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海子：作为诗歌和生命的双重神话

海子诗歌的出现在继“朦胧诗”之后而登台表演的“第三代”诗歌那里于相当的程度上被目为一种异端般的存在[1] 。海子的气质纯粹的抒情诗写作以及气度不凡的史诗写作均与以反抒情、反崇高、反文化为根本旨趣的“第三代”诗人[2]的诗歌写作构成了深刻的抵牾与冲突，而在时间与代际归类的意义上，海子几乎又无可置疑地被强行赋予一个“第三代”诗人的写作身份[3]，这种尴尬情状使得海子的诗歌戏剧性地获得了一种“诗歌神话”的性质与命名，且充满某种悲壮而又不乏荒诞意味的命运色彩。

如果说海子的“诗歌神话”主要是在一种错位的写作情境中由历史之手催生而成，并在意志冲突的层面上违逆了海子本人的诗歌写作意愿的话；那么，在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存在者的意义上（当然无法与海子的诗人身份截然分开），海子则拥有完全独立而自由的意志。海子的生活方式、生命志趣与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存在着一种难以弥合的距离，他对于现实的物质化生存境况的天然蔑视态度，与他把生存彻底艺术化、把生命极端理想化的主观行为构成了奇特而“有趣”的对比关系。当生存现实与生命理想产生尖锐矛盾与冲突时，他的意念、反应以及行为选择常常在不经意间就接近或达到一种神话般的高度。1989年3月26日，痛感与现实毫无妥协余地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态度从容地卧轨自杀。海子为维护其生命理想而无畏献身的决绝行为已经远远超逸于大众的想象与理解限度之外。无疑，这是海子亲手制造的一个颇具惨酷意味的生命神话。

实质上，海子的诗歌神话与海子的生命神话依存紧密，互为表里，不能分开而论。就海子而言，他的诗歌即是他的生命的存在方式。他的生命为其诗歌提供价值目标和来源，而他的诗歌则成为其生命价值的最佳载体。海子的生命理想在他的整个精神结构中占据着主导性的价值位置，而他的诗歌理想则相对处于从属性的地位。因此，海子的卧轨自杀既是一种殉诗行为，同时更是一场对于生命理想的血淋淋的祭献仪式。如果象有些人那样仅仅把海子的悲壮举动理解成纯粹的殉诗行为，那么我们不仅无法真正窥清海子的自杀性质，而且必然会低估海子的死亡意义。

海子之死不仅给当时的整个诗坛带来深深的震动，而且也给整个知识界，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海子之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议论和关注的一个文化热点。颇有意思的是，海子本人还被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学生（包括部分青年诗人）奉为精神的偶像[4]。更为发人深思的是，围绕着海子的自杀行为以及其人其诗的价值，持不同观点与态度的人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圣徒”、“先知”与“堂·吉珂德”、“疯子”等等，这些给予海子态度绝然对立的称谓与评价从两个相反的向度上反映了当今人们某种典型的文化心态及文化价值取向（关于这一点我在论文正文部分将要详加论述），从而使海子成为具有特定时代涵义的文化代码与精神符号。

  尽管海子的诗歌在形式方面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与颇高的艺术品位（这一点已经获得诗界人士的普遍肯定），但鉴于海子诗歌蕴含着异常丰富的精神与思想信息，因此我在这里打算放弃对海子的诗歌作纯粹形式与文本批评，而致力于在结合诗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海子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结构，用以突出与强调海子诗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在当今这个因文化中心价值分崩离析而导致“精神真空”出现的物质时代，就每一个对于现状深感困惑的人而言，若能从精神上寻求到安身立命的根据或从思想上获得有益的启示，则不失为一种无比迫切的文化愿望。当我们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时，若能从批评与研究对象身上发掘这些潜藏着的东西，无疑能更充分地显示出批评与研究的功能与价值。本论文的写作正是遵循上述思路而试图深入海子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一次不无冒险意味的灵魂探险与意义追寻。

                  第一章   浪漫精神的表现向度

   浪漫精神是海子身上最为明显而特出的精神与气质，而且通过他的诗歌文本获得了力度更强的释放与呈现。可以说，浪漫精神为海子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与不竭的能量来源，保证了海子创作活力的旺盛不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海子诗歌审美价值的生成与创造。

这里所说的“浪漫精神”有其特定的概念界定与适用范围。首先，它被限定在狭义的诗学研究范围，与政治领域或人们日常生活作风所包含的“浪漫精神”的概念含义毫无关涉；其次，这不等同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浪漫精神”虽与“浪漫主义”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两者的概念涵义仍存在着差异。我在本章的论述中主要把“浪漫精神”作为一种诗人的人格概念来加以运用（当然它无法与海子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相脱离，但我的着眼点不在于形式层面的分析）。此外，为论述的集中和方便，同时为了保持本人写作思路的完整与统一，本章中的论点阐述我只结合海子的抒情诗作为论证的材料与基础，而不引证海子的史诗作品。大体而言，海子的浪漫精神在他的抒情诗中有着更为典型而充分的体现。

    海子身上的浪漫精神有其具体的表现向度，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第一节  个体幸福的无限憧憬

   对于个体幸福的无限憧憬，这是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全部精神追求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也是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诗歌母题。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笔下的“蓝花”便是对这个诗歌母题颇具神秘意味的形象化概括与象征性表述，“蓝花”在这里的含义正是“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1]。这种对于个体幸福的无限憧憬与追求，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浪漫主义诗人共同的精神禀赋与天生气质。相形之下，这份精神禀赋与天生气质在德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表现得异常强烈，这跟德意志民族的整个精神传统不无关系[2]。被尊为浪漫派思想之父的费希特提出的“纯粹自我”学说[3] ，以及德国浪漫派诗人对于宣扬“个人有无限重要性”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信仰[4]，都为德国浪漫派诗人热烈追求个体生命存在的幸福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与精神支持。

    作为二十世纪末中国诗坛上“硕果仅存的老式吹号天使角色”[5] 之一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海子，虽然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却与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人发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这种状况一方面由于海子的气质、禀赋与对方相契合，然而一个更重要、更内在的原因则是海子深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浸染。海子对荷尔德林这位始终坚持追寻神之足迹的神性诗人的无比热爱与无限心仪即是一明显例证[6]。

   禀承着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精神（尤其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海子，在当时国内诗坛以主体消解与自我亵渎为主要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式的写作风尚中，却逆潮流而动，自始至终地坚持着被“第三代”诗人视为“过时行为”的抒情诗写作（在期间也穿插着海子的史诗写作）。在典型的“第三代”诗人看来，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是一个“无情可抒”的时代，因为人的主体精神已经变得破碎不堪了。而抒情的功能却在于呼唤、吟唱个体生命的价值与主体精神的尊严，因为“抒情首先是个人主义的立场”[7]。由此可见抒情这种形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指那种狭义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觉而清醒地保持着他的抒情姿态，勇敢地宣布自己“把幸福当成祖传的职业”（《七月的大海》），公开表明他的“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

    海子的“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实质上源于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即他能摆脱一切虚伪的意识形态的精神束缚，关注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在现世生存中的痛苦、幸福和命运，以个体生命的生存遭遇与生存感受来作为衡量与评价整个人类生存与世界的唯一精神尺度。海子对此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思想追求，他明确宣称要把“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作为他的诗歌理想[8]。这种彻底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污染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当程度上源于海子对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自觉接受，十分接近于德国诗哲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精神。因此，尽管海子的抒情诗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色彩，却与作为海子前辈的“朦胧”诗人作品中的“自我表现”存在质的差异。因为“朦胧”诗人作品中虽然以第一人称“我”在抒情，但背后却总是矗立着一个民族代言人“大我”的形象，且多少存在着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合谋的思想倾向，缺乏海子那种纯粹个人化的文化与精神立场。

    海子从“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热烈追求个体生命的幸福。什么事物能达成个体生命的幸福呢？在海子看来，首先，只有爱，才能给个体生命带来最大的幸福。在海子所有的抒情诗中，以“爱”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数量众多，有些作品直接以“爱”为标题（《如爱情诗集》）、《爱情故事》），由此可见海子对“爱”热烈憧憬的程度。

    海子关爱的对象多为女性，在他笔下频繁出现的“少女”、“爱人”、“新娘”、“姐姐”、“妹妹”、“未婚妻”、“母亲”、“女儿”等表示女性不同身份的人物意象，既表现了海子对于所有女性的热爱态度，又暗示了海子对于不同女性在心态与情感上的微妙差异，集中体现了海子“女性崇拜”的心理倾向。这一方面透露了海子身上鲜明的“阿尼玛”气质（即女性气质），同时也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显示了海子充满爱心的内在来源，因为，“爱，自在自为地就是属于女性和女性存在者的”[9]。然而，如果仅仅把海子的爱心理解成一种出自生命本能的爱，则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歪曲了海子所崇尚的“爱”的性质，也低估了海子爱的理想的意义与价值。

    实际上，海子心仪的最高层次的“爱”是一种基督情怀式的爱——博爱，是对那种只是给予不思回报的爱的信仰，就象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可喜、伟大才去爱它，而是爱本身就是可喜，伟大的”[10]。海子在《歌：阳光打在地上》一诗中表达过对这种“伟大的爱”的感性体验：“这地上/少女们多得好象/我真有这么多女儿/真的曾经这样幸福/同一根水勺子/用小豆、菠菜、油菜/把她们养大……”由此可见，海子追求的爱具有的博爱性质，即使在“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日记》）这类看似“纯粹”的爱情私语与独白中，也折射出深沉的博爱意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子那些为数众多的“爱情诗篇”总是染带着那么浓厚的柏拉图色彩。无疑，在海子看来，精神的爱远胜过物质与肉体的爱，因为它排除了世俗的色彩，“乃是超自然的、洁净了的、神圣化了的爱”[11]。海子这种爱的理想与绝大多数“第三代”诗人对“爱”彻底的世俗化理解构成了鲜明、深刻而又发人深思的冲突关系。

    爱的理想构成了海子个体生命幸福价值的重要一维，另外重要的一维即是海子对于“美”的理想。在海子的诗作中，“美”、“美丽”以及与之意思类似的词语和意象比比皆是。这也反映了浪漫主义诗人所共有的的一种典型心态及价值意象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是外界事物的某种属性，是一种客观价值，还需要诗人主体心灵的发现与照耀，而“爱”却是一种主观（精神）价值，是一种积极活动的心理能力。因此，浪漫主义诗人炽热的爱心最容易为美的事物所触动和感染，而且还能使本来不美的事物蒙上美的光彩，恰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言：“诗使万象化成美丽；它使最美丽的东西愈见其美，它给最丑陋的东西添上了美”[12]。这种美化现实的倾向反映了浪漫主义诗人对于理想事物与幸福境界的狂热追求。海子诗作中所流露的美的理想同样具有上述精神与心理特征。

   不过，海子笔下的“美”有其特殊涵义，它并不完全指纯粹感官意义上的悦目的效果，更多的含有“纯洁”、“圣洁”等宗教（基督教）道德与情感意味（即完美、完善之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海子把他的爱的理想与美的理想结合成一体了。在具体的诗作中，便是用“爱”来提升“美”，而用“美”来充实“爱”。比如，在《给萨福》一诗中，海子对那位“红色的云缠在头上”、姿容美丽的古希腊女诗人提出了“亲我一下”的热烈恳求，萨福在这里作为“爱”与“美”的双重化身，体理了海子臻达完善之境的生命理想。

   爱和美，作为两种崇高的精神价值，构成海子个体生命幸福价值的重要内容，是为海子极为珍视而为“第三代”诗人普遍鄙弃的东西，充分体现了海子古典主义式的写作与人生理想。

                      第二节  逃亡冲动

 海子对于爱与美的热烈理想无疑只是他本人关于生存幸福的一种乌托邦假设，因为残酷无情的现实时时侵入海子精心建构而又脆弱不堪的精神乌托邦堡垒，给他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海子清醒地意识到他给予自己及他人生存以幸福承诺的虚妄性质：“幸福不是灯火/幸福不能照亮大地”。（《麦地或遥远》）这种理想与现实无比尖锐的冲突与对立使海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逃亡冲动。

   这里所谓的逃亡冲动，是指海子意识到现实生存的意义匮乏而对现实生存处境产生不满、否定、乃至逃避的强烈意绪，它以指向一种完满的生存价值为其内在动机与最高目标。自然，海子的“逃亡冲动”并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身体流浪举动，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逃亡”行为，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表白的那样：“远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站立的地方”。（《遥远的路程——十四行献给89年初的雪》

   海子的逃亡冲动首先带有一种抗议现实的思想性质。海子把爱奉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精神价值，然而海子炽诚的爱的理想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现实的无情嘲讽与沉重打击（《四姐妹》）。不过，缺少爱的生存始终遭到海子激烈的思想否定，海子对自己因缺少爱的交流而深陷孤独的痛苦言说（《在昌平的孤独》），以及他对于引为精神知音的“瘦哥哥”凡高缺乏“情人”、“春天”、“月亮”、“面包”和“朋友”的生存境况所表达的深刻理解和同情（《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都极其鲜明而强烈地表现了海子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想。

   由对人类现实生存的非人道主义性质进行毫不妥协的抗议，海子还进一步延伸开去，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存在的非人道主义性质进行了勇敢而无情的批判。在《我飞遍草原的天空》一诗中，海子面对代表死亡和罪恶的“草原”发出了如此激烈的控诉：“不可饶恕草原上的鬼魂/不可饶恕杀人的刀枪/不可饶恕埋人的石头……”。无疑，海子对于“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13]的惨酷历史真相是认识清楚的，但他并未放弃批判的思想维度。对于非人道的现实和历史进行人道主义的抗议和批判，正是海子身上的逃亡冲动最富有社会价值与思想意义的地方。

    其次，海子的逃亡冲动体现一种天然而强烈的内在需要。对于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来说，不满于现实生存的单调与贫乏，进而追求神秘、未知的事物，以求得精神的无限丰富，几乎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法则，正如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先驱诗人华兹华斯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我们生存的中心和归宿，/是和无限连在一起的，仅此而已”[14]。自然，这里的“无限”是朝向精神的领域的。

    正是在上述思想和意义的向度上，海子公然宣称自己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的情人”（《祖国——或以梦为马》），明确表现其追求自由、希望、幸福以及精神的无限可能性的理想主义人生态度。在《单翅鸟》、《野鸽子》、《黑翅鸟》、《天鹅》等一系列诗篇中，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翅膀”与“飞翔”的意象，极其鲜明地表露了海子对于庸常现实生存境况强烈不满的心态，他甚至在《黎明：一首小诗》中直接描绘了自己渴望挣脱“大地的边缘”，“象静静的天马/向着河流飞翔”的“升天”幻象。此外，海子对于庸常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还表现在他对黑夜的迷恋态度上。海子对于黑夜的迷恋态度恰恰反映出其精神上强烈的逃亡冲动，海子在他的一则日记中如此写道：“我是如此的重视黑暗，以至我要以《黑夜》为题写诗。这应该是一首真正伟大的诗，伟大的抒情诗。在《黑夜》中我将回顾一个飞逝而去的过去之夜、夜行的货车与列车、旅程的劳累和不安的辗转迁徙、不安的奔驰于旷野同样迷乱的心，渴望一种夜晚的无家状态”[15]。因此，在海子一系列以“黑夜”为标题与中心内容的诗作中，海子在黑夜带来的“黑暗”、“荒凉”、“空虚”状态中不仅毫无窒息之感，反而常常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慰藉与幸福。深入探究下去，海子的这种“黑夜情结”其实是继承着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或者说无意识中达到了一种契合无间的状态。

   西方近代浪漫主义诗人对于黑夜有一种普遍的喜好情感，在他们看来，白昼的世界是单调、贫乏而有限的，而黑夜的世界才是无比丰富、充满神秘、诱惑的魅人世界。因为黑夜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在白昼被物质世界强烈压抑的自我意识得以重新恢复与强化，并获得精神上的巨大满足。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表达他对黑夜的感受：“夜在我们身上打开的千百万只眼睛，我们觉得比那灿烂的群星更其神圣。它们比那无数星体中最苍白的一颗看得更远；它们不需要光，就能看透一个热恋的心灵的底层，心灵上面充满了说不出的逸乐”[16]。海子的黑夜癖好确实具有诺瓦利斯言论所包含着的那种心理机制。这一方面显示了海子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同时也体现了现实生存的意义匮乏给海子心态所带来的某种程度上的扭曲与损害。

   再次，海子的逃亡冲动还涉及到海子本人对于人性的认识、理解与选择态度。在海子看来，人性分成兽性与神性两种成分，兽性部分代表人类生命的肉体欲望，神性部分则代表人类生命的精神渴念。深受基督教文化精神薰染的海子对于生命存在的欲望化、肉体化状况自然持坚决排斥态度，对于生命的升华与精神生存则持肯定与热烈追求的态度。然而在实际的生命情形中，海子的生命理想与生命本能冲动也常常发生矛盾冲突，有时甚至达到灵肉分离的尖锐对抗程度，以致让海子感受到一种难以弥合灵肉冲突而产生的绝望情绪，《黎明》（之一）这首诗便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状。不过海子绝对无法容忍人性的堕落，他总是通过意志的力量来摆脱肉体的牵羁，从而达到人性与精神的双重升华。《死亡之诗：之二，采摘葵花》（副标题：给凡高的小叙事诗）便是一首解决灵肉分裂的“自杀寓言”诗。“雨夜偷牛的人/把我从人类/身体中偷走。我仍在沉睡/我被带到了身体之外/葵花之外”，这一“自杀过程”的描述反映了海子面对自我分裂时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体现了海子为维护其高尚生命理想而作出的意志努力。质言之，海子为解决人性冲突而采取彻底否定肉体的这种意念与行为，照通常情形来看多少显得有些简单与偏执，然而其根本原因与内在动机仍在于海子欲从庸俗的现实与物质化生存境况中逃脱出来的强烈渴望。

                 第三节   田园情怀

   海子爱与美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处处落空的尴尬处境，导致他产生精神上强烈的逃亡冲动，然而一味的精神逃亡必然又会导致心灵的无限疲累，而且也无法寻求到灵魂的归依。对于怀有炽热生命理想的海子来说，他自然无法放弃生存价值与生存意义的追求，这样，当生存处于都市背景的海子把目光转向田园（乡村）时，一种浓郁的田园情怀便不可遏制地萌生了。

    田园在这里既指乡村生活环境，又指整个自然界，因此田园情怀相应的是指一种未被现代都市工业文明浸染的乡村情感与自然情感。海子的抒情诗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农耕式庆典”的文化意味，体现了海子深深眷恋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情怀。这首先跟海子的出生背景不无关系。海子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农民家庭，在农村生活了15年时间，乡村的自然景色、风俗人情、道德伦理，无一不给童年及少年时代的海子留下观念及情趣上的深刻烙印，并且熔铸成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在潜意识深处对于传统农业文明产生浓烈的眷恋情怀。

    海子对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深沉依恋是与他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能拒斥态度互呈因果关系的。海子之所以排斥现代工业文明，是为了竭力保持生命的灵性、丰盈与淳朴状态（即生命的本真状态），因为“工业技术文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感性个体的独特的内在的东西，被统治一切的物化、标准化、平均化所掩盖”[17]。这种反对工业文明对于丰盈感性生命的扼杀与窒息的思想吁求最早由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发出，随后为西方各国浪漫主义诗人所普遍崇奉，时隔一个世纪光景，又在中国的“乡土诗人”海子身上得到了强烈的呼应与反响。

    在海子那里，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观念性对抗是以乡村/城市的空间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从海子《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一诗的标题判断出这一点（请想想“半坡”与“城市”的对立性的象征含义）。无疑，在海子笔下和他的心目中，乡村成为他灵魂与情感的寄托所，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而城市则成为他灵魂冷酷无情的放逐地，成为他心灵的“异乡”。正是鉴于此，海子对同样出身于农村的俄罗斯天才诗人叶赛宁无限心仪，视为精神的知己与同路人，他借叶赛宁之口表达他自己对于命运的深沉困惑：“我本是农家子弟”，“但为什么/我也到了酒馆和城市”（《诗人叶赛宁》）。对都市文明的强烈不适使叶赛宁（也是海子）萌发了“我要回家”的热烈愿望。海子的诗友西川曾经这样谈论过海子的田园情结：“海子是农民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18]。

   西川的谈论主要着眼于产生田园情怀的后天背景，从海子的精神需要来说，他的田园情怀则在于他要藉此消除与现实的对抗而产生的紧张与焦虑心情。在此，田园成为海子寻求内心慰藉与幸福的最佳场所。这种意念与心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海子与整个时代、社会所存在的深刻隔膜，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周围都是人但他们不对我们表同情时的凄凉境况中，我们便爱花、爱草、爱流水、爱碧空。于是，在嫩叶萌发的春天，在蔚蓝的天空，我们找到一种秘密的交感同我们的心灵相应。”

[19]

   发人深思的是，海子在“麦地”身上找到了心灵的“交感”与灵魂的寄托。“麦地”无疑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背景”[20]，不过在海子那里，“麦地”既具有实在的物质含义（粮食），又具有象征的心灵寓意（精神）。对于粮食和真实生存的重视能使海子在“麦地”里与仇人“握手言和”（《麦地》），对于精神无限追求则使海子要在“麦地”里“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五月的麦地》）。在这里，“麦地”和“诗歌”象征着一种至为圣洁而美好的情感。显然，海子更看重精神意义上的“麦地”。“麦地”的“温暖”和“美丽”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无疑能够给海子脆弱的心灵带来最为深情的抚慰，使他深切地体味到大地（土地）的母性温暖与关怀、呵护，从而忘却他在现实生存中的孤独、痛苦的处境。概言之，“麦地”成了海子暂时免除漂泊命运的精神家园。

   由“麦地”这一核心意象延伸开去，“麦子”、“谷物”、“河流”、“草原”、“树木”等自然界景物均成为海子田园情怀的寄托对象。喜爱大自然可谓浪漫主义诗人的天性，因为大自然作为一种无机体，容易满足他们进行自我意志扩张的要求，浪漫主义诗人的心灵是一盏发光发热的灯，而不是一面冷冰冰的镜子。当然，浪漫主义诗人在大自然身上所进行的意志扩张，主要体现为一种爱的激情与美的渴望，使它们有所依托与附丽。

   海子笔下的大自然同样寄寓他爱与美的双重理想，不过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比较起来，海子对待大自然的情感兼具西方与东方民族的特点与优点：大胆、直率、热烈、而又含蓄、深沉、典雅。比如海子这样表现“野花”的热情：“野花烧到你的脸上/把你烧伤/世界多么好”（《感动》）；在另一个地方又中如此赞赏“野花”的资质：“中国丁香的少女！/在林中酣睡/长发似水/容貌美丽无比”（《野花》）。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前者更多“西方风味”，而后者更多“东方情调”，这一方面反映了海子在趣味、气质上所具有的乡土中国的特性，又体现了西方文化（文学）对于海子的审美心理所产生的渗透性影响。概言之，海子在大自然身上所寄寓的爱与美的理想既体现了他一贯的精神追求，同时也从中反映出了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落乃至幻灭状态，从而发生了价值目标的转移现象。这种现象无疑表明海子“试图把主体与客体之间、个人经验这个有生命力、有目的、充满价值的世界与人们假定的具有广延、质量和运动特性的死的世界（指自然界—引者注）之间的疮口治愈，从而克服人对于世界的异化感”[21]。海子对待大自然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化态度，与“第三代”诗人（比如“非非主义”集团）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来的冷漠、麻木乃至卑微态度相比照，两者之间形成的反差是促人深思的。

    全面观之，海子的田园情怀体现了典型的西方浪漫主义的情感与心理特点。在海子那里，“田园”决非指传统中国文人（诗人）追求与崇尚的舒适、优美的乡村生活环境（包括自然风景），而是一种能够涵纳他过度丰富与热烈情感的最佳客体性对象（这是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倾心于田园的重要原因与“奥秘”所在。）海子笔下的田园大多呈现贫瘠、荒凉、沉寂等特点，这些在常人看来令人窒息、“缺陷”甚大的田园风景，在海子那里却能激起极为热烈的情感反应，而且通过强烈的移情作用（情感渲泄），使他的心灵变得更为丰盈与滋润，体味到异样的幸福与慰藉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子追求与迷恋有“缺陷”的田园风景，并将之视作精神幸福的“最后停泊地”。

    最后，让我们把海子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浪漫精神置于当时整体的诗歌文化背景来作一番审视和评价。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致对应于海子从事诗歌写作的全部时期），“第三代”诗人以其喧嚣的声势强行占据着诗歌舞台的中心位置，他们用诗歌作武器发起了一场“渎神”的“文化运动”，不仅亵渎神圣，也亵渎自我，彻底否弃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海子，作为当时少数持有浪漫主义写作立场的青年诗人的突出代表，敢于逆潮流而动，始终坚持纯粹的抒情诗写作，弘扬浪漫精神，以一种自我幽闭的方式呼唤并维护着人性的价值和尊严，并在错位的历史情境中保持着忧伤、孤独而又坚忍的姿态，捍卫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