受贯穿起来的。虽然各章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在关注连贯的意志性感受和中心语象的前提下,它并不太影响我们以相应的“心理完形”来阅读、考察。下面,笔者兼用原型读法和系谱读法,集中分析海子抒情史诗《太阳·七部书》中“太阳”这一主干语象的复杂纠结内涵,并纠正海子研究中“舆论化”了的学术认识,即将“太阳”视为单向度“升华”的倾向。 

 

   “太阳”,从精神维度上是“向上”的,似乎这使之自动带有“绝对诉说”的神性意味——但是,对一个没有稳定的宗教皈依的诗人而言,这种“绝对诉说”,其对象是不明确的(当然这并非是什么缺失)。因此,海子这部诗中“神性”的出场,不是基于其“先在之因”,而只是一种“借用因”。这部诗中神性音型的强弱,是与诗人对当下“无告”和“酷烈”的心灵遭际成正比的。我们只能说,海子一面“发明”出了自己的“神性”,继而或同时又自我盘诘这一“发明”。这是两面拉开的力量,海子本人的生命过程受害于这种噬心而绵长的分裂体验,但他的这部长诗却恰恰因此获具了某种真切的张力和心灵的可信感,而非向上一味升华、蒸发而“不知所终”。就此而言,在海子辞世后,无论是将之视为单纯的“升华者”而赞美的人,还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贬低他的人,都是只看到了诗人某一方向(方面)的特征而将其简化。在这种简化中谈海子,赞美和贬低都是令我们不踏实的,因为双方的矛盾性在此都“统一”乃至“同一”于认识力的盲视。

 

   笔者使用的“精神重力”一词,借用了法国基督教思想家薇依的表述。她认为与物理世界和世俗此在的万有引力的向度相悖,“精神重力”具有上升性质,“人通过强力行为释放自身的能量,而强力使能量有减无增,人只有高高在上才有可能从这个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15)。海子本人并无固定、自明的某一种宗教信仰,但有着类宗教情怀。所以与那些教徒不同,他没有上升而“跌入”到神恩的怀抱,却穿行于赤道跌入了“太阳”。“跌入”不是简单的“飞入”,比之后者,有着更多的艰辛、无告和勇气。

 

   在写作大量抒情短诗稍后,1987年以降,海子已日渐感到对抒情短诗的不满足。它们可以即时地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但始终无法承载在他看来是完整自足的灵魂归宿问题:“抒情,质言之,就是一种自发的举动。它是人的消极能力:你随时准备歌唱,也就是说,像一枚金币,一面是人,另一面是诗人”,而这种不满足是导致海子转向抒情史诗的原因之一,他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16)。由以上申说可以见出,在海子心中,即时性的抒情是自发的,而严整的“大诗”(海子对抒情史诗的另一种说法)建构则是自觉的;抒情是对物象实体的感兴,而大诗则是对巨大元素和伟大材料的穿透;抒情是“你(诗人)歌唱”,“大诗”则是主体人类的“一次性诗歌行动”„„海子最亲密的朋友、诗人骆一禾如此评价《太阳·七部书》:    

 

 《七部书》的意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学之美的简赅。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象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他必须承受众多原始史诗的较量。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看,产生了结构最严整的体系性神话和史诗,其特点是光明、日神传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更为野蛮、莽撞的黑暗、酒神传统的原始力量。这就是海子择定“太阳”和“太阳王”主神形象的原因:他不是沿袭古代太阳神崇拜,更主要的是,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使它们同等地呈现,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17)。

 

   这是就《太阳》长卷的辽阔语境与核心象征体内部的紧张关系而言。而就诗人个体生命体验而言,骆一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个广大的自然地貌上建立和整理了他自己的象征和原型谱,用以熔贯他想象的空间,承载他的诗句,下抵生命的自然力根基,又将他真切的痛苦和孤独,自身的能量和内心焚烧的‘火’元素弥漫其间”(18)。只有将这两种意象互补来认识海子的抒情史诗《太阳·七部书》,才会完整。前一种意象涉及了海子诗歌的史诗材料及建构载力,后一种意象则表明,海子的“史诗”不是常规的“史诗”类型(绝对非个人化的历史叙述性),而只是“现代抒情史诗”,其中不乏浪漫主义诗歌的主体的浓烈抒情性,饱涨的意志力,以及隐喻化了的个体生命的身世感。这从海子心目中共时崇仰的来自不同系谱的诗歌“人格神”中也可看出: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雪莱、荷尔德林、兰波、凡高。批评界普遍认为,海子写作长诗的悲剧在于“史诗(构架)抱负”与“浪漫冲刺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我们不将“史诗”这一概念“本质化”或先验体制化,而是从海子以个人方式写出的诗歌文本看,诗人的《太阳·七部书》还是为诗界提供了个人化的新异的诗歌类型。

 

   海子所趋赴的“太阳”,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精神“地址”,甚至其内在意蕴也非单纯自明,而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涵盖了诸多彼此纠葛的力量,“笼罩光明和黑暗”,“神魔合一”,诗人用来综合表达灵魂超越之路的痛苦和澄明,自身的求真意志力和内心争辩的整体象征。作为一个极度敏感的诗人,海子对具体历史语境和生存压抑的既定事实有足够的体验(有他的短诗为证),但在他那里,“既定的事实”并不等于是应该接受的事实,个体灵魂的超越向度很可能比它的对立面(认同既定事实)更符合人的性质。他是把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有待于不断“形成”的、而非认同既存世俗生存条件的超越因素,来纵深想象和塑造的。在他的长诗中,人的“整体存在”依然是诗歌所要处理的主题。而既然是整体的存在,就不仅仅是意味着“当下自在的存在”,它更主要指向人的灵魂自由的“自为”存在——按照存在主义的理念,意识的超越性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特性的主要表达之一。因此,“太阳”为海子提供的不是一条由此及彼的直线升华,而是一个庞大纠结的话语场域,一种大致的精神方向。“它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一种悬在的、规范的人的定义或‘本质’,毋宁说它是一种规范性、理想性,它的作用不在于提供具体标准,而是给生存提供一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确认的意识,它使自我在使自身向之努力的关系中,进入生存”(19)。而用海德格尔的形象表述就是——“此仰望穿越向上直抵天空,但是它仍然在下居于大地之上。此仰望跨于天空与大地之间”(20)。这里,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而非单向的升华,才是海子《太阳·七部书》的真正维度和重量所在。

 

 正如前文所述,海子这部长诗不同于习见的“史诗”模式,而是以意志性感受贯穿起来的,各部分构成紧密的互文关系。《太阳》(诗剧)的开篇是意味深长的: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也有人类的气味——    

在幽暗的日子中闪现    

也染上了这只猿的气味    

和嘴脸。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不像但丁。这时候没有闪耀的    

星星。更谈不上光明„„

 

    在我看来,开头这重重纠结的话语,为海子整个的“太阳之旅”定下了基调。“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是喻指精神在加速度超越,但“我”的肉身还不得不深陷于“人”中。“我”的精神行旅是格外艰辛的,甚至不乏荒诞感——“我”跌入太阳的行程决非明确坚定的信仰举念,毋宁说“我”也不确知自己为何走上这条不知终点的赤道。“我不像但丁”,但丁的神曲之旅是由“地狱——炼狱——天堂”这一明确向度构成,甚至在《地狱篇》的结尾,但丁已有把握地写出:“直到透过一个/圆形的洞口,我看见了一些在天上/才会有的美丽的事物。我们从/那里出来,再次见到那些闪耀着光明的星星”。然而,海子说自己的精神行旅,“没有闪耀的星星。更谈不上光明”。与但丁不同,他没有终极神圣之光的归所,甚至没有维吉尔式导师的指引,和贝亚特丽齐式永恒之女性的陪伴,海子跌向太阳的道路更多的是苦难、无告和试图自我获启的艰辛。所以,与但丁的最终指向升华的线条结构不同,海子的《太阳》是一团拉奥孔式的扭结的自我争辩的话语矩阵。他走上的是一条疼痛的“单足人”般的天路历程,是瞽者般的返诸内心的黑暗与光明含混难辨的道路。

 

 

 

    在“人类的尽头”,诗人接着说“我还爱着”,但与但丁所言的“是爱在推动太阳和星群”中的爱不同,并非教徒的海子还“有着人类的气味”,这爱是对世界的“爱情”。所以他看到(毋宁说是他“愿意看到”),“在人类尽头的悬崖上那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源于爱情’。/一看见这美好的诗句/我的潮湿的火焰涌出了我的眼眶”。海子其实深知,与其说“一切都源于爱情”,莫如说一切都源于欲望。但他不忍心这么说,他宁愿在“尽头”回望世界时,投给世界一道赤子的眼光,他流出了伤感的眼泪,因着这眷恋的回头,这眼泪总是滴在肩胛骨上。然而,海子的内心继续在剧烈地自我盘诘,生存的真相迫使他“又匆匆地镌刻第二行诗:爱情使生活死亡。真理使生活死亡”。第二行箴言诗与第一行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的张力或分裂力量,始终折磨着诗人。海子不愿也无法悬置这个短兵相接空手入白刃的辩难关系,所以才说“在空无一人的太阳上/我怎样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人类灰烬„„我已被时间锯开”。接着,诗人将“光辉的第三句在我的头盖骨上镌刻”——“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这句语义肯定,节奏斩钉截铁的箴言,却透露出更深远的忧伤、失望和奋力自勉。人仅靠本能就在实施的“活着”的状态,诗人海子却需要拼命全力喊出。的确如他所说,“我是在我自己的时刻说出这句话”,自己的时刻不同于“你们的时刻”。因为“一根骷髅在我的内心发出微笑„„/那时候我已经来到赤道/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锯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我的内心在格斗,在互否,“翅膀踩碎了我的尾巴和爪鳞/四肢踩碎了我的翅膀和天空”。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我像火焰一样升腾 进入太阳/这时候也是我进入黑暗的时候”——    

 

    赤道,全身披满了大火,流淌于我的内部。

   

    在谈到海子有些长诗为何以诗剧方式写成时,骆一禾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太阳”(火焰和热血是其变体)在海子诗中,既是“它者”,又是众多的“我”形成的“众声话语”说话人,具有复杂经验缠绕的含义:它是在黑暗和冷漠中发掘或挽留光明的要素;是甘愿担荷生存之悲哀乃至罪孽的诗人情怀(涤罪和熔炼);是趋赴由人类伟大诗歌共时体汇聚而成的神圣光照;是诗人个体生命熔炉的烘烤的显现;也是生命能量的“熵”化过程,破碎、耗尽、热寂、失败、灰烬、死亡„„总之,“太阳—火焰”作为海子诗歌的首要元素,并非仅是单向度的自我陶醉的“比德”,而是包容了探索生存,发现自我,甘冒危险,勇于献身的生命和艺术激情。正如巴什拉在谈到火—太阳在艺术中的地位时说的,“在形象的各种因素中,火是最具有辨证性的。只有火才是主体和客体。在泛灵论的深处,总可以发现热能——富有生命的东西,直接富有生命的东西就是热的东西”(21)。对于“太阳—火”这一元素的纵深挖掘,海子始终是清醒自觉的。早在1987年,他开始写作《太阳》时的一篇日记就明确谈到这一点:“我仿佛种种现象,怀抱各自本质的火焰,在黑暗中冲杀与砍伐。„„我要把粮食和水、大地和爱情这汇集一切的青春统统投入太阳和火,让它们冲突、战斗、燃烧、混沌、盲目、残忍,甚至黑暗。我和群龙一起在旷荒的大野闪动着亮如白昼的明亮眼睛,在飞翔,在黑暗中舞蹈、扭动和厮杀。我要首先成为群龙之首,然后我要杀死这群龙之首,让它进入更高的生命形式。„„但黑暗总是永恒,总是充斥我骚乱的内心。它比日子本身更加美丽,是日子的诗歌。创造太阳的人不得不永与黑暗为兄弟,为自己”(22)。我们只有意识到诗人是在“主动寻求的困境(或悖论)中表达”,才不至于将《太阳·弥赛亚》中的复活意志,与《太阳·弑》中人类之间彼此疯狂屠戮的境况对立起来。

 

    诗人西川曾指出海子诗歌精神意向和情调的变化:“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特别赞赏鲁迅对待社会、世人‘一个也不原谅’的态度。他的复仇之斧、道之斧挥舞起来,真像天上那严厉的‘老爷子’。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首先向自己复仇。他蔑视那‘自我原谅’的抒情诗”(23)。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海子的“复仇”,不是源于个人世俗功利欲望受挫后的怨愤,而是认清了“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并不对应,反而常常对立(前者只关乎真,后者主要关乎善与美)的现实后,诗人内心产生的焦虑、忧愤和无告感。西川还谈到“海子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里的“暴力”,可能是指东方道家的“天地不仁”(道在万物之上,无所偏爱地纯任一切按客观规律运行),和《圣经》故事所昭示的持刀者未必最终将死于刀下,不持刀的人(或放下刀的人)未必不死于十字架,这一客观性。因此,“暴力”在海子个人的词汇表中的可替换词,或许就是“残酷的必然性”。上帝跟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同时相关,二者同时存在。对于这个年轻、单纯而敏感的诗人海子来说,认识到这一点真是太过残酷了。

 

    因此,对海子《太阳·七部书》中彻骨的绝望感,我们理应主要从这一向度来认识:“在价值的彻底毁灭中,诗人的内心被一种巨大的苦恼所纠缠„„绝望感不等于厌世感或虚无感。与厌世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和无谓心态相反,绝望感坚持价值真实的意义,它像是对仿佛永远不要想得到任何解答的问题的追问,这就是对世界的无意义性的永远不可能消解的焦虑和操心。坚持对价值和意义真实的祈求才会导致绝望感„„绝望感只产生于置身在价值的虚无能够为价值真实操心的诗人的内心”(24)。不过需要引申的是,绝望和焦虑,也是克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保罗·蒂利希、荷尔德林、R·S托马斯、艾略特、奥登、雅姆„„存在主义神性哲学和诗歌系谱所陈述的生存前提,而且只是“前提”。如何理解这个前提所带来的可能意义,这些哲学家和诗人都有明确的超越性的宗教方向和归所(所谓“神的家中鹰在集合”——海子《秋》)。而在海子这里,“前提”与“结果”却是完全重合的,我认为,这正是一个没有固定宗教信仰的中国诗人“知行合一”、勇于面对自身生存真相的结果(所谓“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它可真是又凄楚又明亮。如果说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当得起“史诗”之名的话,我认为就是它局部地超越了个人化,并勾勒出一个种族的(诗歌)精神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所遇到的特有的困境图式。

 

    在一个普通的夜里,清点星辰和自己手指    

    于是我考虑真正的史诗     是时候了

    太阳之轮从头颅从躯体从肝脏上轰轰辗过    

 

——《太阳·断头篇》

 

    这就是一个“太阳神之子”,而非“太阳王”的处境:“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今夜,我仿佛感到天堂也是黑暗而空虚。所有的人和所有书都指引我以幻象,没有人没有书给我以真理和真实”(25)。走到这里,海子的生命与他履践的:“一次性伟大诗歌行动”猝然终止了。这个终止,意味深长。前面已谈到,海子的创作时间与“第三代诗”是重合的,但他与第三代诗人的向度完全不同。诗人麦芒说,“如果以现代主义为基准,那么‘第三代’是顺向而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走向后现代主义,而海子则是由此回头,溯根寻源,重建背景。但海子与‘第三代’时间上的重合也不是没有某种意味的”(26)。    

 

    那么这个重合的时间“意味”何在?

   

    生活在20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的诗人,要建构通向“本质真理”的“大诗”,诚实的海子也不得不遭遇到一个利奥塔所指出的严酷“寓言”:人们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宏大的真理之源,每个这一情况的叙述者都宣称他所叙述的真理跟他“一直听人这么说的”一样。他是这一真理的听众,而告诉他这一真理的叙述者也曾是听众。顺着(也可说是回溯着)这条真理传递链一路都是这样,结论暂定为真理的主人公一定是最早的叙述者。但是,“他”是谁?谁能肯定“他”存在过?我们在此碰上了可怕的循环:“Y对X拥有权威是因为X授权Y拥有这种权威;其中偷换的论点就是:授权赋予了权威以权威”(27)。海子的诚实于斯可见,这就是他勇于承认的亦道上的冰川纪——“天堂在下雪/冰河时期多么漫长而荒凉/多么绝望”。与其说这是先知般的声音,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反先知”的“先知”的声音。    

 

    尽管海子的诗歌也有明显的缺失——多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其过度的“那喀索斯情结”,长诗的语言和结构尚缺乏精审的打磨、提炼和夯实——但在诗人们以“庸人”自炫自美的今天,我却更愿意积极肯定海子诗歌不容低估的开拓性价值。今天,我们重温曼海姆的忠告也许才真正地别有会心:“乌托邦的消失将带来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几乎成为物。那时,我们将面临一种难以想象的两难境地,即人类虽然获得了对现实存在的最大程度的理性控制,却也失去了任何理想,变成了仅仅凭冲动行事的生物。于是,人类在经历了长期艰难而英勇的发展之后,刚刚达到最高程度的自觉„„却又将创造历史的愿望随着乌托邦的消失而丢掉”(28)。

 

    回溯海子跌向“太阳”的诗歌道路,依然有着特定时代“非如此不同”的重要价值,只有这个高度,才使他获得了一个整体把握大地生存的视点,并为之做出特殊角度的命名。笔者套用王国维先生的话就是:“中国先锋诗自海子,境界始大”。海子留下的诗歌,无疑是属于现代汉诗中将恒久闪光的那些册页的一部分,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等待人们继续发掘。 

  

 

 

 

 

 

 

注释:

(1)拙文收入:《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2)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秋天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著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

(3)可参见:《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9页。

(4)关于海子生平已有三种著作。在笔者看来,诗论家燎原先生所著《海子评传》(其修订本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较为深入、可靠,读者可参阅。

(5)参见哈马贝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以及汪晖对哈贝马斯观念的引申,《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的问题》,载《学人》第六辑;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7)《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7页。    

(8)参见拙著:《打开诗的漂流瓶》,第299页。

(9)里尔克:《说明》,《里尔克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0)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2期。    

(11)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第889页。

(12)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13)西川:《水渍》,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14)柯雷:《实验的范围:海子、于坚的诗及其它》,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15)薇依:《重负与神思》,(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出版1998年,第35~36页。    

(16)《海子诗全编·文论》,第879页,第889页,第898页。

(17)骆一禾:《海子生涯》,《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8)骆一禾:《“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同上,第9页。

(19)李钧:《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21)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转引自《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页。

(22)《海子诗全编·日记》,第883页。  

(23)西川:《死亡后记》,见《海子诗全编》,第923页。

(2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4页。

(25)《海子诗全编》,第901页。

(26)麦芒:《海子与现代史诗》,见《不死的海子》,第219页。

(27)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    

(28)转引自郑也夫《代价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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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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