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存在

“这本《康熙字典》/泛黄，烂边，黏纸/还有书虫的尿迹/7000多个字/祖父带走一些/父亲又带走一些/剩下的我认识一半/一半不认识/认识的一半/如今跟着我背井离乡。”（《康熙字典》2019.12.14）

读到这首诗，我对叶德庆态度端庄了许多。他家的《康熙字典》已经传承三代了，而我最老的一本书应该是1980版奥古斯特·科尔纽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大约是我二十年前在武昌的一个旧书店买的，搜集的几本明、清代的古籍都只是民间的私藏，是上不了台面的。

认识叶德庆的应该是三年前，在上海诗人默默的书院。他很仗义。

叶德庆的诗，以前在朋友圈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这次可是系统性地来读。我是打乱了其编纂顺序来读的。

“老屋的栋梁是卯榫结构/岁月在里面越挤越紧……祖上留下十二根柱子撑着的老屋/留下纹丝不动的栋梁/土砖和青瓦/补缺风蚀的日子/到处是烟火味。”（《老屋》2019.12.27）读到这样的诗，稍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叶德庆的出身是有故事的，起码是一个乡绅的家庭长大的，祖上是有翰墨味的，是喝了墨水的，似乎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诗歌并不用直接或白描式地临摹生活，稍稍一点点暗示和隐喻，有些事物的本真状态就呈现岀来了，这可能就是诗歌的“及物性”。

所有的诗人，一辈子都是在复述他的童年、故乡、初恋、生存境遇、母爱、父爱、乡愁、孤旅、城市中挣扎的履痕、灵魂的还乡等等，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离开或说抛弃得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我始终认为，诗歌最终是哲学的，哲学最终是诗歌的。哲学家和诗人是应该经常互动的，海德格尔就推动了荷尔德林成为了世界性诗人。我喜欢阅读叶德庆一些蕴含着哲学意味的诗。

“一个女人嫁给了船主/就是嫁给了一条河流/……摇浆的船是江湖上的穷人/江湖是船主的依靠/船主是这个女人的依靠/岸是船的依靠。”（《船主》）

“这是一朵转世的莲/在浴室的玻璃门上/一直看透/一直不说。”（《一朵莲》）

“我很明白，一身的油腻/是炼不出舍利子的/但可以烧出几根硬骨头/比灰尘重一点点/这就行了。”（《硬骨头》）

“去看塞北的风光/必定经过扎根在城墙上的那一把草/大将军在此提刀/亦在此歇戈/君不见，那城墙上的草啊/回望长安。”（《明长城》2019.12.17）

“上沾佛光，下接地气/跪下之前压弯的心事/站起来了。”（《蒲团》2019.12.17）

“入夜，点一树红红的灯火/先生回来，习惯先看看这棵石榴树。”（《梁启超故居门口的石榴树》2019.12.27）

“我放纵等待己久的笔墨/狼毫拖着黑黑的尾巴/从笔座跑到空白的纸上/充满回到雪地的狼性。”（《惜墨》2019.11.25）

似乎叶德庆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隐喻、借喻、暗示、解构、象征、戏谑等等，建构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叶德庆诗学”。

其实，哲学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哲学，也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哲学，这完全只是一种历史纬度的问题，其本质意义的差别不大，这种边界在整个现代性进程中越来越模糊。时光如水，令我流连。生命有发尽，天高地远。

叶德庆从诗歌的归来，似乎带着“王”的气息，他因此获得了对自然万物、对人生、对天空、河流、海洋、对广阔世界更为阔大的宽容、爱与怜悯。

现在要静下心来打开一本诗人的诗集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面对的信息量是“核裂变”式的信息量，从地缘政治、俄乌冲突、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液态轨道火箭、火星退休计划、中国足球出线等等，谁还会对一本早已经陷入边缘化的诗集感兴趣呢？

其实，在整个知识分子或说是学者群体也是对诗人有“污名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学者群体对学者群体也充满着“污名化”，这样，考量着一个诗人的崭新的时代己经到来了。分行就是诗吗？分行当然不是诗。诗人读书吗？我不敢作肯定的回答，但肯定有诗人不会用功阅读。

不读书的诗人就不是诗人，不能学者化的作家就不是作家。作家残雪说：我认为世界本质文学的影响较之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时代大大地降低了，高水准的学者和读者极为少见。这是金玉良言。

那么，我们重温荷尔德林的那个“诗人之问”就很有必要。

“……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的黑暗时代。当然，荷尔德林所经验到的上帝之缺席，并不否认在个人那里和在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关系继续存在，何尔德林甚至也没有轻蔑地看待这种上帝关系。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羁旅契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就变得更加贫困。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觉察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顺势下降而落下其中的最深的基地。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悬于深渊中。假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诗歌只是一种语言的技艺、游戏，欲望，也可谓“语言是人的精神和对象之间的中间世界”。

诗歌是无法作为生活方式而独立存在的。

（二）诗歌又是可以作为生活方式存在的

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这样表述：“做哲学思考，即是修炼面向死亡。”也就意味着准备将自身从躯体中抽离，也从躯体强加给我们的感性、私己的视角中抽离出来。伊壁鸠鲁派也提到精神修炼：对意识的审察，比如，或坦白承认错误，进行沉思冥想，节制一些欲望。当诗人，写诗也是寻找一些精神的依据，但其对精神修炼而言只是浅表化的，表象性的一种文化症候群。哲学家需要人超越感性的明见性、感性的认知，以朝向纯粹的思维与真理之爱升华。这也就是我一再强调诗人应该读哲学书，并且认为理论的阐述也可以具有一种精神修炼的价值。而且，如果诗人确实不能同时进行一种内在的努力，那么，理论阐述不可能是完整的。正如普罗提诺如是说：如果人们不能从情欲以及躯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就不可能理解灵魂是不死的。并不是每位诗人都需要理解“逻各斯”这样的概念，它出自古希腊，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还有理性、纯粹思辨、形而上学、逻辑狗这样的内容，当网络上讥嘲某名作家不懂“滥觞”这个词的意义时，所以，这个时代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提出了超越李杜、苏轼更高的美学和文化要求。大哲黑格尔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箴言：中国没有哲学。

诗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但诗人可以努力成为哲学家。哲学可以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那么诗歌也有可能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这也是我对叶德庆充满着信心的一个理由。

“粮食把一生的积蓄藏在古窖池/祭祀神明，闭关多年以后/云游四海，和三江水一起布道/供养天地万物，善待过客”（《粮食酒》2021.11.21）

叶德庆的《深秋》把江南写活了，写透了，写绝了。“一位瘦男人戴着斗笠/斗篷扔在小舢板上/一边沿着湖边捞螺蛳/一边漂晒衣服的女人。”（《江南》）什么叫江南的烟雨？什么叫江南的尘烟？这就是叫江南的烟雨尘埃。这是同戴望舒《雨巷》里不同的景致，但这种风景依然是绝美的。“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江南的秋被风轻轻一摇，芦花便开了，江南又一次鲜活了起来，江南又在深秋洇开涟漪的水波，荡漾着时间的波纹和八百年的小桥流水。

“打一盆清亮的井水/为神兽沐浴/天边有一朵莲花云”（《搬神兽》2020.5.20）

“有时候我也和它一样，蹲着/或者盘坐/想趁它不注意，拿走它那一枚铜钱。”（《紫砂蟾蜍》2020.6.30）

“以后少赶夜路/自己累/佛也跟着辛苦。”（《赶路》2020.5.23）

叶德庆的诗，大体上品质是均衡的，有些诗有佛性，有禅宗的顿悟成佛的法门。佛性就是最大的人性。

“每天和僧人一起食素/一碟一碗，很好/每天和僧人一起熄灯/一薄被，一床/僧人穿僧衣/我穿衬衣/人间袈裟。”（《人间袈裟》2020.4.17）

这种“人间袈裟”的提法很精准。

“人间的袈裟”其实就是一种“善”，一种“善良意志”。

“人间的袈裟”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澄明”，是一种“道德的德性”。

泰勒认为，现代道德哲学的狭窄主要体现在：“这种道德哲学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怎么样生存是善的，集中到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上；它没有为作为我们听爱或忠诚的对象，或像默多克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作为注意力的意志特别关注的善的术语留有概念上的空间。”

诗学之中应该将对象（客体）当作有“情”之“对象”，实现“我”（主体）与“对象”的合一，要融入艺术化的“审美情愫”，寻找对象的“情感意义”“发现美学”之诠释，在那种精神性的悬想之中，而是存身于“腾踔万象”的感性形式中，表现在“于空寂处见神采”，“于神采处见空寂”的审美时空中，虚实一源，形神不二，道体虚奥，统辖天地万物，这才是一个大诗人真正的潜质。

著名诗人海男说：叶德庆的诗歌看似随意，却是一个用心绘制的小世界，它更像木刻版画，有一种经过潮湿的热带雨林而沁人的味道，尽管叶德庆生于长江边，离热带雨林很遥远。而诗人的精神体系决定了他们会怎样去使用词语。返回老家的诗人，重温幼年的社会风尚，在每一首诗歌中都能触及生活的本质。所以，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物世态。诗人回到诗歌写作中以后，像是在整理老照片，又像是打开了一只黑檀香木的抽屉，我听见了诗人拉开抽屉的声音，里面有信笺、钢笔、针线盒……又像是让我们在夜幕之下看一场场露天电影。

我也特别强调在诗歌中“代际”的概念，只是想要把诗歌的“宏观史”变成“微观史”，拿着命运“望远镜”的同时也要想着还有“放大镜”和“显微镜”，盯着历史的褶皱之处和一代代的人，可以看得更仔细，描述得更详尽。” 叶德庆在世俗意义上是一个成功者，“以酒为业”，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较为光鲜地活着，也经历过生活的挣扎和苦难，一切都熬过去后，就变成了自己对生活的“浇灌”。他把自己放置于“60后”的代际中，并非想做代言人，而是他认同代际观察所具有的合理性。就精神背景而论，60后出生的人，更多地处于一个精神和物质都相对贫乏的困境之中，教育资源的严重偏颇和结构性的不合理，造成了人成长的“相对性困难”更为凸显，也可以说60后品尝了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漂泊、流浪、挣扎是他们的宿命。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在诗歌和文学上真正取得了显著成绩和耀眼光芒的，比如陈东东、戈麦、海子、骆一禾、黑大春、西川、吕德安、胡晓光、张执浩、黄灿然、杨森君、郭辉、李占刚等等都经过了一个磨砺和淬炼的过程而获得诗歌的“江湖地位”。作家队伍中迟子建、余华、陈染、苏童、艾伟等等，他们都经历了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都完成了自我对自我的蜕变和革命性飞跃。其中，骆一禾英年早逝，死于脑溢血。胡晓光是一位隐者，但诗艺非常老辣精深，属“衙内高手”。杨森君偏安一隅，生活在偏僻的甘肃小县城。郭辉在湖南益阳和多伦多二地游走，做着幸福感爆棚的姥爷（外公），李占刚则一贯保持着资深西式生活情调，很小资地吃着六成熟的牛排，每天喝着卡布奇诺和哥伦巴亚黑咖啡。

我所说的诗歌作为生活方式的存在，同样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或说是精神性的洁癖和祛魅。

（三）诗歌的归还诗歌，文学的归还文学

耶稣早就说过：让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也就是要分开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

我总的感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诗歌的应该归还诗歌，文学（诗歌之外）的归还文学。

诗人吕德安有云：“我们的写作总是随着生活而变化。”他是最“生活”的一位诗人。只有道，没有圈子；只有人，没有江湖；只有诗，没有诗坛———这可能是诗人吕德安的最好写照。他在自己的桃花源里生活了十几年，躲开无数是非和论战，多少有几分仙气。

从叶德庆的简历看，2021年以来，新作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诗潮》《星星》《草堂》《山花》《延河》《绿风》《诗选刊》《诗歌月刊》《大家》《边疆文学》《广西文学》《天津文学》《青春》等报刊，曾获得郭小川诗歌奖。这是一份值得“骄傲”和“清洁”的成绩单，稍有点圈子里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份成绩单是“真枪实弹”。真正如诗人应该像雪域高原的一匹雪豹，一匹高贵的雪豹。

有些事情可以遮蔽一时，但不能遮蔽一世。我喜欢诗歌中的一些雄性、狼性的存在，也不喜欢那种“奴性”和“两面人”的面孔，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面孔，这也可能是我对叶德庆诗歌最大的希望和期待。

“－只白鹭站在船头/反复确认湖水中的另一个自己。”（《漂泊者》2021.3.23）

“在浅滩上，碎l步声在河谷中清脆如蹄/再拥抱一会儿，毕竟今夜无风啊。（《我们沿着这条河流》2021.3.17）”

“确认门板站牢了/双手一拍，瞟一眼门板/一天的生活踏实了。”（《搬门板的男人》2020.5.11）

“许多宿命还在早晨的回笼觉中/民宿安静得像河水上的浮萍/古镇的早晨/每天都有萍水相逢。（《古镇早晨》2020.5.20）”

“一只鸟/觅食落在低处的食物/收起翅膀/不需要任何折服《人间论》2020.10.24”

在尘世的废墟上，我们虽然要写人间的爱和温情的诗篇，不仅仅需要人间的镜像和烟雨尘世，更需要精神上的镜像，生命的坚毅、精神的骨头和灵魂的救赎。人间更需要那些以道相通，以善和美互相依存，有筋骨和精神钙质的诗篇，期待着叶德庆的诗艺更加成熟和纯粹，写出超越自我，更加充满着精神张力，像一匹雪域高原上野豹一样，更加具有神性和血性的诗篇。

叶德庆，湖北人在上海。近年来新作刊发于《人民文学》《诗刊》《诗潮》《星星》《草堂》《山花》《延河》《绿风》《诗选刊》《诗歌月刊》《大家》《边疆文学》《广西文学》《天津文学》《青春》《福建文学》等报刊；出版诗集《天砖》《人间袈裟》《时间中的蓝色风景》《人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