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艾青抗战诗民族精神的诗化

艾青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他与聂鲁达、西特梅克一同被誉为“20世纪三大人民诗人”，而艾青的重要诗歌作品，正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完成的。

抗战时期，伴随着隆隆炮火，艾青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如他所言，那时候早晨一醒来，脑子上像沾满了露水，充溢着写诗的冲动。这一时期他写出的《我爱这土地》等一系列名篇，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以对自由的热切呼唤，用精湛的诗艺，实现了民族精神的诗化。

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艾青以一个诗人的高度敏感，在《复活的土地》一诗中预言了战争的爆发，并坚信一个民族必将在战火中浴血重生。艾青把这场战争的持久性与严酷性，凝聚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的画面，沉重而悲壮；《人皮》《死难者画像》则展示了战争带来的触目惊心的死亡图景，冷峻的笔墨中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在死亡、苦难面前，诗人并不悲观，在崎岖而泥泞的道路上，他唱起了《向太阳》，坚定了对这场战争的必胜信念；《火把》更写出了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一代青年的觉醒。此外，他还在《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女战士》《乞丐》等诗中为英雄、烈士、底层民众书写，成功塑造出战争中我们民族不同层面的人物群像。诗集最后的那首《黎明的通知》则给人们带来胜利的好消息。

如果我们把艾青的这些惨烈、悲壮、动人的战争叙事连成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看到一位在荒芜而苍凉的原野上、在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的抗战诗人形象，这一形象在土地与太阳、光明与黑暗、死亡与新生、漂泊与归宿的相互转换中逐步清晰起来，它既是诗人内心的写照，更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画像。

臧克家 

冒着敌机轰炸危险 三进三出台儿庄

臧克家先生曾担任《诗刊》主编。“九一八”后，东北三省渐次沦陷，臧克家非常痛心。在写于1931年的《战神已在候着你》中，他呼唤收复失地的战神。卢沟桥抵抗侵略的枪声，点燃了中华儿女压抑已久的抗战激情。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臧克家很快走向了战场，多次深入抗战的前沿和后方。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臧克家冒着敌机每日前来轰炸的危险，三进三出台儿庄战场进行采访，只用了六七天的时间便完成了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同年5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不久即再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津浦北线血战记》完成后，臧克家又在战争的硝烟中写出《笔部队在随枣前线》《潢川的女兵》等通讯、特写。

作为诗人，臧克家更多的作品还是诗歌。抗战时期的诗集有《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长诗有《走向火线》《感情的野马》《古树的花朵》等。

1942年7月，臧克家结束军旅生涯，与夫人郑曼联袂徒步奔赴重庆，进入了大后方写作的下一段历程。

徐迟

参加“援马团” 奔赴昆仑关

徐迟先生曾担任《诗刊》副主编。“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打响了抗战第一枪，徐迟就参加了“援马团”北上，希望直接投身抗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英勇奔赴昆仑关等抗战前线，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得来的素材，接连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战情形的报告文学，如《大场的一夜》《孤军八百》《火里的大赦》等，赞美了中国军民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田间

在晋察冀战斗十个春秋被闻一多誉为“时代鼓手”

田间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田间于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他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田间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他挚爱的晋察冀生活战斗了十个春秋，直至全国解放。抗日战争期间，田间曾任战地记者、边区参议员、根据地边区文学艺术者协会副主任。 

作为战地记者，只要哪里有敌情和战斗，他就亲自去前线报道。由此田间与聂荣臻、贺龙、杨成武、萧克等结下了深刻的友谊。1939年田间作为战区记者，参加贺龙指挥的晋察冀著名的陈庄战斗。战后，贺龙见田间衣服单薄，即从战利品中拿了一件军大衣送给田间。贺龙还曾于田间从延安过黄河时，在晋西北一二〇师师部相见，并送给田间一只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小手枪。 

田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出版了几十部诗集。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反映人民在日寇铁蹄下苦难生活的诗集《未名集》，1936年出版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讴歌农民反抗斗争的《中国农村的故事》，1938年创作反映抗战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田间一气呵成的长诗《给战斗者》，1937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即刻震撼当时整个抗战文坛。闻一多先生阅后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 称颂田间的诗“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此外田间还著有叙事长诗《亲爱的土地》《名将录》《她也要杀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 秀》《赶车传》等。 

田间最具时代性的作品是他的抗战诗篇，脍炙人口的街头如《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等。1938年，田间在延安与柯仲平等发起“街头诗”运动。在《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末页中，田间这样回忆延安的“街头诗”运动：“1938年8月7日，延安城内，大街小巷，街头和城墙上，张贴起一首一首的街头诗。大街的中心，悬挂着九幅红布，红布上面，也是写着‘街头诗’。当时延安的人们，就以这一天叫作‘街头诗运动日’。”  

邹荻帆

创办《诗垦地》 参加“七月派”

邹荻帆先生曾担任《诗刊》主编。1937年8月，邹荻帆从湖北省师范学校一毕业，便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他经穆木天介绍，潜入大别山一带的第五战区，参加臧克家、黑丁等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在战争前线，邹荻帆抒写了大量讴歌抗战英烈的诗歌，其中一篇400多行的诗《他们将为受难的人们而斗争》，在沦陷后的上海发表。同时将这一时期的诗结集，由巴金出版了一册《尘土集》。

后来文化工作团解散，邹荻帆于1938年9月参加金山、王莹等为首的“上海救亡演剧等二队”，辗转到桂林。那时桂林文化界人士集中，巴金、夏衍、艾青等都在那儿。艾青主编广西日报副刊《南方》，邹荻帆成为主要撰稿人。

不久演剧队改名“中国剧团”，受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利用广西的关系到海外演出，第一站是香港。邹荻帆在剧团既做宣传工作，也演群众角色。在香港遇到戴望舒、袁水拍等文艺界朋友。戴那时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编辑。邹荻帆经常参加他主持的座谈会，并为副刊写稿。在香港停留了半年，剧团拟去西贡、南洋一带；邹荻帆则要求离队回内地，准备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1939年9月邹荻帆到了宜昌，经友人田一文介绍参加了九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到白鹭湖、郝穴一带战地宣传抗日。但由于新排演的《九一八以来》、《扬子江暴风雨》等剧国民党都不让演出，而且信件受到检查，邹荻帆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

邹荻帆于1940年1月也流浪到分乡小学执教并写作。5月初离开分乡，前往重庆。时值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重庆疏散人口，邹荻帆来到重庆郊区北碚黄桷树镇。因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延安，又无以为生，邹荻帆只好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业。

1941年秋，邹荻帆募捐创办了《诗垦地》丛刊。这时，因皖南事变之后，胡风已去香港，但重庆还有一些相好的年轻诗友，如曾卓、冀汸、绿原、S·M等。此后，曾卓到复旦校友部工作，冀汸、绿原又相继考入复旦大学，《诗垦地》便在复旦大学出了5辑。基本作者除上述这些人外，还有成都平原诗社的一些诗人，如社谷、方然、芦佃、白堤、左琴岚等。重庆的诗人袁水拍、力扬、徐迟也为之写稿；延安等红色区域寄来的稿件，很受广大读者欢迎。《诗垦地》第2辑 《反法西斯特辑》在国内反苏反共高潮中出版，引起强烈的反响。

1942年，胡风从香港回到桂林，创立南天出版社，并出版《七月诗丛》丛书，为邹荻帆出诗集一本名《意志的赌徒》。在重庆期间邹荻帆还出版了另一本诗集《青空与林》，并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克罗采长曲》。

1944年邹荻帆到成都，在“战地服务团”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因特务认为他在复旦大学有“共嫌”而出走。9月经地下共产党员介绍入成都美国新闻处做雇员，被选为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年底出版《诗垦地》第6辑《白色花》。因其中有反映学生运动及哀悼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烈士的诗词，市警察局几次向通讯地及成都美国新闻处查询，最终被迫停刊。

阮章竞

等把日本人赶下山再去延安

阮章竞先生曾担任《诗刊》副主编。1937年，就在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中华门的12月10日，阮章竞决心血洒疆场。他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简称太行山剧团），担任剧团的艺术和政治指导员。阮章竞连续创作了独幕剧《周年》、二幕剧《太阳出来了》、三幕剧《巩固抗日根据地》三个剧本，演出效果一部比一部好。

剧团奉命从晋东南北上，开始了一次走遍太行山东西两麓，行程2500里的流动宣传演出。出发前，阮章竞收到了桂涛声寄来的《在太行山上》，太行山剧团成了这首抗战名曲的首演团体。

太行山剧团虽然是个文化团体，但在严酷的战争中，还是多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1942年底，区党委调阮章竞去延安，但他拒绝了。他说：“很快就要打败日本鬼子了，我不想离开太行山。”宣传部长彭涛问他：“为什么大家都想去你却不去？”阮章竞回答：“去了延安就看不见我们太行山怎么样把日本人赶下山去，所以我不去。”彭涛哈哈大笑地说：“你这个人真怪呀，好好好，大家都想去就你不想去，好。”阮章竞连忙解释：“我想去，但是胜利就不能亲眼看见了，延安等打完仗再去。”

就在这腥风血雨的一年，阮章竞收集了民间语言一册，96页，15000字[该笔记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

被他视同生命的创作《未熟的庄稼》于1943年由太行山剧团排演。太行新华书店在当年7月出版了这个剧本和小歌剧《比赛》、话剧《糠菜夫妻》。这是阮章竞在抗战时期得以出版并且仅存的三个作品。

在赤叶河，县委领导告知了阮章竞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立即赶回地委机关，加入陵（川）高（平）民兵大队，去收拾焦作残存的日伪军。分区的青年听说阮章竞要上前线去参加反攻战斗，杀了一只日本洋狗为他壮行。阮章竞十分激动，参加抗日近十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阮章竞从来到太行山抗日，直到1949年随军进北京城，他在太行山革命队伍中呆了十二年时间。其间他从一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成为一个经过战火、受过创伤、接受过考验、体味了人生并跨越过而立之年的革命文艺干将。他写出了代表作《圈套》、《赤叶河》、《漳河水》，成了新诗民族化最有力的探索者。

贺敬之

执笔《白毛女》 创作《南泥湾》

贺敬之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1939年的一天，贺敬之在胡风主编的一期《七月》杂志上看到了延安鲁艺的招生简章。贺敬之看了如获至宝，决定第二天秘密离开梓潼，踏上徒步跋涉奔向延安的征途。他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

到达西安不久，贺敬之就乘军车到延安去，进了延安的边界，再往前走就看到了宝塔山。贺敬之说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可以将他15年后所写的《回延安》改一个字来形容：“几回回梦里到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艺，与丁毅执笔创作了《白毛女》，也创作了《南泥湾》等经典歌曲的歌词。贺敬之的诗风与文风在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达延安之后，贺敬之的作品则更加质朴、明朗，充满了青年的朝气以及融入民众的欣喜，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贺敬之的歌词简洁质朴，充满了欢快的氛围，积极的情绪，这首歌虽然是抗战时期为359旅开垦南泥湾而创作的，但却超越了具体时空，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日本投降那一天，延安全城狂欢，贺敬之和同学们喝了一夜酒，吃一位朝鲜族同志赠送的熟牛肉，但他一直没有喝醉。多年之后，他在《长白山天池短歌》中写到，“半生常饮未深醉，纵有千喜与万悲，为筹环球大同宴，来倾天池试醉归”。在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贺敬之的豪情、诗情与激情，这让人想到杜甫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千载而下，中国诗人对民族、国家的忧患与热忱沉淀在心中，发而为诗篇。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终于实现的梦想，也是所有中国人终生难忘的。

众前辈抗日救亡各逞英豪

《诗刊》前辈在各地各自的岗位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业迹，举不胜举。如：

萧三 萧三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他曾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子升以及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早在20世纪初叶就投身革命运动。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1934年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并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除用俄语写作并出版了诗歌、拥护苏维埃中国宣传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宣传鲁和中国左翼文学，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影响。1939年回国后，在延安鲁艺、文协、文化俱乐部工作，编《大众文艺》、《新诗歌》，和外国同志一起边对外刊物，发起并组织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诗朗诵运动，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等文章。

赵朴初 赵朴初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1936年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任上海慈联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负责收容工作，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郭小川 郭小川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起了全民抗战，郭小川由东北大学“民先”组织联系，从北平几经曲折到了太原，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等人带领下，来到八路军120师师部，受到了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并分配到第359旅，成为这个队伍中光荣的一名抗日战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奋斗剧社”工作。后随部队从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县、榆次等地。参军后不到两个月，郭小川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郭小川担任了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在王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工作之余，他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有些诗如《党的生日》刊载在当时359旅的《战声报》上。有代表性的还有《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等。1945年10月，郭小川背着背包，回到自己家乡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热西专署民政科长，还领导了县支队清匪反霸工作。

李季 李季先生曾担任《诗刊》主编。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赴太行山，在八路军部队曾任连政治指导员，联络参谋。1942年冬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和地方小报编辑。这五六年的战斗生活使他接触了各种人，了解到许多感人的革命历史故事，熟悉了陕北人民的思想、性格、语言及其所喜爱的文艺形式，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42年，他尝试着以民歌形式，写出章回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等作品。1945年底，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这首长诗，热情歌颂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动人形象。茅盾称它“是一个卓绝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

卞之琳 卞之琳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1938－1939年卞之琳去延安和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品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记叙了抗日根据地部队的生活。

严辰 严辰先生曾担任《诗刊》主编。抗战初期流亡于武汉、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1年到延安在“文协”写下第一支对革命圣地的颂歌《延河恋歌》和其他一些诗作。1942年后深入农村和部队体验生活。抗敌胜利后，在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任教。

袁水拍 袁水拍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水拍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历任重庆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兼会刊主编，同时从事诗歌创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新民报·晚刊》、《大公报》编辑，发表过300多首政治讽刺诗，以嬉笑怒骂方式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深受读者欢迎。

鲁藜 鲁藜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他于1934年到上海参与左翼文学活动，1936年入党，1938年7月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秋创作组诗《延河散歌》用散文化的笔调表达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献身者的赞颂，清新而且有哲理意味。这些诗1939年在重庆的《七月》上发表后引起反响。1942年参加整风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创作的名作《泥土》影响过几代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和公仆楷模孔繁森都将它奉为座右铭。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中文系工作。

吕剑 吕剑先生曾担任《诗刊》编委。1938年夏天的一个不眠之夜，吕剑写出了生平第一首新诗《黎明》，发出了“太阳，顶着黎明出来!”的对光明的礼赞。随后，他陆续发表了《乡村》组诗和《击剑手》、《纺车夜歌》、《队伍继续前进着》、《大队人马回来了》、《他和大众在一起》等作品。其中以山东莱芜为背景，以一位乡村老翁的独自形式写成的《大队人马回来了》，引起轰动，受到广泛关注。写这首诗时吕剑年方十九，此诗一经在《新华日报》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潘年在文艺阵地上热情推荐，而著名诗人力扬、艾青也先后提及，演员田冲还在延安文艺晚会朗诵过。从此，吕剑大名便不胫而走，出现在整个反法西斯前线与后方!这首诗还与延安诗人天蓝的《队长骑马回来了》并称为“南北二马”、“抗战二马”，一时传为佳话。这首诗也因此成为吕剑的成名之作。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这首诗被作为抗战名篇受到中国作协推荐。

……

这些抗日救亡的诗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抗战出了自己的贡献。

（诗刊社整理）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