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进刘创的组诗《审美幻象》，我们不妨先拿出几首来做具体的解读。
       第一首《玄鹤》。“玄鹤”之玄，玄在何处?一是地域性，二为禀性，三在神性。“历经两千年由白变黑/警觉地，环顾依旧喧嚣的江湖”，如此漫长由白变黑的衍变过程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就突出了“玄鹤”之“玄”；玄鹤真的会由白变黑吗？如果会，那便有些神秘的意味了。
  “玄鹤以一己之黑，成为/楚地漫漫长夜幽深的瞳眸/亦成为，隐于困窘疆域背后的/最后一盏孤灯”，则在此神秘的基础之上，展示出了玄鹤的神性，这份神性主要体现于“最后的一盏孤灯”，而由“孤灯”我们很快就会想起数千年来那些杰出的楚人，屈原、伍子胥、贾谊、郭嵩焘、左宗棠，等等等等，当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并毫无悬念地要承受孤独，这也应该算得玄鹤之禀性，而“一团虚幻之黑/吞下楚地所有的悲怆”，则既在说玄鹤，也在说那些如玄鹤般杰出抑或平凡的楚人，这就在精神的层面之上凸显出了玄鹤的地域特征。总之，本诗因玄鹤这个物象，将物与人有机整合，地域、禀性、神性三者融为一体，并最终让“玄鹤”这个物象升华成了一个较为丰满而又有一定深度的意象甚至符号。
       第二首《食蝉》。“这些年来，我少言懒语，精神不振/沉默如一只钉在树干的空心蝉蜕”，我甚是敬佩刘创这份自省，本世纪以来，尤其近些年来，“少言懒语，精神不振”之人何其多也，“沉默如一只钉在树干的空心蝉蜕”之人何其多也，敢于如此自喻与自省的人却又何其之少。
      通过对现代权力结构的分析，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敏锐地指出，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正如卡普托所说：“如果你用高度精密的武器远远把人杀死，你就能永远不会出毛病。”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变成表格上的统计数字，而受害者也将自我保全视作最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价值世界缩减为只要活下去的欲望，每个人都尽力将自己与其他受害者区分开来，对同胞的受难保持冷漠。尽管他们知道，下一个也许就会轮到自己。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上，“蝉愤怒而嘹亮的呐喊”才显得弥足珍贵，才值得人们不断弥补，而中医药向来就有缺什么补什么、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这就让“我每天都吃掉一些扑腾的蝉鸣/咀嚼发音的鼓膜，和透明的翅膀/我习惯油炸，偶尔也清蒸”具有了某种可能性，然而“食疗没能治好寡言的顽疾/我无所忌，慢慢习惯哑蝉那样的生活”，这是否在暗示传统在现实面前的无力，以及身为体制中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奈，但他不想让绝望笼罩全诗，“一只只金蝉被我吞下，它们的魂魄/在我身体里，高声鸣叫不已”，这正是刘创典型的幻象审美，是否可将其理解为历史长河中与现实的逼仄里的诗人不死、诗歌不死？
       第五首《输液》。输液常有，给树输液也不少见，可贵之处在于诗人能用一颗同理心将链接，并因此让读者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有了一个新的感知视角。
    “一个罹患感冒的民工，满心无奈/训练有素地，给一排垂死的香樟树打针输液”，既看得出他的“满心无奈”，又显示出他的“训练有素”，此情此景于农民工的生存处境而言有一定的典范意义：“罹患感冒”说明他也需要输液，他却不是去找大夫给自己输液，也不是在家好好休息，而是正在“满心无奈”但“训练有素地给一棵树打针输液”。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树本来用不着输液，如果它们继续长在山村，此刻一定根深叶茂，却偏被“五花大绑”送进城里，“由几根木杆支撑，如同被迫来异乡的谋生者/身患重症，需要搀扶才能站稳”，如此情形在今天的城市可谓举目可见，这是不是一种城市病？这是不是对大树的无辜伤害？“纵然我们从繁华的灯火里仓促突围/依然是存疑的道具，是另一种疲惫不堪的人类”，这又是否在展示某种意义上的人树合一？数以亿计的几代农民工，难道不也是因为生存的逼仄与生活的无奈而被“五花大绑”进入到一座座城镇里来的吗？
本可不输液的树，偏弄得非输液不可；本应该去输液或休息的民工，却偏没时间输液或者休息，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病得很重？而末段运用对比，即刻让我感受到什么是同病相怜，这位民工的病、无数民工的命，在某些高高在上者的心目中，或许还远没有这些正在输液的树那么重要，这，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病根所在。
       一般人可能熟视无睹的场景，不但被诗人呈现得真切而典型，而且读者还可从中感受到社会病与时代病，这说明一个真正的诗人与一般人在观察力上有着相当的差异，同时也可证明刘创的诗歌接地气并敢于呈现时代真面目的。
      第七首《白口罩与行为艺术》。口罩本是为人提供保护的，但在过分滥用的情况下，不但其保护作用会递减，而且还可能将人类绑架，将整个社会弄得疲惫不堪乃至遍体鳞伤。诗中之“她”，可能疯了吧，但她为什么会疯呢？作者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口罩肯定为其主要的原因（或者她真的是在借助口罩展示某种行为艺术），“她浑身绑满厚厚的白口罩/像束缚着一道道枷锁。远远地看/酷似，一条鲜活的白蚕蛹/或像月光下，一只惨白的蜡烛”，枷锁、蚕蛹、蜡烛的联想均源自于口罩，既是幻象也为现实，“她不再有挺立的乳房与优美的曲线/空白的表情，让人想起国画里的人物/她被遮盖的羞愧无人知晓”，作为当事人，我深感这几年的口罩滥用让生活千疮百孔，更让美荡然无存，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善美也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渐行渐远。
      这首诗写于疫情流行后期，诗人当时一定思考过，在毒性不断降低、症状不断递减，新冠病毒又不可能完全灭绝、境外早已普遍放开的情况之下，防疫政策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以便将疫情对社会、对个体的影响降到最低，尽早让生活过渡到正常状态，如此思考显示出一份难得的清醒，而于当时的环境而言，他不可能作直白的表达，只能以“白口罩与行为艺术”的荒诞来暗示。
      限于篇幅，不可能将我对组诗的阅读感受一一列举，但由这几首，似乎也可窥见刘创诗歌创作的某些端倪，并进而了其诗歌版图。这种版图关乎成长、关乎地域、关乎时代、关乎家国，诗歌史其实就是一部心灵史，每首诗都为诗人的心电记录。而从更大层面来看，诗人也是另一种史官，诗歌最大的使命在于抵抗遗忘，让人的记忆不只有七秒。

       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抵抗遗忘，那这主要源于职业操守，即使有人因此送命，也属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他们的“抵抗遗忘”应该是一个中性词，不但带有被动的成分，而且属于职业人的本分。于诗人而言，他们对遗忘的抵抗往往源自灵魂深处的冲动与坚守，主动性更加强烈，多在明知不可为的倔强里完成，苏联时期的“白银诗人”，改开之前的“地下诗人”，均是典型的例子。或许正因如此，诗在某种程意义上具有宗教般的神圣，一些诗人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殉难者的角色。
       要真正拒绝遗忘，首先得有对日常真实的记录，“日常”与“真实”均为关键词。例如陶渊明的《饮酒》系列，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抵抗遗忘的典范，均以一己之力为所在时代留下鲜活的肉身。这些年来刘创也一直坚持着对日常的真实记录，《吾师》《楚语》《华容西乡地名考录》等组诗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审美幻象》里的每一首诗都有对日常的真实记录，其中有对当下所见所闻的呈现，也有对曾经所感所想的回溯，有的着眼于社会现象，有的源自于自身亲历，由《庐山看影子粉墨登场》《喜鹊》《蚯蚓》等不难感受到诗人此刻与彼在的日常，并由衷认可他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做到了生动与鲜活。
       要真正拒绝遗忘，还得让时代融入创作，凸显出诗人所在时代的特色与特征。陶渊明的不朽在于他以一己之宁静与澄明，反衬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浮躁与污浊，杜甫的神圣则在于他以自己的诗篇窖藏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古今中外的大诗人，莫不与所处的时代一起载浮载沉，也总是能让后人因他们的文字而走进时代的风云，而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看不到任何时代烙印的诗，只会让遗忘来得更早一些。而在《审美幻象》里，《输液》《白口罩与行为艺术》等都凸显出了当下这个时代的特质，为后人留下研究今天的鲜活样本。
       要真正拒绝遗忘，同时得有反思精神，唯有反思才能让诗不断地抵达深刻，并最大限度地接近本质。诗者，思也，一个真正的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思考者，而一首有些分量的诗，一定会具有某种思想的含金量。刘创毫无疑问是一个思想者，《审美幻象》里的每一首都有着思想的品质。我们不妨将“玄鹤”视为刘创自身的影子，其灵魂深处也经历过“由白变黑”的嬗变，《食蝉》里的那个“我”与诗人更加暗合，即使“慢慢习惯哑蝉那样的生活”，但“它们的魂魄/在我身体里，高声鸣叫不已”，由此不难感受其本性难改与诗心不死。《社橘 》、《喜鹊》、《蚯蚓》，哪怕只是家乡的一根青草，也会在其心灵深处引发共鸣；而面对《输液》现象的不合理，面对口罩的过分滥用，他显然有撬动万马齐喑的冲动。
       要真正拒绝遗忘，也必须做到符号化表达，有自身的陌生化与辨识度。这些年来口语诗盛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缺少符号化表达，成了投一时之快的口水。符号可谓诗人主要的特质，正是某些符号，才让一个诗人在一群诗人里凸显出来。《审美幻象》是不乏特定符号的，甚至有些符号只存在于刘创的诗中。组诗中有成长符号，如喜鹊、蚯蚓、火山石，有地域符号，如玄鹤、社橘 、青草，有时代符号，如影子、档案、口罩，当然，这只是我一个粗略的分类，符号之间还会相互融通。就诗歌创作而言，符号首先得是意象，但符号比意象内涵更为深刻，也更加确定。对刘创的这一特征，杨厚均先生有专文《符号、气度与性情》加以研究，我认同他所作出的结论，不妨抄录在此：“这正印证了我对刘创诗歌符号的第一感受：这些符号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特殊性，这些符号总是湿漉漉的，与南方与水有着天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些符号与其是'意义'还不如说就是诗人本身。这也印证了符号学学者关于符号本身的论断：符号就是对于意义的感知。这里的感知既是一种主体的自觉，同时也是一种符号的存在方式：符号以生动的方式存活而被人所感知。”刘创在诗歌创作中所确定的这些符号，若干年后将既是后人进入这方水土的标记，也是研究当下这个时代的样本。
      整体而言，《审美幻象》既具鲜明地域文化特色，也有鲜活个体时代特征，所涉人事景物无不打上楚地以及时代的烙印，并将其以特定的符号凝结，足以让人感受到诗人对根的挖掘与对魂的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