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收录到“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里的诗人，我大多见过面。之前很少看到北大女诗人的作品。拿到这本专辑，看了以后很高兴。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就是：现在中国的作家诗人主要还是来自于中文系，也就是说，中文系还是可以培养作家，可以培养诗人的。读了这十几位女诗人的作品，让我特别感到振奋，或者说让我感动的是她们作品当中的“正派”，和她们写作心态的干净。

以前有一句话，语言的腐败可能是一切腐败的根源。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中国现代诗人有参与到对语言的败坏中去，这个我就不具体举例了，熟悉这一百年新诗史的朋友都知道我指的东西是什么。因此，对我们这一代诗人来说，需要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汉语重新高贵起来。再比如说，今天的很多广告都会使用所谓“诗意语言”。广告拒绝再用其他的语言来塑造自身，就是汉语败坏的另一条证据。而汉语败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人写诗是以“心”，而不是主“脑”。“脑”的思维方式是“我看见……”，“心”的方式则是“我感觉……”。与此相连，“善和诚”必一直都存在古诗里边，古代汉语美学是以善为美：善的不一定美，但不善的肯定不美。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心”从汉语诗歌中挤出，那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女性一定比男性更善良、更包容”这个说法，还难以从统计学中得出结论。但是对北大这批女诗人来说，她们始终在维护内心的语言和心地的干净正派。我觉得，这还是和北大的历史、文化功底有关系。

在她们中间，有两位我不熟悉的诗人给我震撼很大。一个是秦立彦，她的这组诗我读了两遍。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事实上，她对语言的维护极其出色。另外一个是周瓒，我一向都很偏爱周瓒，何向阳表扬周瓒的诗可以说是沧桑里边有轻盈。我倒是觉得，周瓒虽身为学院派学者，但诗歌中那种对“轻和重”之间的平衡与把握特别好。其实，我是周瓒超过二十年以上的读者，已经是老读者了；但还是第一次读秦立彦的诗，将这两个诗人放在一起呈现，让人觉得特别高兴，也让人欣慰。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首先要特别祝贺这个专辑的出版，《诗刊》这几年做了很多与新媒体传播方式结合的活动，比如快来读诗、春天送你一首诗，等等这些活动在发挥诗歌的社会效益，引导新时代诗歌美学普及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推出北大女诗人专辑也很有价值。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当然我觉得可以给女诗人这三个字打上一个双引号——“女诗人”，它不是为了强调生理性的女性诗人和男性诗人的区隔，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它可能更多是一个提醒，有这样一种写作的维度在我们文学生活中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我看了整个专辑，一共21位女诗人，主要是出生于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诗人。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具有非常新鲜的层次感，同时具有时代特征的综合性展示。从作品来看，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这些作品通往历史和通往现实的道路都是非常畅通的，实际上也体现出了这些诗人们的综合性素养是非常高的。通往历史，比如秦立彦、周瓒、顾春芳等。秦立彦和周瓒的作品中直接出现了韩愈这样具有历史标志的人物，顾春芳对大地对故乡的书写本身也带有历史感在里面。另外一方面是通往现实，比如杨碧薇、葭苇，日常经验日常经验的呈现成为她们的主要诗歌内容。对这些诗人来说，更关键问题是怎么将这历史和现实这两者处理为有效诗歌经验，并且有一种在场感。我觉得有效的诗歌写作一定是在场的、具有即时感的写作，怎样把这两种东西处理成有效的诗歌经验和美学形式，这21位诗人都做出她们不同的尝试。

我刚才说女诗人应该是打双引号的，如果把这个专辑题目去掉，我们会发现很难从这些诗人的作品里面非常显性的看出她们的生理性别。在这个专辑的诗人诗歌里，相对于1990年代前后那样一种宣言式的女性诗歌意识或者性别意识，她们的性别经验是以更加隐性的方式来呈现的。这恰恰是这些诗人进步的地方，那种宣言式的性别意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有效的，但是在今天是无效的，或者说效用会打折扣。这种更加隐性或者更加内在化的性别意识、性别视角、书写视角实际上意味着性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历史、文化、政治附着变得更加复杂和细微，这对每个诗歌写作者都提出挑战。你怎么在你的诗歌里面以更加内在化或者隐性细微的方式处理这种复杂性？这个意义上，它能甄别出一个诗人是一个好诗人还是一个蹩脚的诗人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无论是小说写作、诗歌写作都面临这个问题，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宣言式的或者正名化/污名化的对立，性别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它已经完全嵌合到整个意识结构里面了。 

看完这些诗以后我觉得有一个需要特别警惕的地方，我发现有一些诗人在作品里面对语言的处理，包括对本体和喻体的转化显得特别光滑、轻易，没有产生一些摩擦。我希望在诗歌中——尤其是青年诗人的诗歌中——读到一些结结巴巴的东西。光滑的写作是新闻媒体的写作，是比较糟糕的报告文学的写作，没有真正触碰到语言结构、意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张力。结结巴巴的语言，这个东西必须在诗歌里面呈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太顺了，尤其是转喻的时候，决断过于明确，是非常糟糕的，它不是一种诗歌的语言。

陈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读到“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小辑，如同文学史与文学潮流之中的各种命名一般，随着“北京大学女诗人”命名的出现，而且出自主流诗歌刊物的策划，作为一个群体的“北京大学女诗人”似乎呼之欲出，浮出了诗歌的“历史地表”。近几十年来，出现过好几种北大诗选，影响也程度不一。譬如西渡在1991年编选的《太阳日记》，可能是对应着一代文青的“成长小说”。洪子诚老师在2018年编选过《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我在2004年编过《诗歌北大》，是从新诗史与北大诗歌的交汇的角度来编选。在这些选本的编选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不外乎是新诗史上的标准，以及关于先锋、实验的追求等等，并无“女诗人”这样的性别标准和标签。大家在讨论“北大诗歌”时，也并没有特别区分出“北大女诗人”这一群体。

但是当这一命名出现后，就像与会的评论家们所言，似乎感觉这一群体本来是存在的，但是以往被忽略了，这也意味着当代诗歌，以及“北大诗歌”里的一些特质尚未被发掘，一些标准尚待检验，一些视角也需有更多的加入。

这一命名的出现，可以触及两种诗歌亚类型，一种亚类型就是“北大诗歌”，——“北大诗歌”是一种大家都说没有，但是确实存在的一种无形的氛围。也有“一部北大新诗史是大半部中国新诗史”的说法。——当“北大女诗人”的群体与标准进入到“北大诗歌”的场域之后，一方面，会导致“北大诗歌”的“面貌”发生一些变化，包括人们看待“北大诗歌”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命名的出现，不仅之前尚未被区分出来的“北大女诗人”会被重新阐释，而且也会鼓励更多的“北大女诗人”投入诗歌写作，获得写作的信心。另一种亚类型是“女性诗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女性诗歌”就是当代诗歌的一种重要潮流，产生了翟永明、伊蕾等代表诗人，唐晓渡、程光炜、陈超等对于“女性诗歌”的批评也引导潮流，“女性诗歌”和当时的“女性主义”有着深刻的纠缠与互动，是社会思潮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诗歌”的发展似乎并不那么具有张力，它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大女诗人”这一群体的发掘，也会给“女性诗歌”的探讨带来新的可能。

刚才都提到，女诗人们各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也能发掘出一些共性。比如何向阳老师提到一些词语的选择，敬文东老师提到这些诗对语言的处理，等等，这些方面也显示出这个群体具有特别的品质，具有一些共性，这些诗人能够给“北大诗歌”、给当代女性诗歌提供什么可能，也是一个可以继续开掘的命题。

在阅读小辑里的诗时，我很感兴趣的是，每一位诗人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切入点，这些切入点形成了每位诗人风格与诗歌面貌的差异。在此暂举几例：周瓒的诗更注重于语言实验，这是作为一位先锋诗人的惯常方式，她的组诗的诗题即为《关于量词的一次诗歌实验》，诗中戏谑式地运用了谐音等技巧。而她的诗歌的声音，则是一种类似于舞台上的声音：独白或对白。这与她这些年来的剧场工作有关。我设想，她应该是将这一组诗作为一种剧诗来写的，模拟或使用剧场里的对话。这两种经历形成了她的诗歌的写作方式。顾春芳从事美学研究，对于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浸染很深，这是她的诗的一种原型，所以她的诗更多的是取法于这种审美路径。刘丽朵，我读过她的小说，这可能是第一次读到她的诗。她提供的这首诗《在黑暗中等》，我能读到小说写法的痕迹，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化，而是创意写作技巧的运用，譬如第三节从“圣诞树结了苹果”，“苹果”露出“桃心”，“桃心里躺着恋人”，层层制造逆转效果。杨碧薇的诗里，能够感受到一种“生气”，诗人本身的气质与诗的气质的同构。

这一命名出现后，据说接受度很好。当然，这一小辑容量有限，有些选入的女诗人的诗，其实并不能显示其实力。如果有可能，也可以编辑诗选或诗丛，以完整地呈现“北大女诗人”的面貌，也会使读者对这一群体有更深的认识。

李壮（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心安理得地逛校园，一边走一边看北大风景。这个风景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还是校园诗人的时候经常过来。走在校园，我就想到自己青春的时候，那时我是在北师大读研究生，也是所谓的校园诗人，经常来北大参加校园诗歌活动。最早跟诗歌有关是2013年去参加星星诗歌大学生夏令营，那一届有徐钺，还有李琬，都是北大学生。那时候北大办未名诗歌奖，在百年讲堂，我当时还需要找人排队帮我领票，整个氛围很有趣。我还记得和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一起来参加未名的活动遇到过一些很意外和诗歌有关的场景，有天很晚了，我们正在去活动地点，突然被一个美女拦住，长得特别漂亮，化着浓妆，拦着我们一边哭一边问地铁在哪里。我们给她指路，看她进地铁，然后参加诗歌的活动，这类故事很有校园感也很有诗歌感。

我刚才在未名湖边看到一只特别肥的大灰鸽子，蹲在路边，一开始我还没有发现它，它一直趴在那儿。但是很多女生蹲那儿拍照，我还说拍啥呢，就看一个大灰鸽子蹲在那儿翻着白眼，也不怕人，也不理人。看到这只鸽子，忽然觉得它的姿态跟我们今天的专辑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特别鲜明的存在，但并不是特别强调自己鲜明的姿态，它就是在那儿蹲着，闭着眼，你看到就看到了，不看到也无所谓。这种很放松很自如的状态，我觉得很好。

今天这个专辑呈现出来的样貌和状态，也是放松、自如、不刻意的。印象中，北大有大量的诗歌资源、持续的诗歌谱系传承和自己鲜明的诗歌风格。因此我原本以为，这个专辑会显得特别“北大”、特别彰显某种风格标识。但是我拿到《诗刊》，发现这里面的作品跟我原来想象的样子又不太一样。本来我以为看到的都会是典型的徐钺、李琬那样的写法，但是细看又不一样。它固然彰显了身份的共同体，作者是北大的、是北大女诗人，但是确实又是不同风格的共同体。如果把标题里北大女诗人的字盖掉，作为文本本身它们依然成立；这个专辑的文本本身并不依附于这个策划，二者之间有一种黏合度，但并非绑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觉得北大诗歌写作在这个集子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内在风格想象。埃利蒂斯曾说，二十世纪诗歌的两极，一个是艾略特，一个是卡瓦菲斯，以往我们对北大诗人写作的想象和认知，可能更多偏向艾略特，闪耀着智性色彩、比较知识分子化、技术很高超。但这个专辑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卡瓦菲斯”风格的作品，用简单而直接的语言，去触及很多本质而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秦立彦老师，秦老师的诗作我很喜欢，就是不断在对可触摸的经验进行处理，写得很放松但又很有力量，其实是有卡瓦菲斯的感觉。包括她去年有一首诗，就是直接写卡瓦菲斯，她想象这位日常匍匐在书桌前的小办事员，当他写诗的时候就升在空中看古罗马古希腊的辉煌世界，顺便也看到了此刻匍匐在书桌前的他自己。这是很微妙的触摸，不仅仅是让卡瓦菲斯带着嘲讽和悲悯看卡瓦菲斯自己，甚至也是带着嘲讽和悲悯去看“写卡瓦菲斯的秦立彦自己”。这种感觉在这本专辑收录的秦老师诗作里多次出现，特别云淡风轻，很自然自然，但又写出很大的东西，这是让我很心动的能力。

周瓒老师的组诗，题目里提到了关于量词的诗歌实验。我其实有点害怕看到“诗歌实验”这类字眼，因为今天某些创作者会拿这个当作一种道德武器，就是不管我写的怎么样，不管怎么让人无法接受，我说了这是我的诗歌实验，你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是周瓒老师这首诗没有刻意冒犯的东西，或者说，并没有刻意以“实验”来作为标榜。我觉得这组诗作是有雌雄同体的语风在里面，它试图触碰某些公共性的经验，哪怕一些确有实验性的细节元素，也都能特别好地与文本相贴合。还有杨碧薇，她的这组诗都是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用异域风情来形容我觉得小了，准确说，她是试图建立一种更大的文化视野、文明视野，这其实是我们这代人还不太容易驾驭的东西，而杨碧薇正在作出有效的尝试。当然，这个小辑里也有很多典型的北大风格诗作，这很好，它意味着一种传承，虽然我不希望看到这里的所有诗人诗作在风格上都这么“典型”，但“典型”本身毕竟不能丢。

总体来说，这次的小辑很好地展现了北大女诗人诗歌写作的旺盛创造力和风格多样性。这种活力和多样性是属于北大这片诗歌场域的，我觉得“北大诗歌场域”这一概念，要远远高于、大于“北大诗歌团体”或者“北大诗歌流派”这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