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杰

参照物

周末的鸟鸣没有休息

周末的狗吠没打预防针

周末的电锯爬上高楼

它们每天跟我抢一条路

还沿着我的脚印，分毫不差地走进去

你们是声音，没有脚

为何如此翻越，不显疲惫

如果我没有脚，就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

想想这辈子记不起的事、看不见的人

一天一天地，把自己坐成一道伤疤

就是坐成：

冬天里的树阴，夜半的恶犬

也不会挪一下

那时，我没有了脚印

鸟鸣还是没有休息

狗吠仍旧没打预防针

只有电锯，生锈了

五金店还没开门

木匠正坐在摩托车上打电话

那时，我养了一只鸟与一只狗

但不方便开五金店

我就守着这些声音与我一起

听窗外一切声音

顺从

那天，母亲戴着老花镜做沙发套

老旧的缝纫机飞快地运送着细细的丝线

线轴不停地旋转，如果线圈也是人

她会伤心地叫喊命运的不公

还是像现在这样，冷静地顺从？

母亲一会儿挑一下针脚，一会儿

去沙发量尺寸，老花镜有些累了

但都以为，它下垂

是鼻子的事

这时午后的阳光慢慢爬了进来

她额头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像是时间对她的围堵

光在她身上不断变换姿势

这些天上之物，遵循着

“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古老约定

好像那个挑起一担稻谷就走

背起一摞秸秆回家，挑灯打草包

凌晨给蘑菇浇水的母亲

正在给我缝着补丁与丢失的纽扣

然后用粗糙的手摸了我一下

嘴角的黎明之光，微微翘起后

她的白发穿透夜色，来到我眼前

——好像没几日的事

索取

给阳台上的花浇水、施肥

有的换些营养土，暂时让它的根

见一见太阳。我不想把根须

比作我们的经脉

被子拿出来晒晒吧

但必须小心翼翼地摊开

减少褶皱，让更多阴影知道

它现在不用靠自己保护温暖

而是晾衣架在保护它

取得温暖。我不想把不锈钢晾衣架

比作我们的骨骼

我可以坐在阳光里看影子了

最初我对影子的想法不分大小、长短

都显得有些孤独，后来

我想到了自己，好像也很孤独

甚至厌倦，连眼皮都想

到彼岸说话

我想我应该推翻之前的想法

影子就是出来陪自己的

但我不想把物体与影子

比作我们与亲人

我要去父母家吃饭了

儿子还在换衣服，但我不想催他

像母亲，也没催我

我们的温暖

裹紧衣领时，会想起狗狗躺在我身上时的温暖

两种不同的体温

彼此依存，是一个白日

最贴心的爱护，而在暗夜

我也能感受到衣物时不时蠕动

为我孤单的温度，找个伴

嗯，我们安静地

听另一个自己，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吧

爱过的与爱着的

有没有看见过，乌鸦跟在喜鹊后面

使劲地飞，不停地飞

树林、河流、屋顶都不能阻止

像一场有关生死或者荣誉的比赛

谁都不愿输，又像是一个追着命运

一个极力摆脱命运

那时，我就是被父亲这样追着

手里拿着木棍，没有一个跟头能够阻止我

裤子摔破了、衣服掉了扣子

不管，爬起来就跑

少年正当时，奔跑何所惧

而父亲，有时扶墙喘息，有时撑腿

恶狠狠地盯着我的方向

他屁股上的补丁像一枚落日

已照不见我的身影

不知多久，我在稻草垛洞里隐隐听到

他与母亲的叫喊声……

现在，我不时催问他们药吃完没

无论多忙，去市里配药只是一脚油门的事

他们只是不住地点头

像是被命运摁住头而被迫答应

灯光里的人

1

在灯光里的人，不觉得暗夜悄无声息地

进入体内，编一个梦境

来诱惑躯体，难怪总有离奇的事

放任在我们的意识之外

不能做局外人呀

小心打翻了黑黑的疲倦

而污了众神的泰然

2

好像神已经可以无处不在了

在没有灯光之时更甚

又惧怕没有灯光，似乎

暗夜里的灯火，就是我们的正反面

静下心，那片光

就不会是纸糊的，更不会

用一种表情看着我们，看得我们

也成纸糊的

（“头条诗人”总第354期，内容选自《诗刊》2020年第9期）

掌控诗歌抒情与叙事语言的平衡点（正方）

董喜阳

诚然，爱和语言构成了诗。优秀的诗基本立足于诗人情感的容量和掌控语言的能力，并通过语言彰显出诗人的内在呼吸和命格。我们通过诗语言来捕捉文字的寓意和内在的讯息，诗人的抒情手段和叙述节奏致使诗人和诗之间持有一种亲密的对话关系，即诗人的内心生活。夏杰的组诗《爱过的与爱着的》便印证了这一判断和观点。他文本的构建致力于一个制约点或是平衡点，呈现出冷静而节制的抒情、缓慢而幽秘的叙事特征。抒情和叙事两种形态在诗中自由切换，完成内在的衍化。

《参照物》一诗从鸟鸣开始到声音结束，抒情和叙事分别代表明暗两线，这种诗的并联使得原本庸常、琐碎的境况在叙事中泅渡到了彼岸。鸟鸣、狗吠、电锯、声音、道路、五金店……朴素、简约的意象是时间纵深与空间敞开的一次充分演练，他摄取日常细小，甚至破碎的客观物像入诗，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精雕细琢，摘选得当。虚与实相互映射，叙事与抒情相互容纳、相互生成， 在相互附着的辩证关联的经验性写作中抵达诗的城堡，并试图通过每一句诗推开一扇幽闭的城门。“周末的鸟鸣没有休息”“你们是声音，没有脚”等这样看似简单的隐喻和呈现方式，令人在阅读中不自觉随着其抒写情绪而动，不自觉地去介入其诗中觉醒的谱系，那些“响亮的抑或是吵闹的色彩”既是诗人冷却的见解，也是他人道主义关怀的某种扬弃。

奥登曾说：“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诗人， 他首先是一个热爱语言的人。”奥登把这一标准作为衡量一个创作者是否具有诗人潜能的标准。比如夏杰的诗《顺从》，写母亲的生存现实和劳作图景。他的诗句“冷静的顺从”或许就是他的审美志趣——冷静的顺从和紧张的对抗。你能轻松地在其诗中感受到一种沉稳而内省的力量，奇崛却丰盈的辩护美学。“她的白发穿透夜色，来到我眼前—— 好像没几日的事”，这是对生活的辩护和纠正，抵牾成一种生存道德的热忱。他的诗经常是多种语言艺术的穿插和俯冲，自然婉转的叙述，温暖湿润的抒情。好像是带有剧情结构的分镜头、小脚本，乃至戏剧性的交响与融合，引导你的审美节奏，带你通过写作建立一种秩序。比如《索取》《我们的温暖》等作品，夏杰都在通过叙事、抒情的有效融合来绑定所有事物的关联，建立起一种理性的呈现和表达方式。

当然，叙事语言和抒情语言在诗中的运用需要掌控诗歌维度的平衡点，但却不是一个固定值，而似乎更接近动态值。优秀的诗人应该不断扩展诗意的探索半径，在有效的搜索范围内确定诗的磁场。《爱过的与爱着的》一诗以小博大，勾勒了两代人的命运， 相互续接又相互背离。夏杰的诗中有一种见证功能，可能是生存的符号，也可能是记忆的残片。它是回应世界的温柔的力量，“有没有看见过，乌鸦跟在喜鹊后面/ 使劲地飞， 不停地飞”，险峻的语言通常也具有缓冲的功能，既突兀执拗又顺势横生，迫于情绪与直觉的作用制造成诗的转调，形成内在的无限张力。这种朴素的神谕的界定取决于对语言的依赖。夏杰文本的多重认知是叠加的， 拥有着自我循环的内在能量，并时常表现出暗涌着一个“节制的自我”。

《灯光里的人》一诗先是营造一种寂静的氛围，同时在缓慢叙述中氤氲着辩证诗学。以“好像神已经可以无处不在了/ 在没有灯光之时更甚”这样的诗语言向诗神捧出冒着热气的石头，其诗侧重于灵性写作和智性写作的延伸，逐渐向神性摸索，不断地矫正、内省。夏杰的诗摒弃华丽的语言和过分的修饰，很多诗人的写作都是失败于过度复杂的表现，他们总想表达极其特殊的个人体验和情绪，他想表达得很现代，很摩登，很有贵族气，往往却流于俗气。新时代的诗歌写作面临着巨大的素养挑战和道德约束，太熟即太俗。诗重在表达，而后是抵达。探究诗核的道路多，方式更多。我们无法判定哪一种是成功或是失败的经验，被大众阅读和被时间接受，或是解说于时间概念都是诗以一种不同于“创造者”的存在。理想与秩序的创建，价值与品质的维护，需要诗以时代的标杆来衡量。

夏杰的诗拥有寂静、缓慢、沉稳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宽广的，也是持续的。我想他应该是一位内敛、坚韧的写作者，诗人在连接传统抒情与现代叙事，单一线路与多重轨道， 个体生命感受与普遍认知方面做出了自我回应。当然他的这种努力需要抗拒和规避雷同性，即抒情风格的同质性、公共经验的类比化，以及重复意象、情感基调的扁平化。诗歌艺术的创作风格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莱辛说：写作总是在寻找一种固定的“腔调”， 夏杰的诗歌写作表现出了强大的再生能力和精神欲望，我在其诗中读到了一种“野心”。他在诗歌的程序中输入自己的特殊指令，摆脱习惯性抒写机制的设立，在“公共性”中持守“私有性”，恪守独创性的诗本位。他在重新构建自我诗语言的同时，也在词语中得到救赎与重生。

语言的混乱与艺术创新的缺失（反方）

熊辉

在网络媒介发达的时代，夏杰与我素未谋面，也没建立起其他任何联系，因此读他的诗可以很自然地避开英美新批评所谓的“意图谬误”。夏杰是 70 后诗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已出版个人诗集《尘埃之想》《静静地述说》和《恩泽》等，在彰显 70 后诗人创作实绩的同时，其创作中的症候也折射出当下诗歌的不足。

中国诗论向来讲究“诗无达诂”和“知人论世”，印象式批评成为诗歌解读的主潮； 而西方诗论的重心总是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之间滑动。俄国形式主义追求“文学性”与新批评追求“语义分析”等，均将诗歌批评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前者看重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后者看重语言的悖论、反讽和张力。夏杰的诗歌在语言上似乎很难构成研究的话题，倒是从字面上给读者带来负面冲击。如《参照物》的第一节，诗人在本该好好休息的周末被“鸟鸣”“狗吠”和“电锯”声困扰，觉得各种噪声“分毫不差”地紧跟着他，但他却说是“分毫不差地走进去”。走进哪里？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诗行，是走进诗人居住的大楼，走进他的耳朵，还是走进他莫名烦躁的内心？紧接着，诗人在前面用第三人称“它们”统称的噪音瞬间被第二人称“你们”取代，虽说有把客观描写转化为主观对话的功效，但字面和阅读上的突兀感还是让情绪抒发的流畅性被迫中断。同时， 诗人感觉到的“噪声”包括自然的鸟叫和狗吠，也包括人为装修引发的电锯声，将他们搅合在一起，未免模糊了噪音的含义。

黑格尔在《美学》中将诗歌视为最高的艺术，因为它没有物质媒介而只剩下精神媒介；中国人将诗歌喻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均在突出诗歌的艺术性特质。由此而论，诗歌创作不只是在表达感情，更是在塑造一件艺术品，对其语言和形式尤当别具“匠心”。夏杰的有些诗歌缺乏必要的修炼，诗歌的表现艺术不够自然和纯粹，有些地方带有明显的雕琢气息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痕迹。比如《顺从》这首诗的第一节，诗人生硬地将母亲操作缝纫机时使用的“线圈”与命运拉扯到一起，认为线圈通过针孔缝补布料是对命运的“顺从”。诗歌语言强调“陌生化”和超叙事语言机制的非常规组合，这样易于增强张力和情思的跳跃，但此处诗人的情感链接未免牵强，母亲的劳动和缝纫机的运转本是一幅和谐而温馨的画面，缘何将之与“命运的不公”联系起来？又比如《参照物》这首诗展示了诗人复杂的心绪嬗变过程：从被外界纷扰到渴望安静地拥有内心世界，从拒绝人为的干扰到处事不惊地坐看人事风云的变幻，这是一种心灵的修行和看透世事后的平和。但诗人把如此沉重的生命哲思维系在几种“噪声”上，未免有些局促和单薄，这也导致整首诗的后半部分显得有些轻飘，让人琢磨不透而又简单无味。

兰色姆认为“诗歌是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很多诗人在看似芜杂的语言表达中实现了作品的有机整合，从而创作出令人折服的诗篇。但夏杰的诗歌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所谓的“悖论”和“反讽”，而是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内部因此显得碎裂而又零散。《爱过的与爱着的》这首诗读起来让人眼眶潮润，年幼时的执拗与父亲严格的管教伴随着浓浓的爱意，一生中都不曾放弃的命运是父母精神的高度， 依靠药物维持的生命是父母年迈的无奈， 人活着的悲剧意识跃然纸上。这首诗通过个体生命的生存轨迹展示了亲情的延续， 揭示了命运的残酷和人试图摆脱宿命安排的挣扎，是一首深刻的生活和生命之诗。但整首诗在体例和风格上极不协调：第一节通过“乌鸦跟在喜鹊后面”不停飞翔追赶的具象，升华出抽象的命运哲理；但第二节和第三节带有明显的叙事特征，是诗人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最后一节则是日常化的口语写作。第一节建构的是普遍性的时空观念；第二节建构的是过去的儿童生活空间；第三节建构的是当下被现实挤压的生存空间。三种不同的表现风格糅合在一起，组成的时间和空间也是错综复杂， 很难统一在某首抒情短诗中。整体而言，《爱过的与爱着的》在内容上看似饱含着深情，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实则杂乱且零碎。

夏杰诗歌的不足实际上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诸多症候。很多诗人追求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但诗歌精神和情感在寻求个性化时应该屏除个人化，因为任何艺术形式和情感体验只有突破“小我”的拘囿并上升到普遍的高度，才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才能在更宽泛的感情层面上引起共鸣。个人化写作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的任意妄为，它是指诗人的情感体验超越了现实的物质束缚后达到的一种自如的写作境界，而诗人则必须受到情感表达、叙述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诸多艺术元素的制约。当前新诗创作难掩众声喧哗背后的平淡， 亦即缺乏有个性的艺术探索和有锋芒的艺术创新，诗人们在相互模仿中消费着有限的艺术经验和思想资源。夏杰诗歌的哲理性、语言和结构的碎片化等，均与诗坛的大气候相应，缺乏真正的艺术创新性。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认为，“后来者”诗人只有摒弃前辈诗人的做法，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创作，才能获得进入诗歌历史的契机；倘若一开始就是在前辈诗人的阴影下创作，那他绝不能打败曾经的强者而被诗歌历史所记住。“无视传统”是诗人成为强者诗人的策略，真正的强者诗人不会似普通读者那样去认真理解前驱诗人的观点和意图，也难以去阅读在他们看来不值一提的前驱诗人的作品，他们自己就是一首读不完的诗。

当然，瑕不掩瑜，前面所述未免有些吹毛求疵，夏杰诗歌创作中大量优秀的篇章早已赢得读者的认同，我们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