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诗人、译者。出生于湖北农村，现居武汉，供职于某电信公司。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散见于各种相关期刊，结集出版诗集《逆行》。业余从事欧美文学翻译，出版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永恒的敌人》《无形之手》《希克梅特诗选》《另一种美》《猎人的一年》等。

1、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最早激发你写诗的灵感是什么？

从哪一年开始的？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最初迷恋的是小说，读和写。印象最深的是阅读《青春之歌》，里面引用了海涅的一首诗（当时语文课本里也有他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其中的情绪和感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反复玩味，直到可以背诵，家里也有一本海涅的《新诗集》，于是也读了，模仿着写过分行，应该不能算是写作，不过模仿的冲动是纯真的。那是1979年春。其时《天安门诗抄》影响很大，家里也有一本，我读后的认识是：诗歌应该有节奏、有韵律、有激情，再没有什么别的心得了。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在叔叔家里读了《诗刊》（那时是一个小开本）上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感觉写得好大胆，楼梯体排列也很新奇。我的兴趣主要是在小说阅读上，那个时期流行的小说抓到哪个读哪个。那是一个阅读资源非常贫乏的年代，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作为一个乡镇上不甘寂寞的孤独少年，甚至不知道自己就是现在所说的“文艺青年”，省吃俭用买杂志，就是为了看小说。两年后我进入县城读高中，高考压力挤兑了阅读时间，如果不是严重偏课（其实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应该去做题。但是，那个时候爱情偏偏发生了，我在课后的热情是钻研艾青的《诗选》，居然还有蒋光慈《哀中国》，甚至还手抄过大半本《飞鸟集》（因为没有全本）。要说写诗的灵感，答案已经很明显：阅读和恋爱。

2、请选择2—3位对你的诗歌创作最有影响的古今中外诗人或艺术家。

现在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北岛。他在去国前的诗，我都是反复阅读、抄录在笔记本上的，大多能够背出来，在诗艺上也做过认真的研究，一首一首地揣摩，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大约到1989年为止。期间还有两个诗人，波德莱尔和惠特曼享受过类似的“待遇”，不过限于阅读，各种翻译、各种版本，只要能搞到手，肯定认真对照阅读。他们都是对我的诗歌观念的形成发生过巨大作用的诗人，他们帮助我界定了“诗”是什么、“诗”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随着视野的逐渐打开，这个界定被无限放大，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判断也越来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今天，如果问我何为诗、何为非诗，我只能说，判断的标准存乎一心了。

3、请提供你自写作以来的10首代表作题目。

《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一个美国诗人的距离》《步行》《一个孩子》《如果我老了》《逆行》《绝句》《我不知道……》《我有》《履历》。

4、你写诗一挥而就，还是反复修改，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有，从前一挥而就比较多，现在反复修改比较多。

5、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职业是生活的一部分，职业跟我的诗歌写作没有什么关系。生活却是无处不在的，生活包括了诗歌，诗歌的理想状态似乎也应该可以处理生活的一切，但是，也不是说只要分行都是诗，这个是有区别的。诗歌一直是我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是唯一、从来不是全部。我也不太看得起把诗歌搞成“唯一”的人，也没有发现哪个这样搞的人，诗能好到哪里去。

6、你关注诗歌评论文章吗？你写诗歌评点、评论和研究文章吗？

对于诗歌评论文章，特别是诗歌理论、诗人研究、诗人自述，我一直是关注的，也动手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但不多，主要是应景。我也没有成为理论家或者评论家的爱好，只是对理论和评论有些兴趣，我的“求真意志”使然。

7、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

首先，就是写作者的“气质”吧，我们古人的说法叫性情、真性情，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就是俗话说的“不是那个料”，跟跳舞不是那个料、唱歌不是那个料是一样的道理。诗人气质不是所谓外向或者内向的问题，而是看他身上是否具有彻底、率真、不媚俗的果决与鲜明特点，缺少真性情，最多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匠人。其次，就是所谓才华吧，包括敏感性（也可以说是属于气质的部分）、语言能力、艺术表现力，这个有先天成分，但是主要靠习得。才华、才气、才能，诸葛亮那么聪明的人也说：“才须学也”。天才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其罕见。第三，我认为就是视野，包括阅历、人生体验、各方面所拥有的写作资源，这些基本规定了一个写作者的格局。“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什么？如果把“法”的对象、内容和范围理解得广泛一些，就是阅历、人生体验、各种写作资源。从诗到诗，大抵多是“二手的”，也许会使人成为一个技术上的小能手，终究是经不起时间淘洗的；成就一个诗人的，到底还是气血、实料，来不了半点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