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诗意永远高于我们的想象和思想，但作为一位诗人或艺术家，如果仅限于对自然物象的沉迷和凝望而不赋予其个体的精神和意义，再辽阔壮美的自然，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创作中所需要抵达的自在之物。

在持续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诗人雨田的众多抒情诗都试图在一种对立与对抗的表述中探寻人类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真相。时隔二十多年，品读他新出版的诗集《东南西北风》时我发现，原来雨田也是一位大自然的沉迷者和感悟者：“我知道万物在生长中挣扎，落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风依然不止地摇曳着树枝，我的内心很孤独”（《断章：崭山村纪实》）。

和所有那个时代的诗人一样，雨田诗歌创作起始阶段，正是西方艺术和思想潮流汹涌而入的时代。作为先锋诗歌的捍卫者和探求者，雨田“现代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正召唤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诗人的写作姿态》）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意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滚滚而来的思想与文化启蒙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然而，作为一位诗人，无论他秉持怎样一种诗学立场和艺术原则，在与天地万物的交融交往中“寻求与万物的一致”，才是跨越“界限与黑暗”，探寻生命与精神秘境的唯一途经。因为尽管从《圣经》所言“人与自然是敌对关系”开始，西方哲学一直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但具体到荷马、歌德、普希金、梵高等诗歌和艺术巨匠来说，借助自然万物发现并表达对生命本体和自然万物的认知，仍然是西方艺术不曾背离的规律。更何况到后来，还出现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诗意的栖居”，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几乎和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如出一辙的海德格尔。具体到雨田的诗歌创作，即便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充满现代意识的《四季歌》《雪地中的回忆》《梦的苹果。一只手和一只鸟》等作品中，借助自然万物结构意象以实现对生命本体和精神意识的诗意化表达，依然是雨田诗歌文本的重要特征：“寒风从雪地吹来  在一切不是毁灭的毁灭中／灵魂的空洞更令人吃惊”（《回忆中的雪地》）“风带走了雪  风带走了所有的落叶  风为什么/不能带走一只乌鸦  我不知措地被这一现象刺痛”（《纪念：乌鸦和雪》）只不过在言必讲西方现代主义和现代派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雨田这种来自不可更改的母语文化滋养的创作迹象，被评论者甚至雨田自己忽略、遮蔽了。

好在《东南西北风》作为一个以地理概念命名并具有地理标识度的选本，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雨田的创作和作品，提供了一个可资辨识的文本。“在柴达木我咀嚼着这里的阳光和月光/梦幻的羊群  石头  和村庄里的炊烟/是夏日的风让把我难以言说的心事倾诉给你”（《八月柴达木》）“我记得那个种植海棠花的人  他喜欢给每一棵海棠/起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  那些有了名字的海棠/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正爱着这个春天”（《种海棠花的人》）村庄、树林、河流、山川，一棵震后余生的向日葵、一只雨中的蝴蝶、一座历经沧桑的古石桥，自然万物、生命万象，都成为诗人表达与言说的对象。而且在置身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背负黑夜、面朝大海的“精神实体”的诗人生动、开阔、丰富的另一面：“德令哈  让我的忧伤与天路相遇吧  我想/骑着白云抵达你的内心  穿入天的山脉”（《德令哈冥想》）

尽管为了便于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雨田诗歌作品，我使用了“自然标识”这个词来强调《东南西北风》中雨田诗歌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但作为一种评论与界定方式，我这样说只是为了便于确认这本诗集所体现的雨田诗歌的另一种态势，并不是说雨田诗歌从根本上发生了什么改变。事实上，和雨田以往诗歌一样，诗集里的自然物象，仅仅是特定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象下触发诗人诗歌意识的机缘与借口。在诸如“田埂上  一头牛边吃着草边摇动着尾巴  它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显得那么忧伤  或许它的梦境里也有悲痛”（《断章：崭山村纪实》）“落日像苹果一样鲜红  我目睹了一切的黑暗/在腐朽火光闪烁中我学会忍受”（《最初的界城》）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雨田还是早年《听乌鸦悼念自己》中“我独坐在黑暗的尽头——倾听乌鸦的嘈杂的声音”的雨田，只不过由于对自然万物的关注，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物我相融无意识的承袭，让雨田在表述固有思想观念时，表现的更加饱满而自在。自然的诗意永远高于我们的想象和思想，但作为一位诗人或艺术家，如果仅限于对自然物象的沉迷和凝望而不赋予其个体的精神和意义，再辽阔壮美的自然，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创作中所需要抵达的自在之物。对于雨田而言，表达一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业已成熟的思想观念并以一种极其强烈的倾诉意识结构诗歌，滔滔不绝地以繁复纷杂的意象、先声夺人的气势表达他所领悟到的生命与精神幽暗存在，让雨田的诗歌始终呈现出一种岩石般的色彩与重量。尽管我强调《东南西北风》中雨田诗歌的“自然标识”，但在包括《献给自己的挽歌》《只有大海是他的归宿》《乌兰木伦湖》等诸多作品中，我们能够明确感受到的，还是雨田个体意识对自然物象的浸染与再造。甚至，雨田早年诗歌里经常闪现的诸如乌鸦、火焰、黑夜、落日等意象，因为自然物象的擦拭与锻造，也显现出更为确定的意味：“在雨后的时间河流  灵魂多么苍白/黑色的乌鸦无法和你融为一体”（《玉簪花》）。由于诗人自主意识介入，乌鸦、花朵、乱石等自然物象得以在诗歌中再生，成为有意味的自在之物；由于这些被诗歌本体赋予了特定意味的自然物象，诗人形而上的表述也具有了明晰生动的形而下意味，《东南西北风》里的一切“自然标识”，由此都成为雨田表达和言说的语词。同样，由于这些自然物象的频繁出现，也让雨田诗歌有了一个新的辨识度。

从“自然标识”理解雨田的诗歌，于我而言，只是一种解读方式，但对于诗人雨田而言，则标示着其创作方式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因此，作为一位读者和评论者，我期待雨田能够在自然万物照耀中开拓自己的诗歌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