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是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苇“以诗论诗”的新诗集，今年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以诗论诗”的传统，以诗歌本体为书写对象，用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源流、情感、伦理、技法等诸多问题，对中外古今诗人多有评述，具有“元诗”色彩和交互并置的当下视阈。这些参差而精致的短诗，聚焦于具体的诗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更通过这每一首诗的创作，将诗学理论内置于诗歌的原创性，“纵论万事万物何以回归于一首诗中”（耿占春语），具有“一种纵横驰骋的贯通感，一种百感交集的大觉悟”（张清华语）。

一个诗人广阔的思想视野，严肃的和戏虐的想法，深思熟虑的忧思和即兴快活的灵感，古典诗学的抒情言志，中亚诗风的格言传统，现代诗的智识性论辩，与诗有关的和与诗无关的，亦即诗中的功夫和诗外的世界，都纷然杂陈在沈苇的《论诗》系列中。以总标题看是在论诗，以附在括号中的题目而言，则是纵论万事万物何以回归于一首诗中。它们显示出一个诗人的禀赋：即赋予心智生活以形象的能力，对经验世界进行修辞转换的技艺。

这些短小的论文/诗篇，或将播下一首大诗的种籽，或可成为启发一篇论著的动机。从大量的闻见之知到语言的表述，诗人觉察到，“这卑微的移动”，在语言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宇宙副本”。在一个怀疑论的时代，即使以“芥子须弥”的方式，诗人仍然表达了对写作的信赖。由此而言，沈苇的《论诗》之诗固然隐含着分析批评的诗学，更多的则是对诗歌和语言的颂扬：“正如一座神殿使希腊的大地成为大地/一首不朽的诗，才使母语成为母语”，对诗来说，母语不是固化或终结的文化符号，而是永远处在意义生成状态的修辞活动。（耿占春）

《论诗》是一部规模堪称庞大的诗集。与理论家的工作相比，沈苇的“以诗论诗”可能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它不是立足于“知识化”的一种动机，而是再造了“诗歌写作的工作现场”。一切写作的过程、因由、流程、工序、要义、手段、旁及、后果……都以感受性的、质感的、立体的和形象的方式得以呈现，阅读的过程就是启示的过程，是灵感激发的过程，是心有灵犀和心有戚戚的过程。

沈苇是当代重要的诗人，他广阔的人生经历，从葳蕤的俏江南到荒芜的大西北，再到“少小离家老大回”，虽只是半生经历，但与其他人相比，已是多出一世的丰富与不同了。这使他对诗的理解，一下子具有了更大的宽度与纵深，也有了不吐不快的冲动。故而他从内到外，从古到今，由近及远，从天上到地下，从本体到方法，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有了一种纵横驰骋的贯通感，一种百感交集的大觉悟。从哲学上说，这近乎于一种大欢喜，也是一种大悲愁，借助这个肉身生命的投射与赋形，成为一片话语的风景。（张清华）

沈苇从久居三十载的西域迁回江南，远不止是地理空间与生活场景的陡然转换，更似是他与江南再度相互凝视之后的一次深刻觉醒，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一个新的沈苇将藉此破壳。我从他回迁浙江后的《论诗》《诗江南》等创作中目睹了诸多意味深长的变化：江南体内的分裂乃至是对立的气质、江南自体被遮蔽的丰富性被更多地挖掘，并在诗中深度呈现了出来。“心理的西域”与“地理的江南”纠缠互搏，激荡融汇而为浑厚的交响，最终都在语言运动中迸发而出，得以塑造出这个新沈苇的复杂精神面相。他更加沉着，又更为灵动，他仿佛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游刃有余地控制着他写作中的矛盾气质。当然这个新沈苇不是外来的，不是被强行注入的，我们甚至不妨认为，他是沈苇个人史上一种难以回避的精神遭遇，一次更为特立独行的风格形成。（陈先发）

《论诗》以一种看似轻盈、平易和朴素，实质凝练、威严和精致的方式命令我们去直面诗歌的终极意义和根本使命。以诗论诗，既在诗内，更在诗外，但最终又抵达诗的内核和根部。显然，在沈苇笔下，万事万物皆有意味，万事万物皆可入诗，且万事万物皆可以诗论诗。这也正是“异名者”沈苇所看重并投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要完成这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事业，既需要诗歌的实力，又需要心灵和思想的能量。沈苇显然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能量，《论诗》也清楚地证明了沈苇这样的实力和能量。

《论诗》中，诗歌的气息，和思想的气息，混合一体，同时扑面而来，一次次地打动我，提醒我，警示我，启发我，甚至击中我。还在有意和无意中透露了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之天机。仿佛每首诗真的都安上了“三吨炸药”。仿佛每首诗都是颗小小的原子弹。表面上的轻盈和机智竟可以内含如此的能量和威力。是诗与思联袂所爆发出的能量和威力吗？不止于此。还有灵魂，良知，正义，阅历，胸襟，视野，疼痛，忧虑，悲悯，愤怒，觉悟，志向，奥秘，决心，大善与大爱，以及所有构成这种能量和威力的外在和内在元素。

《论诗》无疑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是诗人沈苇在神明和诗歌的恒久俯视下苦苦探索并终于寻觅到的一个奇迹。（高兴）

《论诗》可以视为沈苇重返阔别三十年的江南之后的立定之作。所谓“立定”，是指诗人回到物是人非的家园，在经历了最初的犹疑和蹒跚后，终于找到了唤醒自我、审视自我的个人场域，以闲庭信步似的笔触书写“诗在”的经验。“我用羊的眼睛看江南/取缔草原与草坪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取缔”具有革命性意义。《诗论》应该归于一部经验之书，是诗人对自我沉浸多年的诗学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杜甫所开创 的“以诗论诗”这一形式的文本呼应。这部由一百五十多首形制近似的短诗组成的巨型组诗，仿佛一只巨型节肢动物，无所不在，又无坚不摧，给人以雄健森然的钻天入地之感，再一次显示出了诗人沈苇强大的语言构建力。（张执浩）

“以诗论诗”实验，在诗体思辨与分行玄索的广漠上，试图浇灌出一片新陌绿洲，应该是沈苇“混血写作”的艺术求变情结驱使的结果。感触于“‘以诗论诗’传统没有很好地承继下来并加以光大”，沈苇以成熟的理性和虎犊的勇猛自我加码，闯入一片全新的技术锻造领域，“一首诗/缓缓回到自己根部”，接通了一个被持久忽略的传统脐带。相比于杜甫、司空图、元好问等古代汉诗“以诗论诗”，沈苇的新作既“疏凿正体”，又“通怀商榷”，践行了传统诗艺在当代的转换；相对布莱克、柯尔律治、奥登、博尔赫斯、希尼等西语诗歌“以诗论诗”，沈苇不仅另择新器，而且量化推演，实现了汉语新诗诗论的本土培植。或在戏仿中指陈，或在自反中回照，有的通过颠覆来显影，有的经由悬置来再造，对现代诗歌本体和技术、言辞和传达、承载与张力等层面进行多视角的解构与重建……在元语言混血交配中加柴添焰，催化“以诗论诗”的汉语新诗体烽燧冉冉升起。

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扩张。沈苇规模性的“以诗论诗”，每首长则十行，短则四句，直觉、率性、碎片化，从不同材料、对象、技艺和理念切入，朝向一个主题汇聚而去，体量之大，论域之广，技术之现代，辨艺之谑趣，属一种前人罕有之举。（沈健）

诗人沈苇吟哦多年，著作丰赡，甘苦自知，对诗的心得了悟，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夫子自道；主编刊物，广接诗友，行走文学江湖多年，对当今诗坛现状走向，亦了然于胸；执教大学，对诗学必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考。具备了以上几项条件，便具备了以诗论诗的资质与底气。当然以诗论诗，中外皆有，作为后来者的沈苇，应当摆放到前贤身后，鉴古知今，庶可给《论诗》一个恰当的位置。

今沈苇效法前贤，可谓正当其时，新诗刚过百年，诗坛气象万千 ，乱象亦万千，新诗理论建设正处于一重要节点，与波德莱尔、杜甫、元好问之所面对，差可比拟，有出息的诗人和理论家应当有所作为。……《论诗》所生发的哪怕是吉光片羽式的真知灼见，都对新诗建设是有价值的贡献。若从文学评论着眼，则侧身高校的沈苇，不俯就学院派的学术评价体系，不拘一格，以诗论诗，触机成趣，妙绪纷披，使古老的传统发扬光大，也给当今的文学评论，注入了一股新鲜活水。（吴平安）

沈苇是有心人，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奉献了他多年的诗写经验和美学经验。以诗论诗的传统自古有之，杜甫、司空图等人在古典诗歌时期就有了尝试；当代也有不少诗人，在零零星星的诗篇中，也以诗论诗，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诗歌写作的心得、理念，但像沈苇这样用鸿篇巨著来论诗，成系统的以诗论诗却是从未见过。

通读沈苇的《论诗》，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诗论》中诗与诗论的高度融合，呈现了一种以诗召唤诗的诗歌写作方法论特征，即是说他用自己的诗论，技巧、形式、写作内容、美学倾向等等的诗歌美学在召唤自己的诗歌写作，又以诗歌形式具象地呈现了诗学的思想和方法，两者高度融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每首诗的主标题和副标题是互相呼应的，诗歌的内容既作为副标题的载体，也作为主标题的载体，既呈现了诗歌之美，也承载了他的诗论的思想，以思想召唤诗歌，以诗歌呈现思想，两者互相呼应，相得益彰。对于阅读者来说，不仅可以获得诗歌的审美感受，也可以在诗歌中直接获得对关于诗歌美学的认识，并且打通了两者的隔阂，使获益成倍。（世宾）

以《论诗》为题或许并非沈苇的发明，但确实是在沈苇这里才蔚为壮观，并终于获得了一本书的厚度。这里或许还隐藏着诗人的一份雄心，并力求在诗与思之间取得一种可贵而艰难的平衡，并向我们证实了思的至深处同样有着诗的那汩汩而出，丰沛的源头。诗人曾从生养他的江南出发，在西北游历、生活了三十年，终于在他乡发明出新的故乡之后，又重新回归。而这样的回归同样是艰难的，而这艰难对应于诗人的一次重要的中年变法。我把诗人回归江南后的第一部诗集《江南诗》视为某种先声，或是一种形式上的归来，而《论诗》才是诗人一次真正的或是精神的回归，并作为对这个精微而不失其宏阔之宇宙的一份珍贵的描摹与见证。（泉子）

由江南而至西部，再重新回到江南，特殊的经历造就了沈苇独特的诗歌风格，从中可以看到他提倡与践行的“混血写作”与“综合抒情”，江南的细腻与西部的雄浑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出色的统一，也即从审美和愉悦开始，最终面对世界那“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在，他用“以诗论诗”的方式来开启全新的探险，把这一不那么自由的形式处理得自由从容，所见所思皆可入诗。如果说，诗的启示性通常是由个体通达整体，那么沈苇的《论诗》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整体性的观照来重新梳理万物，由历史的、伦理的、生命的、美学的等等构成的整体性理解，犹如朗月，照拂所及的每一样事物，洞幽烛微，用他的诗句来说就是：“渴望穷尽所有沙漠/来总结几粒沙子”，轻与重，诗与思在这里相辅相成。这种以诗论诗的元诗，不仅是对诗的指认，其指归所求者大，因为诗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因为诗就是可能性。（江离）

飞廉

《论诗》给我的第一感受是震撼，震撼之后是欣喜。沈苇兄写作勤奋，且富于规划，他从西域返回江南后出版的两本诗集（另一本《诗江南》）都是主题写作的重要成果。此前，我读过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戴复古《论诗十绝》、赵翼《诗论五首》等中国古典诗人的以诗论诗之作，也读过一些西方诗人以及中国当代诗人的有关作品。但像沈苇兄这样系统来写，这般蔚为大观，平生第一次见到。《论诗》中既有向中西经典致敬的作品，但更多作品突破了以诗论诗的藩篱（甚至可以当作《无题》《咏怀》来读），越写越开阔，他怀抱着用诗跟他所理解的万事万物重新建立关联的雄心，并因此完成了中国当代汉语诗歌以诗论诗的“创世纪”之作。（飞廉）

纪梅

沈苇过去三十余年的写作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个人风格，前者是其故乡江南和漫游地新疆两大地理板块相撞击的美丽结果，后者是诗人细敏感受力和强劲抒情力的绚烂展示。2019年，沈苇自西北重返东南故里，开启了以诗论诗的写作。风格的转向与偏离，是诗人对于“日日新”的自我要求和不断“异化”的诗学实践。这种态度令人敬重。在诸多诗篇中，我们能发现诗人对论诗有着明晰的写作意识和追求：省略了散文化的叙事和细节描述，论诗重在展演诗人的智识和思辨过程，却也没有牺牲个人情志的抒发，只不过声音不再张扬恣意，而是冷静或冷峻的沉吟和道白。诗人致力于将经验变成超验视角而抵达“无边的现实主义”，通过“与万物交映”的“无我”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其他。可以说，沈苇的《论诗》绝非分行的论文或文论，它们是诗，而且是兼具亲身感、经验性和超验性的诗。（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