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融融，槐香四溢，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零四周年之际，“新旧体诗：百年对话与和解”座谈会在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内举办。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胡占凡，《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院长、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刘笑伟，诗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传媒研究所所长李晓晔，证券日报社副总编董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画家遂岩，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敬文东，诗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中华诗词学会企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班班，诗人、书画家杨清茨，青年诗人、中国国家版本馆馆员王悦笛，青年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述川，青年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曾京等十余位诗人、学者参与座谈，围绕百年新诗的成就与不足，以及如何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展开对话，并吟诵诗歌。

“新诗旧诗百年和解”的话题由谢冕先生在近年提出，在《诗刊》的推动下持续讨论。谢冕先生认为，中国诗的传统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以一个从容冷静的心境来讨论新旧诗之间亲缘关系的问题，消解对立情绪，实现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胡占凡表示，作为从业三十多年的新闻媒体人，自己平时也爱好写诗词，诗歌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抒情。当前新旧体诗亟需和解，二者并行不悖，新诗有存在价值，旧诗仍有其生存空间。

李少君认为，千百年来，诗歌有变也有不变，变的是时代、形式、语言，不变的是情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旧体诗都是一种诗歌形式，哪一种适合表达自我心声、抒发情感，就可以用哪一种。诗歌的超越要靠诗人的境界的提升，对于诗歌而言，人与诗的互证很重要，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诗歌本身就是有些朦胧的，只有诗人本人的形象、情怀才能给其注入生命和精神，显示其价值。所以王国维早就说过“有境界自成高格”，有大境界才能有大作品，创作出大作品需要大境界。

敬文东谈到，关于新旧诗歌的争论集中于：一、古诗要不要被替代；二、古诗如何替代的方案；三、能否拿古诗的标准去评价新诗。中国古诗建立在味觉系统上，而现代汉语建立在视觉基础上，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古诗很难自由表达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新诗写作者不断在创造新的语言，营造新的经验，往往是先有语言后有经验。

陈均表示，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很多历史纠缠，另一方面，在创作层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关键在于一个“诗”字，无论新诗旧诗，都应具有诗的内核，取径也各不相同，可融合，可断裂，也可化古。

刘笑伟表示，新旧诗有过对立情绪，五四白话文运动“打倒孔家店”，将古体诗批得一无是处，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没有树立起来。新旧诗相互传承、并行不悖，到了现在不仅需要和解，也需要相互学习，产生更宽阔的境界，我们期待一个诗歌的、文化自信的新局面。

       在李晓晔看来，新旧诗歌的冲突、文学的和解需要进入到历史和文化的深处去探寻。新旧体诗的分裂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当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发生冲突时，包括旧体诗在内的一切与传统相联系的事物，都被视为保守和落后，而新诗则被赋予了进步和革命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被当成颠覆传统的武器。实际上，新旧体诗本身不存在任何不相容的地方，新诗能够表现传统审美，旧体诗一样可以表现现代生活。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趋于缓和，新旧体诗也就具备了和解的前提条件。新旧体诗将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开辟各自的发展路径。

董少鹏表示，在延寿宝殿前讨论新旧诗歌和解很有意思，新诗需要继承和发扬旧体诗，诗歌无论新旧，体现的都是对人世间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新旧诗的和解也是新时代对旧时代的和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对旧诗也需要求同存异，多找共通之处，以诗的形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清茨表示，无论新诗旧诗，如果人民群众看后晦涩难懂，便不会接受，更不会传诵，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读者，同时，每个诗者也不要轻易被各种诗歌观点所左右，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写诗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娱情，有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班班认为，新诗、旧诗皆是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在其写作经验中，二者从来没有分开过，并尝试从新诗里寻找灵感，从新事物当中挖掘意象。

王悦笛谈到，谢冕先生同时写作新旧诗，在《爱简》一书里，新旧诗不只是简单并存，而是互相呼应关联，作为一整首“大诗”，共同展现特殊年代中诗人的个人心灵史和生活史。谢冕提出的新旧诗“百年和解”或许暂时是一种理想，但创作新诗和旧诗的朋友或许可以先在心里存下一个“和解”的念头，为放下门户私见、进而互鉴交流打好思想上的基础。

曾京认为，当代社会特点是多元并存，新旧并非冲突对立，而有其共性。好的诗歌和艺术能够唤起大众的共鸣，这就要求艺术家们打开触觉，充分感受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体察人们的感受，用艺术形式去表达、去呈现。

零零后诗人、就读于伦敦大学的谢冰夷发来自己的思考，“作为一名从高中就留学英国的海外留学生，我致力于用诗词书写西洋典故与域外风光，后来才终于意识到几个关键问题：一、写诗不能满足于比喻和造境，更重要的是把握“通感”，用比喻去发明更深的东西；二、语言上不能满足于对古人的贴花剪彩，框架上不能过多沿袭；三、在哲理和思力层面，也不能满足于对外国作家的复读。”

诗人们纷纷表示，当前新旧诗歌亟须对话与交流，诗人应当处理好古今中外诗学资源的关系，共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促进新旧诗歌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生活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