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我很喜欢写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近些年更是如此，心有所感，诗兴一起，便会吟哦一首以记之，很少写其他类型的格律诗词。估算一下，这些年来我已写了大约近千首七绝和上百首五绝了，还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绝大多数是七绝（近两年我也喜欢上五言绝句了，而且也写了不少），如2017年《总道人间惆怅》和2020年的《七绝二百首》，均由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当然，我时而也写一些古风、七律和五律等其它类型诗歌以及填一些诸如西江月、浣溪沙和忆秦娥之类的词，也不排除今后写些其它体裁和类型的诗词。那么什么是七绝以及我为什么如此喜欢七绝这种诗体呢？还有，我为什么要给自己的诗作加注呢？此文将告诉读者所有这些。

七言绝句属于近体诗四种体裁之一（其它三种分别是七律、五律和五绝），也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与近体诗其它体裁一样，七绝的格律也很严谨，在句式、字数、押韵和粘对等方面均有严格要求。

一般认为，七绝起源于东汉时期的民歌——七言乐府诗。比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首七言诗，诗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可以看出，此诗的格律似也隐然成型了，只是句式和字数还不规范。乐府是汉代中央政府设立的一种采风和收集民间歌谣以及文人诗作以便于配乐吟唱的机构。

乐府诗大多来自民间，属于民谣，而民谣是无须受到约束的。很多乐府诗都是四言诗或五言诗。但这首七言《小麦谣》的出现也表示那时人们开始感到了以七个汉字组成歌谣吟唱可能比以往比较简洁的四个字或五个字的诗歌更能表达自己内心生发的诗意吧。

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七言诗愈益发展增多。这里以南朝宋国诗人鲍照的一组乐府诗《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这十八首诗的诗体都不相同，有五言也有七言，有的诗中甚至既有五言也有七言，还有字数不定的杂言，但绝大多数都是七言诗句，而且这些诗作大多比较长。

鲍照的这个《拟行路难十八首》七言为主的组诗不仅在内容上就是其形式，如字数和句式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七言诗的发展以至于七言绝句的形成。比如其第一首诗，诗云：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

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乐府七言诗在鲍照之后发展了一百多年，到了隋朝才出现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首讲究平仄和押韵等格律的七言绝句。从内容看这似乎是一首送别诗，作者不详，人们便给这首诗题为《送别诗》，无名氏作，此诗云：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初唐之际，七言诗增多，但七言绝句仍然不多。比如初唐最有名的两位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写的七言律诗较多，但字数更少的七言绝句却不多。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七绝分别是《北邙山》和《送司马道士游天台》。这两首七绝的格律显然已很成熟了。这里仅列出《北邙山》，另一首诗则请读者自行检索阅读。诗云：

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

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惟闻松柏声。

到了盛唐，不仅涌现了很多大诗人，七言绝句也随之大量涌现，艺术上也登上了一个巅峰。比如，李白、王昌龄、王之涣和岑参等人，哪一个不是七绝高手？或者说，我们如今郎朗在口吟诵的他们的成名作与代表作，哪一首不是七言绝句？由此亦可见七言绝句那无可比拟的魅力。

后来到了中唐和晚唐，诗坛上又涌现了诸如刘禹锡、杜牧和李商隐等吟哦七绝的国手。他们的七绝诗作在盛唐基础上更是有所发展，别开妙境。他们的诗作，尤其是那些字字珠玑、光彩夺目的文辞以及诵读起来格律严谨、声调抑扬顿挫的七言绝句，无不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诗人，其中也包括了现在的我，一个近体诗爱好者。

尽管如此，我对绝句，尤其是七绝的喜爱也不是没来由的。我觉得，与其它十分讲究韵律和节奏的近体诗体裁，如七律和五律等相比，绝句无须像律诗那样刻板地用足足四句诗去工于对仗（这很重要，因为对仗显得过于雕琢和死板，诗作原本应有的诗味还因此而锐减了不少——作者注），还因此而让诗人勃发的诗情可以自由地表达出来，也更能如愿地表达出诗人的丰富情感和高远志向。

其实，早有古人与我有类似的看法。比如，那阕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作者、明代才子杨慎在其《升庵诗话·陈陶陇西行》中就曾说过：“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绝句，又诗之精者。”可见在填词上很有成就的杨慎也十分推崇绝句并将其称之为“诗之精者”。

什么东西才称得上“精”？那是提炼出来的精华，是完美，也意味着最好。也就是说，杨慎将绝句称之为诗歌中最完美也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当然，绝句的表现形式最好并非表示人们所写出的绝句就是最好的。这还需要写得好。那么哪些绝句才算得上是比较好的诗呢？清代诗人沈德潜在其所著《唐诗别裁》卷二十中曾就七绝明确表达过他的意见。他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看来，要想写出好的七言绝句并不容易。

由此可见，绝句，尤其是七绝，不仅在用字和用词方面特别强调精炼，还需要用尽量少的字词表达出丰富而传神的并可让读者产生联想的意境。所以，相对于其它格律诗词，我觉得写得好的七言绝句更像诗，或者说更有诗的味道。

我不仅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身体力行并努力写出好的绝句来的，而且，在创作诸多七绝的过程中，我还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可能比一般人更深。

比如，我在2018年年底写的一首诗——《自贺》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七绝的喜爱：

体用天然意境丰，嗜吟绝句以推穷。

如今斟酌虽辛苦，好在终成复古风。

我之所以将七绝这种古典诗歌体裁称之为“体用天然”，是因为对于讲究格律的近体诗而言，每句七言（即每句7个字）应该是单音节汉字语言节奏感最好，也最能体现出汉语诵读时那种抑扬顿挫语音语调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七绝的无须对仗且可自由表达的四句式特点又足以将近体诗的想象和含蓄发挥到极致，从而能够充分表达出诗人所想表达的那种意境和情调。

五绝虽然比七绝每句少两个字，只有区区4句20个字，但其特点是以小见大，以少总多，在严格的格律下用最少的汉字表达出深厚的情感。清代诗人张谦宜在《斋诗谈》卷二中说五绝是：“短而味长，入妙尤难。”此说然也。

我以前创作近体诗并不多。但在写这首绝句的前后，也不知为何诗兴总是很高，而且特别喜欢写近体诗。自那以后，我大约每1-2天就吟哦出一首七绝或其它诗作来，而且就此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创作态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见那首诗中说自己“嗜吟绝句”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当然，最近两年的我也开始喜欢吟哦一些五言绝句并且也写了不少。

但是，我写的这些绝句（主要是七绝）是不是真的像诗中自诩的那样“终成复古风”，即其字词、语言及结构等大多合辙且符合古人所写的近体诗风格呢？我不做评论，但我想，只要关注我的公众号并阅读过我的七绝和五绝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这些年来，我对所写的近体诗，无论七绝还是五绝或其它格律诗词，每一首都加了注释。这些诗作发表后，经常有读者在留言或点评时认为那些注释是多余的，理由主要是古人写诗都不加注释，甚至还有人认为，写诗添加注释是低估了读者的智商。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

我认可，在书写和刻印都比较困难且读书识字者很少的古代，给诗加上注释似乎很“奢侈”，也不会多。但即便如此，古人给自己的诗加上注释还是比较普遍和常见的。

比如唐代诗人杜甫。据考订，杜甫生前编撰了诗集60卷写本并给自己的诗作留下了300多条注释。比如，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诗中云：“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他就在后面自注说：“谚云：千里井，不反唾。”（详见徐迈《杜甫诗歌自注研究》一文——作者注）

由此可见，诗人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在历史上并非罕见，而是有传统的。至少在唐代，即格律诗开始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并开始流行。

再如，以“元白”并称的元稹和白居易给自己的诗作加注就很多，均分别占其诗作的近20%左右，也就是说，元白二人的诗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作了自注。据有人统计，元稹到现在存诗870多首，自注诗约174首，占比21%，而白居易存诗2910多首诗，自注527首，占比18%以上。

到了宋代，给自己诗词作注更为普遍。比较有名的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和黄庭坚等人自行作注的诗词也很多。苏轼也是一样，其自注的诗词也占了其诗作的五分之一以上，即其存诗2700多首，自注约500首，自注条目约700多个，占比约达21%。

比如，苏轼的《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一诗颔联云：“流芳不待龟巢叶，扫白聊烦鹤踏枝。” 他就在“龟巢叶”一句后面用小字自注曰：“唐人以荷叶为酒杯，谓之碧筒酒。”（龟巢叶多指荷叶——作者注）有意思的是，苏轼辛辛苦苦添加的这个自注可能还搞错了。清朝的才子纪晓岚后来对此曾纠正说，碧筒酒一说典出《酉阳杂俎》，“虽唐人书，乃魏人事。”

尽管古人给自己的诗作加注并非少见，可遗憾的是，诸如杜甫、白居易和苏轼等古代诗人的自注诗并没有引起后人的多少注意，反而因其相对较少，或者因后人为图省事在引用古人诗作之际刻意省略了诗人所作的自注，结果便让读者产生了一个本不应存在的印象，即古人写诗从不加注释。

于是就经常有读者在我的公众号诗作后留言处或在某些诗歌群里说了与上面列举类似的话。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前述的那种古人从不给自己的诗作注的流行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写诗为何要加以注释？这是因为写诗是要给他人阅读和欣赏的。如果没有注释，字数较少、用典或俗语较多的近体诗就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或歧义。当然，如属于诗人故意写就的一些无题诗或诗意隐晦的诗则另当别论。但这种诗毕竟数量极少，而且会因歧义太多，多难以得到后人的喜爱。

因此，写诗加注也就并非多余了。不仅如此，写近体诗有注释总比没有注释好，而诗人自注又总比他人或后人补注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注释，诗词中很多词语或典故的含义及其背景就会显得模糊不清，读者也不甚了了。而且，不仅诗词本身，就是诗人自己在写诗的选词用典上也可能会存有谬误，这些都会误导读者。

一部《诗经》，千百年来其注释者不知凡几。什么原因？他们显然是怕读者不理解。

比如，战国末年有一位大文人毛亨为《诗经》作了注释，后来其侄子毛苌又作了增补。后人将毛亨和毛苌对《诗经》的注释简称之“毛传”。

几百年后，到了汉末，大儒郑玄又对《诗经》作了一次注释，并对前人的注疏“毛传”作了不少补充和订正。郑玄对《诗经》的注释被后人简称为“郑笺”。结果还成就了一个成语“毛传郑笺”。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唐代，孔夫子的后代孔颖达似乎觉得“毛传”和“郑笺”对《诗经》注释得还不够准确和周到，意犹未尽，便为《诗经》重新作注，这次的注被后人称为“孔疏”。

由此可见，古人给诗词作注不仅早有传统，而且非常重视。前人作注不行或不够，后人就一注再注。既然如此，现在的诗人为何不能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呢？这样又将使后人对诗词的理解省去多少麻烦和歧义。

对于前人的诗词，古人也作了不少注释，其中有很多已成经典。比如，宋代的任渊就对黄庭坚和陈师道这两位与其几乎同时代诗人的诗集都作了注释。对于前者有《山谷诗集注》，而对于后者则在《黄陈诗集注》中详加注释。

另外，古人也从没有断过对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诗作进行注释。比如，金朝人王绘给李白写的《注李太白诗》，据说算是历史上第一本给李白诗加注的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则有朱谏的《李诗选注》等。还有清代的仇兆鳌对杜甫诗集的注释（《杜诗详注》）以及王琦对李白诗集的注释（《李太白诗集注》）等等，仅古人对李白和杜甫这两位诗人的诗作注的书总共就不下十多种。

其实，今人也留下了不少对古人诗作加注的注释经典，如钱钟书先生的大作中就包括一本他编著的20多万字的《宋诗选注》。邓广铭先生也编注了有关辛弃疾诗词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等。

为什么古往今来会有这么多人花那么大力气去考订和编辑以给前人的诗词作注呢？我以为，还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诗词因为没有注释而显得不完美，或会给并已经给当时（包括今后）的读者造成很多或很大的不必要的麻烦吗？

可见，给诗词作注自古以来就是普遍现象，并非个例。只是到了现代，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可以说与1949年以来不提倡写格律诗词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大学和中学始终不将格律诗词知识教育纳入教育大纲的原因一样，给诗词作注也才变得稀罕起来。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格律诗词和近体诗及其艺术性都不甚了了，他在读到一首古诗时还会有搞明白那些诗作及其用词的真实含义的想法和愿望吗？显然不会有。可以说，这些人不仅会反对给诗注释，估计连那些诗词本身所蕴含的深刻诗意也不会去动脑筋搞明白并加以共情和欣赏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格律诗词作为一种古典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本身是需要注释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需要注释却没有注释的格律诗词或许就不是那么完美，或者说它们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诗意就不会那么容易为人所知。俗话说的所谓的“诗无达诂”可能就是在这种诗作大多没有注释的情况下产生的吧？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很相信“诗无达诂”这句俗语，甚至经常拿这句话作为理由指责那些给诗作加注的人。他们似乎认为，近体诗就是需要词义甚至诗意都呈模糊状态才有美感。殊不知古人很多诗作的那些模糊的诗意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因为缺少注释造成的，当然，诗人刻意创作的无题诗除外。

由前文所述可见给诗作注显然是必要的。如果前代诗人没有给自己写的诗词注释而引发了歧义，那么喜欢这些诗作的后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补上这一缺陷。这也是后人费尽脑筋加以考订并写出那么多前人诗词注释的主因所在。

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在写诗的那个场合、那个时间段的感情是非常微妙、复杂且深厚的。如果他自己不将这首诗的用词、用典以及作诗的前因后果和相关意图等加以注释的话，读者，尤其是后世的读者显然很难理解和欣赏诗人注入那些诗词中的那些个人的独特情感和愿景。倘如此，诗词本身隐藏的很多情感和意境之美，甚至所蕴含的很多历史要义要么常被误解，要么就难以为当时或后世读者所理解和体会了。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古人给古人作注，还是今人给古人作注，凡不是诗人自己作注，所以都可能存在谬误，虽然大多数注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也能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诗词。但即便这些作注的人再有学问，再有相关的历史知识背景，由于均非诗人本人，因此不可能完全理解作者写作那些诗词的本意。

为此我在想，如果说古人写诗经常不注释是由于受到很多诸如写作习惯及书写刻印不方便等原因的限制，那为何今人写诗就不能自己给出注释呢？现在早已是信息社会，诗文的书写、编辑、修订、发表及印刷出版，从技术层面上看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更何况诗人自己作注完全可以随手而为之。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我还得说明一下，我给自己的诗作注初时是一种无奈之举，并无任何自我炫耀的成分。几年前我注册了一个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史啸虎杂谈》，主要用于刊发我自己所写的诗词、杂文、纪实文章或学术文章。我写的每一首诗和每一篇文章最初多是通过这个自媒体与读者见面的。

（修订这篇文章时看了一下，从2017年6月1日注册公众号至今6年多来，我在《史啸虎杂谈》上已经发表了1292篇诗文了——不包括已经发表但后来却因某种原因又被删除了的数十篇诗文在内，而且全部是自己这几年所吟哦和撰写的——作者注）

当然，我写的文章除了在公众号上发表外，还可以在相关网刊或媒体上刊载或发表，也确有很多诗文，包括部分诗词以及几乎全部纪实文章与学术文章等都已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了。

但是诗词的发表余地就很有限。即便最后能够发表，也存在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何况我的很多诗词都是即景即兴吟哦的，过了一定时限，其蕴意和含义也都会大打折扣了。而我自己注册的自媒体公众号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于是我的诗词大多就只能先在自己的这个公众号上发表了。

有意思的是，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规定，即所有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东西，无论诗词或文章，篇幅都得达到300字以上才能发布出去。这个发布大门由丝毫不讲情面的人工智能（AI）看守着，如果一篇诗文字数少于300字，甚至只少一个字，都会立即收到提醒：此文字数不够，无法发布。此时的我除了再想办法增加注释或题记或后记或随便写上一句话，别无他法，因为近体诗本身的字数是固定的，也是一个字也不能增减的。

我的那些学术性或散文类文章及回忆性文章等还好说，因为几乎每一篇都在几千字甚至万字以上，远超微信公众号的最低300字限定，可包括七绝和五绝在内的近体诗或词就不行了。

一首七绝，仅4句28个字，加上标题和落款，最多也不过三五十个字。五绝字数则更少，只有区区20个字。可以说，要不在这些诗作的前后再多写点什么东西以凑足300个字，它们是一首也不可能发布出去的。

面对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规定，那我该怎么办呢？此时，给这些诗作增加一些注释，与此同时或再写上一段题记或后记，使得是次发表的诗文总字数不少于或多于300个汉字，也许就是最好的或者是唯一选择的解决办法了。

但即便如此，有很多时候由于所作的注释条目较少，总是达不到300字而发布不了，我不得不再以题记或后记方式再想办法多说它一两句与诗的主题相关的话。慢慢地，我的几乎每一首诗的注释及其所附的题记或后记话语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不少读者从不习惯看我的注释到最后喜欢上了我的注释以及题记和后记，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吧。

其实，给自己写的诗加注释也有好处。比如，我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诗中所使用的一些文言文词语和典故分别作些解释并指出其出处所在，或者举例看哪个古人是怎样使用此类词语的。这种注释很多时候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有的词语具有多个意思，而我在诗中只表达了该词语在直观上的某一个或某两个含义。此时读者就容易产生歧义，而我就需要通过注释来加以说明。就拿我不久前写的一首七绝《山寺》为例说一下吧，诗云：

山寺清幽入佛堂，殿前先上一炉香。

惠风轻拂菩提树，悟得禅心对夕阳。

此诗中提到了菩提树，但这并不是说合肥开福寺就种植有菩提树（我确实没有注意也没有发现），而是指我自己在山寺礼佛时受到佛教惠风的熏陶而悟得了一份禅心。但是，如果我不在诗后的注中对菩提树加以注释并举了神秀的那个“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偈子为例，估计很多读者都可能因此而受到误导的。

对于某些见多识广或文言文底蕴深厚的读者看来，我的这些注释可能会因过于简单或繁琐而显得多余。这在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我需要凑够发表所需的足够字数，但有时也是一种必要。比如这首今年春天作于深圳的七绝《笔冠峰感怀》，诗云：

今春又上笔冠峰，满目青云尽附庸。

赖有吟哦倾逸兴，文章空付也从容。

此诗中“文章空付”是什么意思呢？如不加必要的注释读者恐很难知知晓所指何为。我在注释中解释了空付这个词，还引用了古人的诗句。但后来感觉这种解释可能还不足以让读者明白其深层次意思，于是便在题记中又说了“我有不少论述改革的文章网上已经找不到了”这句话加以补充解释。现在看这种补充解释是有必要的，也使得这句诗的蕴意具有了一种难得的纵深感。

令人欣慰的是，我给自己的诗作所加的这些注释大多并非画蛇添足，而是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大量的留言和点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诗人的作品，尤其是绝句这类讲究格律、用词多典又多义的近体诗是要给读者阅读和欣赏的，而不是玩文字游戏让读者花力气去猜测的。

除此以外，我认为增加注释至少还有以下4个好处：

第一，有助于读者了解和熟悉诗词中所使用词语的真实含义或典故。格律诗所用词多古味且语法多为文言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词及语法相距较远，尤其是一些比较生僻或带有典故的词汇。

第二，有助于读者知晓诗人写作该诗的背景情况，以加深对诗人所想表达的那种情感的理解。

第三，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该诗的主题。因为格律诗多隐喻或比附，其真实主题往往隐藏在对一些景物甚至诗人心理的描述中。这种例子在我写过的七绝中有很多。请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这些七绝时自我品评和判断吧。

第四，可以避免他人，特别是后人作注易引发歧义等不足。

由此可见，诗人给自己写作的诗词作注并无任何不妥，相反，诗人自注不仅具有以上所列好处，其效果也远好于他注或让读者去猜，因为总不会有任何其他人比诗人自己更了解所作之诗词的意境吧。

前面说了我的诗中隐喻较多，也有读者觉得读它们时总需要揣摩和联想才能体会其意境。这时就更加需要注释。如果不注释，估计很多读者会忽视掉甚至误解这些诗中诗人所隐喻的思想内涵或想表达的东西。

其实，隐喻本身就是格律诗词，尤其是近体诗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自然界很多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与人类社会的演进本来就是相通的。可以说，诗人写景，很多时候也就是在写人或写事，或者在其描写的景色中寄托或隐喻了自己观景时油然而生的某种微妙的感情和认知。

不过，我以诗词写景时一般都是如实描述，不喜欢凭空想象或借用古人俗套，也不喜欢作无病呻吟，或写一些堆积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实质上毫无内涵的诗句。然而，正是这种对景色的白描，或者说如实地描述吟咏对象，隐喻其中的感情也许就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了。比如这首七绝《又见栀子花》，诗云：

又见园中栀子花，飘来香气透窗纱。

白心寂寞终然在，老去风情伴晚霞。

此诗中的白心一词，与某些人心中的所谓“红皮白心”之类的那套话语体系毫无关系，原指栀子花白色的花蕊。这显然是写实。但在这里也可以将“白”字当作动词理解，意剖白，那么这个字的词义就是指表明心迹了。或者，白心在汉语词汇上也指人纯洁的心。

因此，只要理解了“白心”一词的几重含义，再结合最后那句“老去风情伴晚霞”，读者对我在这首七绝中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也就会有更多也是更深切的体会了。

但是如果没有注释“白心”这个词，有的读者能够了解这句诗的真实含义吗？显然很难。弄不好此诗甚至诗人自己还可能遭到某些人的误解、歪曲甚至攻击。

当然，诗人自注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诗人对一些词语或典故的理解偏差也会导致某些词语或典故的错用或误用，从而影响到其所创作诗词内涵的表达。前面所举的苏轼自注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我在作注时尽量将那些注释的词语解释清楚并列举古人的诗句加以佐证，以尽量避免出现这类问题。即便出现注释不当或不甚准确，但那都是作者本身的认知有限或者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而与注释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是否需要加注这一问题的关系并不大。

最后，我希望各位读者在欣赏我所写的那些七言绝句或其它体裁的格律诗词的同时，也能对每首诗词后面的注释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