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是一种高处的力量指引着我，让我去到北京，见到谢冕老师的；从而，我被谢冕老师“发现”，也由此改变了我诗歌的命运。

自小，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就很好，考试总是第一名，永远是第一名。所以，上初中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是“北大的料”，即“北京大学的备料”。那时，我的梦想也是：将来去上北京大学。但初中毕业时，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我没能继续上高中，而是听从家人的建议，报考了中专。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着高远理想的人，不能上高中考大学，对我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从而使我产生了严重的幻灭感，并伴随我多年。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大学梦的破灭，就忍不住伏在枕上失声痛哭。大学，自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1994年，我26岁了，当时我还在许昌的一家医院上班。夏天时，我听说北京大学办有“作家班”，两年制，也就是说，会有两年时间可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读书、学习、生活。我一下子就燃起了希望，想去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里读两年书，想圆早年的大学梦，想把我心中因不能上大学而一直存在的幻灭感和伤痛彻底地消除掉。

在早年的那些年月里，我一直都生活在孤独里：我周围没有写诗的人，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我独自写诗、摸索，与诗坛没有来往，对外界更是一无所知。所以那时，我虽然写诗多年了，也在刊物上数次发表了诗歌作品，但诗坛上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我的存在。那时，我知道诗歌界的“泰斗”谢冕老师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就决定直接去找谢冕老师。我天性很不擅长与人交往，面对外界总是感到比较心怯，但此时为了“大学梦”，我竟然一下子变得果敢了。

当时，我完全不认识谢冕老师，而我明白谢冕老师可能也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所以，此年9月，我先去到了郑州，找到刚结识不久的耿占春兄长，请他帮我给谢冕老师写了封很短的介绍信，然后，我就拿着耿占春兄长的这封短信，直接在郑州坐火车，平生首次去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我直接去到了北京大学，找到了中文系。但当天谢冕老师不在系里，在一位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北京大学旁边的畅春园，谢冕老师就住在这里。

当时的我，留着齐耳短发，一脸稚气，一副中学生的样子，完全地不谙世事，彻底不懂人情世故，是地球上最单纯最傻气的人之一，去谢冕老师家里，我竟然完全没有想到要买点礼物，而是只在背包里带了一组打印的诗歌，空着两手就敲开了谢冕老师家里的门。

谢冕老师刚好在家，他和夫人陈阿姨热情地把我让进家里，去到了书房。谢冕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阳光、明朗、温暖，有着年轻人的热情、朝气，同时又沉稳、坚定，思维敏捷，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在书房里坐下后，我拿出耿占春兄长的介绍信和我带的那组诗歌，呈给谢老师。他看完介绍信，又把我的那组诗歌读了两首，然后很温和地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写作情况，我都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然后，我有点莽撞地说道：“谢老师，我想上‘作家班’，我想上大学。”谢老师很认真地看了我片刻，确认我说的是真的，然而他很温和地告诉我：“作家班”已经停办了，至于以后能不能重开还不确定。

对于“上大学”满心期待和热情的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满心失落地坐在那里，情绪也变得异常低落了。谢老师看出了我的失落，他温和地安慰我，鼓励我好好地工作、生活和写作。又坐了一会儿后，我感觉不便过多打扰谢老师，就告辞了他和陈阿姨，从谢冕老师家里出来了。

从谢冕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去了北大校园。我恋恋不舍地走在北大校园里，看着路上走着的大学生我羡慕极了。我去看了未名湖、水塔，站在一片树林边，看着近在身旁我却始终无法走进的大学校园，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地落了下来。当天晚上，我就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到了许昌。

到了第二年，即1995年的秋天，心中有着“上大学”执念的我，又一次去到了北京，去见了谢冕老师。但谢冕老师告诉我：“作家班”已经永久停办了。我的异常失望和失落让谢冕老师很是同情，他告诉我，武汉大学也办有“作家班”，我可以去那里看看。然后他就很热心地给我写了封介绍信，让我拿着介绍信去找武汉大学的龙泉明老师。我心中一下子又燃起了希望，当天就拿着谢冕老师写的介绍信，直接从北京坐火车去到了武汉，然后去了武汉大学，拜见了龙泉明老师。但那时武汉大学的“作家班”也停办了，改为了“本科插班”，需要报考者具有专科文凭。我当时从武汉回到许昌后，就报考了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准备拿到专科文凭后，就去武汉大学上“本科插班”。

两次去北京拜见谢冕老师，他的阳光、明朗、宽和、热情、包容使我倍感温暖，使我对谢冕老师产生了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才有的那种深深的信赖、敬仰和向往，所以第二次去北京回来后，我便有时会给谢冕老师写信，生活在孤独里、独自写诗、摸索的我渴望向谢老师倾诉，我在信中写我的所感所想，写我的忧郁、忧伤，写我在漫漫的理想之路上跋涉的艰难、艰辛，对于理想的充满热情而又伤感的追逐、追寻……

1996年，忘了具体几月份了，我忽然接到了耿占春兄长辗转打来的电话，说我的诗歌入选了由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丛书，通知我准备出诗集，而我的诗歌入选是谢冕老师亲自定的；因为我的那本诗集被谢冕老师指定为由耿占春兄长编选，所以占春兄让我尽快去郑州见他，商量出诗集的事情。那时，出诗集是非常难的，有的人写一辈子也未能出一本诗集，出诗集几乎是所有诗人的梦想。但是，当时生活、信息封闭的我完全没有认识到出诗集的重要性，加之当时我的心思完全在“上大学”的执念上，正在全力以赴为上“本科插班”而忙着自学考试，所有就没有把耿占春兄长的通知当回事，迟迟地没有去郑州见他。焦急的占春兄又数次联系我，还给我写信催促我，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我看到“躲不过”了，只得去郑州见了占春兄。在占春兄家中，他夫人陈玉燕诗姐先给了我一顿温柔的责备：“要出诗集呀，傻妮子，你怎么完全不当回事？”我虽然惭愧地笑着，但心中仍是认为我的“上大学”更重要。

也正是这次在占春兄家中，我才意外地得知：其实早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谢冕老师时，他当时就已经启动“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丛书一事了，只是当时信息封闭的我完全不知道而已。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好庆幸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文库丛书”这件事，否则以我的心性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我会为了避嫌反而完全不敢去拜见谢冕老师的。正是因为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文库丛书”这件事，我才会无惧无畏、勇敢、坦荡、莽莽撞撞地去北京拜见了谢冕老师，也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从郑州回到许昌后，我便按照占春兄的要求，开始整理、打印我的诗歌。我虽从12岁就开始写诗，但由于无人指点和没有书籍引导，很多年里所进行的都是那种不知道往哪里努力的诗歌写作，诗歌写得很幼稚。而我是个宁缺毋滥的人，因此此次整理诗歌，早期的那些幼稚之作我都坚决地弃掉了。所以当我把整理、打印好的诗歌拿给占春兄时，他认为作品太少了，不太够一本诗集的量。我心中感到很惭愧，就真诚地对占春兄说：“占春兄，要不，你给谢冕老师说一下，把我的诗集从丛书里拿掉吧。”我想放弃了。

然而，耿占春兄长并没有放弃我，他对我的一部分诗歌持肯定态度；而谢冕老师更没有放弃我，他把我的诗集从丛书的第一辑调整到了第二辑（延后一年出版），让我再写一些诗作补充到诗集中，并让占春兄转告我，让我不要着急，沉下心来好好写，他等着我的诗歌。

后来，我又写了少许诗歌，补充到了诗集中。1998年7月份，我的首本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作为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丛书中的一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耿占春兄长编选并撰写评论。这本诗集出版后，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我，并开始阅读我的诗歌，也由此才开始关注我。可以说，是谢冕老师“发现”了我，此亦是我诗歌生命的一个转折。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在我完全懵懂无知的年纪，在我完全不懂得这套丛书、这本诗集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是谢冕老师和耿占春兄长对我的始终包容、始终不放弃，才使我的首本诗集最终得以出版，使我的诗歌走到了光亮下，也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1997年，我离开许昌，去到了郑州，自此开始了动荡漂泊的生活，也遭受了来自外界的一连串严酷的打击。1999年9月，在康丽诗姐的帮助下，我去到郑州的《老人春秋》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才结束了衣食无着的生活。10月，我坐在杂志社的编辑部里，望着窗外秋天的园林，百感交集的我首先想到的竟是谢冕老师，于是我给谢冕老师写了封信，告诉他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后，我终于暂时稳定下来了。没几天，我收到了谢老师的回信，他让我面对生活的困境时要坚强，并鼓励我好好地工作、生活，努力地写作。读着谢老师的信，所经受的一切积郁在心中的我，忍不住落下了泪水……

1999年冬天，我拿到了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的专科文凭，但因为经历了生活的一连串严酷打击，我的内心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折，心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最终，我没有再去上武汉大学的“本科插班”，自此也放弃了“大学梦”。

2004年1月，我离开郑州，去到北京工作、生活。冬天时，我特地约上诗人陈均、张杰，一同去谢冕老师家中看望了他和陈阿姨。

2006年，当时主持《诗刊》下半月刊的林莽老师在第一期刊物上给我的诗歌做了一个专题，并且邀请几位评论家写了评论文章，这其中就有谢冕老师和耿占春兄长。谢冕老师在文章中写道：“杜涯的诗是难以言说的。那一切女性的温柔缱绻都不属于她。她的多情与柔软是别样的，那就是在大自然的律动中敏感到属于生命和时间的哀愁，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旷世的哀愁。”很准确地论述了我前期诗歌的重要特点。

2008年，我已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南许昌，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依靠着弟弟接济生活，异常落魄。夏秋时，我的长篇小说《夜芳华》准备出版，需要有封底推荐语，我试着和谢冕老师联系，而谢老师丝毫没有嫌弃我当时的落魄和微弱，当即就应允了，不久就寄来了他为我的长篇小说写的封底推荐语。

谢冕老师曾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大型书系，在里面他选入了我的诗歌；后来，他也曾多次在讲座和访谈中谈到我的诗歌，给予了我足够多的关注、重视、支持和厚爱。

2004年我在北京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诗生活”网站的专栏编辑，为了给“诗生活”网增辉，经我推荐并报请管理人员审核同意后，按流程为谢冕老师开通了他个人的评论专栏。但谢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管理他的专栏，也压根不知道如何上传作品，所以，他的专栏始终都是我在管理，里面的所有文章等作品也都是由我上传的。2010年，“诗生活”网站曾经发布了一个公告，要对长期未上传作品的个人专栏进行清理关停。我担心谢冕老师的专栏被关停，就赶忙帮他上传了几篇文章。第二天，一个诗人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诗生活’网要清理专栏，我看到谢冕老师马上上传了几篇文章。”我当即严正地说：“那些是我上传的，谢冕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谢冕老师在“诗生活”网站的个人评论专栏自开通后，自始至终都是我（杜涯）在管理，专栏里面的所有文章、学术年谱等作品也都是由我（杜涯）整理、上传的。谢冕老师自始至终都没有管过、也没有过问过他的个人评论专栏。

2022年，谢冕老师的诗集《爱简》出版后，我从网上买了一本，并不时地拜读。从中我读到的不只是谢冕老师在历史特殊时期的情感心理活动和精神自传，更是在其中看到了历史、群体、一个时代的痕迹、见证、写照，以及作者内心的深度探察、思考，和宏阔的思想、想象、展望。2023年9月，“第七届中国诗歌节”在郑州召开，我在将要与会人员名单中看到了谢冕老师的名字，心中很兴奋，就把谢老师的诗集《爱简》装进旅行箱中，带到了会上，想请谢老师给我签上大名，我要珍藏。然而，我到会上后，发现谢冕老师并没有到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北京的青年诗人李壮，就突发奇想，想请诗人李壮代为帮忙，把《爱简》带回北京，找机会请谢冕老师签上名，然后再寄给我。大约是诗歌节的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在去餐厅的路上，我刚好遇到了诗人李壮，就想请他帮忙，然而请人帮忙的话有点难以启口，所以我张口就变成了对他刚才在会上发言的称赞（却也是真诚的称赞，因为他刚刚发言时的口才和理论的扎实确实让我感到了惊异和意外）。走到餐厅后，我仍是说不出请李壮帮忙的话，于是便继续称赞他；终于，我说：“谢冕老师好像没有过来。”李壮说：“对，谢冕老师可能有事（耽搁了），所以没有过来。”我就要说出请他帮忙的话了，然而一瞬间我意识到，若如此会给李壮增添许多麻烦的。所以，想请李壮帮忙的话，我最终最终仍是没有说出口。后来，谢冕老师的诗集《爱简》仍是被我装进旅行箱中，带了回来。此亦是一个快乐的小插曲吧。

时间犹如一个过滤器，无论人或事，随着年月，时间都会将其杂质和附庸冲刷、淘洗掉，将其本质凸显出来。直到40岁后，我才逐渐地明白：当初，其实是一种高处的力量指引着我，让我去到谢冕老师面前的。那高处的力量让我执着于“上大学”之念，让我由之去到北京，见到谢冕老师；让我当时完全地不知道“文库丛书”一事，让我能够勇敢、坦荡、无惧无畏地去到谢冕老师面前。那高处的力量知道谢冕老师品格中正、人格高尚、胸怀宽广、坦荡、磊落，知道他像大地一样开阔、宽容、包容，能够承载一切，知道他学养完备，修养深厚，更知道他有着一颗博大、绵厚而悲悯的仁慈之心……因为这些，谢冕老师才不会因我当时的过于单纯、幼稚、傻气而轻视我，不会因我当时完全地不谙世事、彻底不懂人情世故、后来又过于落魄而嫌弃我，不会因我当年的莽撞拜见、写信倾诉、一再叨扰而怪罪我……我和谢冕老师，真的是萍水相逢，而他却具有时间那样的智慧之眼和洞察力，我的所有不足和“缺陷”都被他挥扫掉了，最后在他那里，在他眼中，就只剩下了我的诗歌……

是的，我相信，当年是一种高处的力量指引着我，让我去到谢冕老师面前的。去到谢冕老师面前，然后，被他“发现”……

2024-12-25

（后记：这篇文章写完后，我才偶然得知，其实早在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谢冕老师之前，谢老师就已经关注到了我的写作，并在一次诗歌会议上，介绍了我的诗歌。由此更让我看到并且确定：是谢冕老师“发现”了我，从而使我的诗歌走到了光亮中，也才有了后来的一切。2025-1-2记写）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