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鹿坪手记》是王单单的新诗集。一本集子,主题统一,近一百首诗(其中还包括大型组诗),几乎都是写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这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文学主题,同时也关联着人类文明母题式的历史想象。从《诗经》里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无不指向一种生活富足、告别窘迫、民生安乐的永恒理想——这理想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同时也是情感的、审美的。因此,虽然花鹿坪很小,这本“手记”也不算太厚,但发生在花鹿坪的事情却不可谓不大、王单单的手记之情却不可谓不深。
诗歌要做的,便是要对这“事大情深”加以语言的转码、归化,以独具文学性的方式,把公共经验转化、吸纳为独创性的审美经验。在此一事上,王单单《花鹿坪手记》带给我的惊喜几乎是超出预期的。他不仅“写了”,而且“写得好”,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兑现了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在我看来,这本诗集最难得之处在于,诗人在此没有被大的主题挤压掉自己的形式,没有被大的欢呼完全同化了自己的嗓音。相反,他很好地实现了“大”与“小”的辩证,把大时代大题材具化为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小细节,把宏阔的历史想象浓缩为极具弹性的生活形象,从而实现了大与小的互为阐释、历史进程与民间日常的交互同一。
或者说得更简单一些:王单单写扶贫、写小康,没有将其作为概念来写、没有将其作为套路来想象,他是把抽象的、总体的、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活动,落地为具体的形象和动作。
例如,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山顶》一首:
因病致贫,长久困居在逼仄且被圈定的空间内勉强维生,这是吴太明的生活,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贫困”生态。他试图脱离这种境遇(“想去山坡上坐坐”)、但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实现(“有股力量在身后拽着他”),直到脱贫攻坚的实践展开(有驻村队员来“助推”),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吴太明来到了山顶上。他的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登高远望),同时驻村队员作为外力的介入,无疑也象征着其愿望在本质上的实现(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坐在山顶上的吴太明是一个风标般鲜明的形象,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光芒同时照拂在他的脸上。这已经写得很漂亮,但王单单并未到此收手,他还要甩出一对酝酿已久的“王炸”:诗的最后,吴太明在山顶望见了自己“天天挣扎的地方”,他发现了,他流泪了——在小卖部的旁边,竟然开放着桃花。
“桃花”,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意象。然而在这里,桃花已经不仅仅是“意象”、不再是庞德意义上理智与情感的瞬间结合,它是一个类似于人的“形象”,浓缩和固化了无数的语言、无数的行动、无数的故事——其内在容量无疑远超简单的所谓理智或情感的范畴。事实上,王单单本可以让吴太明望见一些更直接、更“扣题”的事物,例如望见整齐的田野、新起的安置房、街巷里奔忙的驻村扶贫干部……或者更抽象一些的,望见“希望”、望见“明天”。但王单单不。他一定要选取最独特、最精确、“容量”最大的那个词、那种形象。于是他找到了桃花——在这个最寻常的、最审美化的、最“属诗歌”的对象中,应然而理想的世界与实然而跋涉中的世界重叠了,我们看到了最为重大的时代关切,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无法多举。在我看来,通过形象来呈现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来为时代生活及其内在精神凝固塑形,是王单单惯用也善用的诗歌方式。而当静态的形象连缀起来、运动起来之后,形象就变成了动作。《花鹿坪手记》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动作,这些动作常常寓意深邃。例如长诗《花鹿坪手记》里的这样两节:
“按指纹”是动作,指纹用以辨识身份;“泥”的出现,造成了对原有动作的阻滞,然而恰恰由此,又更加准确地诠释了陈哑巴的身份、命运和辛劳生活。“写字”也是动作,这一反常动作与“砍草”这一常规动作间形成的微妙反差张力(瞬间的虔诚和安静),既丰满了脱贫中的农民形象、又无声地凸显了貌似不曾出场的重要角色——“脱贫攻坚”实践本身——的在场和介入。甚至,动作的落空(未能完成),同样能够产生独特效果。《冬至》一首中,贫困户领到了羊,紧接着便去买了刀子和酒。这当然是为“杀羊”这一动作(以及“吃肉”这一行为)所做的铺垫,或许在很多读者心中,这一动作已经被自动填补完成了;然而这一动作并未真正实施,“半个月后,我们入户遍访/经过他家门口/有人数了数,他的羊/一只没少。刀/插在棕树上/已经生锈”。羊没为了口腹之欲杀掉,他要长长久久地养、要把日子正正经经地过,该完成的动作恰因其未完成,才生动诠释了那句经常被提起的话“扶贫先扶志”。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单单对花鹿坪的“博物志”式的书写。诗人耐心而深情地呈现着花鹿坪生活的细枝末节和环境点滴(甚至书里专有一辑名为“花鹿坪风物谱”),诸如相映成趣的梨树和瓦房(《早春》)、墙缝鸟巢里长出的蛮健青草(《感恩》)、盈满记忆的村民旧居(《拆旧记》)……就像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那样,风景从不会“从无到有”,它被发现、被意识、进入审美视野的过程,本身便体现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而紧密关联着主体自身观照世界的方式乃至其意识形态潜意识。某种意义上,被纳入王单单“博物观照”视野的,还有花鹿坪的人。表格上那一个个人名,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是潦草的也是神圣的,如同大地上坚韧生长着的一切:
这是植物般的茂盛,是万千生灵骨子里的骄傲和神圣。在这背后,是时代、是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不容置疑的逻辑必然性。人民的生活,因而成为了诗人笔下最伟大、内涵最丰富的博物志。就像王单单在《中国民工》一诗中写到那样:
因而,他们是象征的、也是具体的;是日常的,也是史诗的;是花鹿坪的,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他们每个人,都在和贫穷搏斗/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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